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包里的乾坤：从传统压岁钱到电子红包的演变

红包里的乾坤：从传统压岁钱到电子红包的演变

春节是华人传统节日中最重要的一个，红包作为春节的重要习俗，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历史意义。从古代的压岁钱到现代的电子红包，这一传统习俗经历了怎样的演变？它又蕴含着哪些深刻的文化寓意？本文将为您详细解读红包的历史渊源、文化内涵以及在现代社会中的变迁。

红包的起源

对于红包的起源，学术界存在不同观点。有学者认为它始于宋代，也有学者追溯至汉代，因为汉代的钱币上刻有“万岁”、“驱邪”等吉祥字样，或者铸有龙、龟等祥瑞图案，可以视作护身符。但这些说法都难以直接与作为礼物的红包联系起来。

较为有力的证据来自美国传教士卢公明（Justus Doolittle，1824-1880）的著作《中国人的社会生活》（1865）。书中描述了一种特殊的民间风俗：先用红绳系上铜币，然后由各家各户的男主人向家中仆人、孩子、侄子、侄女等逐一发放。在这里，红绳象征喜悦，作用与现今的红包无异，人们依然喜欢将所得的“压岁钱”（“利是钱”）花在糖果或甜肉上。虽然卢氏没有详细描述红包赠送的仪式，但这种习俗在中文儿童读物中仍有呈现：孩子们在收取红包前，会向面露微笑的父母/祖父母磕头。近年来，这一仪式已大大简化，改为微微鞠躬即可。

红包的寓意

作为中华文化符号的红包礼仪源远流长。磕头（就算是鞠躬），代表了孩子对父母的孝顺与服从，而红包及挂在父母/祖父母脸上的浅笑，则象征着慈爱与仁爱；这正是人伦，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双方之间的礼尚往来，又凸显了情感的存在。更重要的是，在红包赠送的那一刻，送礼者和受礼者四目相对、双手相交，展现出一种跨世代的亲密接触与联系。因此，红包通常是不能归还的。至于反馈，往往要等到孩子有了自己的下一代时才会进行，如此循环往复。

在某种意义上说，红包的金额本应是次要的。首先，红包蕴含着好运、健康、和谐等美好愿望，这才是最重要的。其次，受礼者对红包的处置方式也各不相同，有人会将其保留几个月，甚至留作特定用途（例如将其放在钱包里，以保四季平安）。更重要的是，红包象征着由父母赐予的生命礼物——一份薪火相传的礼物。

很可惜，当代社会金钱至上，红包本身的意涵开始变得薄弱，这可从报章上不乏有人建议红包金额的举措可见一斑。

红包的风行

由于世代相传，红包风行海内外的华人社区，早已跨越了一家一姓的范围。汉学家安乐哲（Roger Ames）说过：仪式的践行，始于对家族的一种仪式化奉献，其后再以个体角色与人际关系神圣化的方式扩展到社区之中。红包的风行因而也象征着社会和谐——儒家的另一个核心价值。和谐观目前在中国大陆得到复兴，通过赠送红包，可以帮助巩固家庭、社区关系，打造文化归属感，这也就是为什么春节期间，红包会被广泛赠送，而且这跟在婚礼、生日派对上的馈赠，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红包的锐变

微信红包的面世，在两个不同却相关的方向上改写了红包原来的意义：红包经济化与红包个体化。一般来说，把金钱管理与过年习俗捆绑在一起，对大家来说，并不新奇。例如有雇主喜欢在家庭保姆完假后才给她们发红包，以示鼓励……但微信红包比此走得更远。例如2015年的春晚，央视居然向8亿人的观众，分发了一共3600万个红包。于是，礼物与商业、传统与经济之间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而且电子红包稍纵即逝，那也意味着红包钱立马就被“回收”到收款人的银行账户之中。如此一来，红包的“魔力”也可以很快就消失了，尤其是对那些没有银行账户而无法把红包紧握手里的孩子们来说，更是如此。至于触指可发的红包赠送设置，更允许使用者在任何场合（例如请求帮忙）进行发送，难怪“微信之父”张小龙也注意到收发红包已经成为一种纯粹的货币交易，所以只能利用添加表情包、拍摄短视频等方法来应付这个问题。

上面出现的种种情况，使得红包本身的仪式感被众多的个体化操作所取代，因为当人们不再按照固有传统在家庭或群体里面才发放红包，并同时送上至诚的祝福，而是换上了自己一个人在电子媒体上发放信息，发送自己喜欢的表情包、自拍视频……那么，传统儒家的孝道与仁爱，就容易被个人的主观愿望所取代，或者是被“游戏化”的红包所取代。

当然，电子红包可以无远弗届，使全球化的大家族、朋友圈能够适时发放红包，传达来自远方的心意或爱意。至于人们可以随意在家人、同事、朋友之间发放电子红包，这种崭新的做法也有助加强团体的凝聚力。与此同时，电子红包的发放，也明显地偏离了传统红包的礼仪轨迹并失去了其中一些的特殊内容与意义——这也许就是香港社区和马来西亚华人仍然倾向于使用实体红包的原因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