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附郭县地名文化遗存 ——以广东南海、番禺为例
浅谈附郭县地名文化遗存 ——以广东南海、番禺为例
附郭县是中国古代行政区划制度中一个独特的现象，指统县政区和高层政区治所所在的县。这种制度自秦朝推行郡县制以来延续了两千多年，留下了丰富的地名文化遗存。本文以广东南海、番禺两县为例，探讨附郭县制度下的地名文化特征，展现了这一制度对地方历史文化的重要影响。
自秦朝推行郡县制以来，县以及统县政区成为中华两千多年行政区划史中重要的单元。附郭县（又称“倚郭县”）是指统县政区和高层政区治所所在的县，即县城除设有本县的治所以外，同时还设有上级政区的治所。统县政区管辖一县至十数县不等，不同朝代对其叫法不一，比如秦汉时称为“郡”，隋唐以后有“路”“府”“州”等，至明清则多称“府”“直隶州”。历朝历代的统县政区都设置于交通便利、人口集中、赋税繁重的县城中。若统县政区或高层政区的治所跨越两个县的县域（一治两县），这两个县就构成一对“双附郭县”，历史最悠久的双附郭县始于北周的长安城下辖长安、万年两县。还有“三附郭县”，清代雍正二年（1724）苏州府析长洲县置元和县，苏州府城出现吴县、长洲县、元和县三县附郭。
学者赵逸才以十六部正史地理志的标准年代和各历史时期置县地域为线索，大致复原历代附郭县的数量变化：秦代为37个（前221），辽、北宋时期为429个（1111），明代为156个（1582），清代为201个（1911），彼时全国仍有19对双附郭县和1组三附郭县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政府陆续在全国各地设立城市，附郭县体制逐步解体。由于附郭县制度存在并延续了两千余年，而且凡附郭之处均为都城、省城、府城等政治文化中心，因此留下了丰富的地名文化，对于后世了解行政区划变迁以及地方历史文化有重要意义。本文尝试以广东的南海、番禺二县为例，探寻附郭县的地名文化遗存。
广州、南海和番禺这三个地名及其所指范围的变化，几乎就是一部浓缩的珠江三角洲行政区划变迁史，如今珠江三角洲大部分市县都是从南海县和番禺县的“母体”析出。南海作为一个行政区划地名出现于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在岭南设“南海郡”，南海郡辖境东南濒海，西到今广西贺州，北连南岭，包含了今广东省大部分，辖番禺、龙川、博罗、四会4县，而番禺则为南海郡治，及后秦将任嚣建番禺城（今广州仓边路一带），广州自始建城。作为政区地名的“广州”则要到公元226年才出现，据《广州府志》记载“吴黄武五年改置广州，此广州之名所由昉也”彼时孙权把原大交州分为交州和广州二郡。隋朝开皇十年（590）设立南海县（一说为南朝梁大同年间，即535—545年），县治附郭广州城，直至元朝至正年间番禺县治广州东城，自此南海、番禺二县成为广州的双附郭县（图1），城中两县分界线大致沿着如今广州市解放北路，附郭的历史直至中华民国元年废除府制才结束。由于广州城一直是岭南地区政治文化中心，并长期由南海、番禺二县分治，两县也成为了岭南地当要冲、事务繁重之地，即便是附郭作古百年，但其地名文化遗存仍在讲述着粤东首府两大县的故事。
一、山川形胜记录附郭历史
