潘斌著《礼记学术史》出版暨绪论、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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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斌著《礼记学术史》出版暨绪论、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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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rujiazg.com/article/28272

《礼记学术史》一书由西南财经大学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潘斌所著，近日由济南出版社出版。该书系统梳理了《礼记》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学术研究历程，揭示了《礼记》学术史的发展脉络及其与时代思潮的互动关系。

作者简介

潘斌，四川省通江县人，先后就读于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获历史学（专门史·中国经学史方向）博士学位。西南财经大学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礼学、礼俗、民俗文献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台湾“中央研究院”、美国波士顿大学访问学者。独立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多项。已出版《宋代〈礼记〉学研究》《宋代“三礼”诠释研究》《清代“三礼”诠释研究》《清代礼学思想研究》《〈礼记〉学术史》《二十世纪中国三礼学史》《经学释要》等专著多部。主编教材《中国传统文化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2024年修订版）。

内容简介

《礼记学术史》是一部关于《礼记》的学术研究史。《礼记》是儒家“十三经”之一，其所蕴含的礼学思想对中国的思想文化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也对中国礼仪风范的形成也产生了重大作用。本丛书根据《礼记》传承的具体情况，按时代顺序分立章节，对元典研究史、阐释史进行梳理和评断。在按照历史顺序安排章节之前，有专门的章节揭示《礼记》的基本面貌，包括《礼记》的作者、成书年代、版本及流传情况，以及《礼记》的思想内涵，阐述其内容和思想价值，在保证其学术性的同时，满足了大众可读性的要求。

绪论

“礼”是中国古代社会的表征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从先秦到清代，礼一直是中国古代社会共同体所追求的理想社会的理论框架和价值标准，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一种以礼的范式而存在的文化。钱穆先生曾说：“中国文化的核心是礼。在西方语言中没有‘礼’的同义词。它是整个中国人世界里一切习俗行为的准则，标志着中国的特殊性。正因为西语中没有‘礼’这个概念，西方只是用风俗之差异来区分文化，似乎文化只是影响其所及地区各种风俗习惯的总和。”在儒家学说中，“礼”既是社会政治理想，又是伦理道德规范。它通过对人们思想行为的引导、制约和规范来维护社会的安定和发展。要认识中国古代社会和中华民族精神，研究礼学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礼”这个概念或范畴可从六个层次来理解：一是“礼典”，即记载礼仪和礼义的典籍，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三礼”（《周礼》《仪礼》和《礼记》）；二是“礼物”，即行礼过程中所需的器、物；三是“礼仪”，即礼的仪式和程序，这些程序十分复杂，内容极多；四是“礼制”，即根据礼的核心要义而制定的一些制度；五是“礼义”，即礼所蕴含的深层蕴义；六是“礼俗”，即在礼的影响下形成的百姓日常生活中的风俗和习惯。在“礼”的六个层次中，“礼典”是核心和基础，特别是《周礼》《仪礼》和《礼记》三部礼经所记载礼仪和礼义，成为古往今来中国人构建学术思想体系、修养身心、经世致用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

“三礼”是《周礼》《仪礼》和《礼记》三部古典文献的统称，属于儒家“十三经”，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周礼》又名《周官》《周官经》，是“十三经”中唯一一部详言班朝治军、设官分职之书；《仪礼》是一部记载古代贵族生活中之冠、昏、丧、祭、乡、射、朝、聘等各种礼仪的书；《礼记》是一部先秦到秦汉时期礼学资料的汇编，共四十九篇，篇目编次没有义例，各篇内容博杂，有的是对《仪礼》部分内容所做之诠释，有的是对孔子及其弟子言行之记录，还有的是对礼学所作的通论。“三礼”之中，《礼记》与记载各种礼仪的《仪礼》关系较近，而与言官制的《周礼》关系较远。在中国古代，《仪礼》又被称作“礼经”，此所谓“经”，是相对于《礼记》的“记”而言。“经”是根本，而“记”是因为“经”才出现的，因此“记”是“经”的“附庸”，从这个角度而言，《仪礼》的重要性当在《礼记》之上。中国古代不少人都是持这种观点。比如朱熹说：“《仪礼》，礼之根本，而《礼记》乃其枝叶。《礼记》乃秦汉上下诸儒解释《仪礼》之书，又有他说附益于其间。”“学礼，先看《仪礼》。《仪礼》是全书，其他皆是讲说。……《儒行》《乐记》非圣人之书，乃战国贤士为之。”朱熹强调《仪礼》比《礼记》重要，是受“经”与“记”关系学说的影响。与朱熹之说不同，清人焦循认为《礼记》的地位当在“三礼”之首，他说：“以余论之，《周官》《仪礼》，一代之书也；《礼记》，万世之书也。必先明乎《礼记》，而后可学《周官》《仪礼》。《记》之言曰‘礼以时为大’，此一言也以蔽千万世制礼之法可矣。《周官》《仪礼》固作于圣人，乃亦惟周之时用之。”“三礼”之中，焦循认为《礼记》最为重要，《礼记》是“万世之书”，而《周礼》《仪礼》是“一代之书”，其理由，是《礼记》所涵之义理适用于各代，而《周礼》《仪礼》所记之名物制度“惟周之时用之”。虽然焦循之说未免片面，但是从礼义的角度来看，《礼记》所具有的优先性和重要性是不容质疑的。