地形地貌是地名最重要的来源，就如本文重点讨论的广州、南海和番禺三个地名，三者“身世之谜”都可直接从山川中寻找答案。随着千年沧海桑田、行政区划变迁，南海已经没有“海”，“番”“禺”不在番禺，广州也不及从前“广”，但是这些地名记录了附郭县山川相连、同根同源。番禺得名之缘由说法不一，较为普遍的是“二山”之说，相传番禺县老县城（现广州老城区东部）附近有番山和禺山，位于广州老城中轴线附近，《后汉书·地理志》、唐《元和郡县志》及《初学记》等古籍均有记载。二山曾是辽阔珠江边上重要形胜，但因地处繁华闹市，随着城市拓展逐步将其削平而不见踪迹，番禺也在过去百年疯狂“瘦身”，原来的上番禺变成了如今广州市白云区、天河区、黄埔区、海珠区等地（图2），致使番禺从此与番山、禺山故地相距数十里，只留下了番山亭（图3）和旧羊城八景的“孤兀禺山”盛名供后人遐想。而同为清代羊城八景的“西樵云瀑”，远在羊城80里外的西樵山（今属佛山市南海区），当年也凭借附郭县南海的身份得以跻身羊城八景。
二、县治搬迁及地名遗存
设县必先划县界、定治所，县治乃一县之中心，也是县域地名文化的重要标志。附郭县的县治与上级政区的治所同属一城，在古代城乡合一的格局之下，城墙之内主要是各级官府衙门和官办文化设施，象征帝国的政治和文化权力，城墙以外广大的乡村地区主要承担农业生产功能，其间还星罗棋布地形成了农产品、手工产品的交易聚集地——工商市镇。城是权力的象征，是维护权力的工具，费孝通认为：“‘城’字的最初的含义是作为防御工事的‘城墙’，其主要功能是保卫政治中心······在皇权代表的驻扎地点必然有一个保卫设施的城，每一个县在作为皇帝代表的知县住的地方要有一个城。”鲁西奇也持类似的观点，“中国古代城市的任务首先是要进行统治······大大小小的城市就是作为不同层级的中心地，共同组成一个庞大的控制网络；帝国政府通过这一控制网络，实现对各地区的统治”在明清时期的广州府地区，广州城是省城、府城和南海县城、番禺县城，而周边则有佛山、陈村、石湾等商贸集镇以及广袤的乡村地区。直至民国建立，废除府制，探索现代城市建设，各省首选就是省城、府城这些政治文化中心，县作为农耕文明下政治制度的产物也逐渐被排除出城市建制。民国政府设立广州市致使附郭千年之久的南海、番禺两大县把老县城析出，县治搬离广州城，随着百年风云变幻开始了一场“流浪”。南海县治先后迁至佛山、西樵官山、西岸等数地，最终于1985年才在平洲开辟新县城，取名“桂城”。番禺县政府则于1933年迁往新造，最终于1945年迁往市桥。如今广州越秀区六榕街道旧南海县社区就因原南海县衙门旧址（图4）而得名，而在天河区则有“禺东西路”，“禺东”就是以老城区番禺县治之东边而定位，现在的白云区就是旧时的禺北，白云区江高镇还保留有“禺北民众抗日纪念亭”。县治虽然搬离了老县城，但地名却记录下了南海、番禺两个千年古县附郭广州城的历史。
三、文教串联城与乡
附郭县的长期存在与古代的城乡合治体制密不可分。赵逸才指出：“统县政区一般只管理所辖县级政区的钱粮赋税、司法治安、教育考试等政务，本身并无直接管理的实土，因此其治所设在某个或多个县级政区的行政区域内。”在这种体制之下，不能清晰分解的城市和农村，更谈不上明确的城乡关系。桑兵认为：“旧时在观念上固然很少有城乡之别，在事实上也很难讲城乡截然分离。城、市、镇的实体及其指称的出现，当然并非晚近才有，可是绝大数情形下，只是指其形式功能，而不是行政体制的正式设置。”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文化帝国，帝国各级城池的城墙是皇帝威权的象征，城墙内依照礼制在重要的方位建造宫殿、衙门、社稷坛、官学等象征权力的设施。鲁西奇认为：“中国古代的城市不仅是政治统治的中心，还是一种文化权力，是用以标识统治者正统或合法性，区分华夏和非华夏、王化之内与王化之外的象征符号。”“城”代表着帝国权力对于周边乡野的文化教化，身居乡野虽可接受教育，但要获取功名则必须到城墙内。官学和贡院这些由官方设立的教育机构，则代表了一种文化教化的权力。时至今日，这些文教设施虽然已经不再直接发挥教育功能，甚至早已消失在地平线，却留下了大量的地名文化遗存。比如广州城里至今保留着番禺学宫（图5）；而“学宫街”（图6）又因南海学宫旧址而得名；老城中央闹市旁的“广仁路”“广卫路”“广中路”“广大路”的“广”字则源于“广州府中学堂”；文德路旧名“府学东街”因此地有明清广州府学，1918年拓宽为马路，取路东街巷文德里而改今名，寓意传文承德。当年，南海、番禺等广州府各县学子就是从乡下苦读十载来到城里考取功名、担任官职，告老还乡后又回归乡土教化子侄，形成了文化传承的良性循环。他们是游走于城乡之间最有影响力的群体，“作为四民之首的士子享有种种优待，可以利用所谓的城乡一切有利条件，使得举业成为能够赚钱自活甚至养家糊口的产业。”而城中的文教场所就如同一条无形的纽带把城与乡串联起来。也正是由于千年附郭的深厚渊源，如今广州城里还保留有南海中学，与南海区西樵山旁的南海中学遥相辉映；也正因为附郭，现在佛山市南海区的石门中学和在广州市白云区的石门村，都共同拥有同一个“石门”之名。即便时移世易，文教与附郭县的紧密联系仍然悄悄地保存在不起眼的地名之中。
四、独特的籍贯文化景观
附郭县的历史还与每个人息息相关。行政区划的变迁直接体现在籍贯上。由于古代科举制度、官制籍贯禁限和眷怀乡土的自然情感等多种因素长期碰撞，形成了我国籍贯文化传统。何炳棣在《中国会馆史论》探讨了籍贯观念形成的原因，他认为：“我国传统籍贯观念之深厚，其特殊原因有三，一是有关儒家‘孝’的礼俗和法律，二是有关官吏籍贯限制的行政法，三是科举制度······而其影响最大莫如科举。”直到如今，填写各类个人信息材料时还常有“籍贯”一栏，只是很多人已经不知如何填写准确，这并非数典忘祖，多半是归因于过去百年县级行政区划的变迁以及祖父辈的迁徙。尤其是行政区划变化最大、最频繁的附郭县，更是产生了一道独特的籍贯文化景观。佛山市南海区的城区里有天佑一路到七路，以广东南海籍名人“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而命名，詹天佑祖出生成长地今属已划归广州市荔湾区（恩宁路一带），虽然不属现在南海区，却在当年的南海县范围。著名的粤剧作家南海十三郎，如今已经成为了南海文化名人、禅城文化名人、广州文化名人，因为他出生在广州城里，祖籍南海塱边乡，而塱边乡而今已划归佛山市禅城区，这些地方当年均同属南海一县。类似的情况还有著名的抗清将领位列“岭南三忠”的陈子壮，清季著名教育家历任学海堂学长、广雅书院山长等要职的廖廷相，清末著名说唱文学著作《粤讴》的作者招子庸，他们都是名副其实的广东南海人，但现在他们的家乡都划入了广州市白云区，也就成了“白云历史文化名人”。不但这些已经逝世的历史人物，即便是如今东南亚的番禺会馆里活跃的侨领们，他们祖籍广东番禺，但现在家乡亲戚已经不是“番禺人”，而是“白云人”，殊不知白云区就是旧时番禺县禺北旧地。政区在变，乡土之情不变，就是这种变与不变为我们勾勒了附郭县的千年脉络。
“前生不善，今生州县；前生作恶，今生附郭；恶贯满盈，附郭省城”，清同光年间南海县令杜凤治在日记《望凫行馆宦粤日记》中诉说作为附郭县令的辛酸，折射出附郭县与统县政区乃至更高层级政区之间的复杂关系，作为首府首县县令，杜凤治除了要处理南海县繁重的日常公务，还要打点省、府各级长官交办的差事，如此“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交织出了有趣的政治文化现象。赵逸才认为：“在近代市制和现代城市辖区形成之前，附郭县在城市管理、城乡交融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有效保障了中央集权的效力，促进了地方社会治理和稳定”这种节约行政成本的治理智慧值得今人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