虽然《礼记》成书比《周礼》《仪礼》要晚，但是从其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来看，一点也不比《周礼》《仪礼》逊色。汉代以来的学术思潮形成过程中，《礼记》从来都不会缺席。比如汉代的今古文之争，经学大师马融、卢植、郑玄等皆有关于《礼记》今文或古文的辨析。曹魏时期的“郑王之争”，王肃驳郑玄时所倚靠的重要经典就是《礼记》。南北朝时期，受佛教的影响，义疏之学盛行，皇侃、熊安生等人的《礼记》疏成为此时期义疏之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唐代孔颖达修纂《五经正义》时，取《礼记》而弃《周礼》和《仪礼》，《礼记》由《仪礼》的“附庸”一跃而为“大国”。宋代义理之学大兴，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胡宏等人在构建天道性命之学时，《大学》的“格物致知”，《中庸》“性”、“命”、“诚”、“中和”，《乐记》的“天理”、“人欲”，成为宋明理学最重要的概念和理论来源。清代乾嘉考据学盛行之时，江永、杭世骏、孙希旦等人或考证《礼记》所记之名物，或辨析《礼记》之体例，或汇集《礼记》之经说，将清代的经学考据之学推向顶峰；晚清今文学跃上历史舞台，廖平、皮锡瑞等人以《礼记》中的《王制》为今文之大宗，以《周礼》为古文之大宗，从而形成“平分今古”之说；晚清政治家康有为藉《大学》《中庸》之诠释，或为维新变法提供理论依据，或为表白心境提供思想资源。在清代前期“中西礼仪之争”中，不少有儒学修养的天主教徒以《礼记》所记祭礼之义为据融通儒耶，成就了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当代学者从事出土文献研究时，发现郭店简、上博简与《礼记》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出土文献与《礼记》互证遂成为现代学界的热门话题。由此可见，虽然《礼记》不一定是每个时代学术思潮中的主角，但一定是十分重要的参与者。

我们有理由相信，《礼记》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影响力的形成和地位的奠定，一定有其自身的和外在的原因。从《礼记》本身的角度来看，其对礼的意义的阐释，以及所提出的理想社会蓝图，反映的是早期中国人的人生理想、社会理想以及社会治理观念，而这些理想和观念对于汉代以来国家的治理、社会秩序的规范、理想人格的培养，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当然，《礼记》本身所蕴含的哲学观念、社会思想的产生绝非偶然，其是远古以来中华民族逐渐形成的重视血缘亲情、宗法伦理、尚中贵和的民族性格的产物。当《礼记》提出成体系的哲学观念和社会思想之后，又反过来影响和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性格。因此，从发生的角度探讨《礼记》的思想，并考察其与早期中国思想文化的关系，是中国思想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此外，《礼记》所强调的礼仪风范和蕴含的礼乐精神之所以能渗透进中国的民族精神和民族心理，得益于历代学者对《礼记》不断的诠释。《礼记》章法谨严，语言整饬而多变、雅洁明畅，受到历代学人的青睐。他们为《礼记》作注作疏，使《礼记》的诠释成为一门学问——《礼记》学。不同时代学人的《礼记》诠释与他们所处时代学术思潮（比如汉代的今古文之争、谶纬学，魏晋时代的郑王之争，南北朝时期的义疏之学，宋明理学，清代的考据，晚清的今古文之争，等等）之间有何关系？不同时代学人的《礼记》诠释有何异同（比如汉唐学人与宋元明学人的《礼记》诠释的路径有何异同；清代中前期与晚清的《礼记》诠释有何异同）？历代学人的《礼记》诠释与其他经典诠释之间有何关系（比如历代的《礼记》诠释与《易》《书》《诗《礼》《春秋》的诠释有何异同）？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深入研究中国《礼记》学术史。

后记

《礼记学术史》是河南大学李振宏先生主编的《中华元典学术史丛书》之一种。蒙李先生的信任，《〈礼记〉学术史》由我承担撰写工作。由于我曾撰写并出版过《宋代〈礼记〉学研究》《宋代“三礼”诠释研究》《清代“三礼”诠释研究》《二十世纪中国三礼学史》等书，所以对中国《礼记》学术史有初步的研究。当李先生约我参加撰写工作时，我便欣然应承下来。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汉唐时期的《礼记》学”部分的提纲是由我与我的师弟刘延超博士商讨后提出来的。这部分的初稿由刘博士完成，最后由我修改完善。

限于作者水平，本书一定还有很多疏失，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