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书文献到童蒙读物：启功先生对《千字文》的研究
从法书文献到童蒙读物：启功先生对《千字文》的研究
《千字文》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启蒙读物，其中智永所书《真草千字文》更是书法艺术的瑰宝。启功先生对《千字文》的研究，不仅展现了其在书法艺术上的价值，还揭示了其在教育、文化传承等方面的重要意义。本文以启功先生的研究为主线，探讨了《千字文》的版本流传、书法艺术价值以及作为童蒙读物的教育意义。
考证智永《真草千字文》的流传轨迹
早年研习影印本
启功先生对《千字文》的研究始于学习书法。他自述六岁开始临摹九成宫碑，20多岁时开始专注于智永《千字文》的临写。23岁时，他根据从日本传回的《千字文》版本，创作了《论书绝句（七）》：
砚臼磨穿笔作堆，千文真面海东回。分明流水空山境，无数林花烂漫开。
这首诗附有详细说明，列举了智永《千字文》的五个版本，并认定智永的墨迹本最为可靠。启功先生最初接触到的是罗振玉的跋文及影印本。罗振玉在日本见到了《千字文》墨迹本，认为其“多力丰筋，神采焕发”，并在中国重印。启功先生也认为这个影印本“风韵自不待言”。
晚年鉴定墨迹本
1974年，启功先生作《日本影印智永〈真草千字文〉墨迹跋》，肯定“乃唐时传去者，其笔锋墨彩，纤毫可见”。1988年发表的《说〈千字文〉》，全面梳理和考订有关《千字文》的版本问题，其中依次列举“智永《真草千字文》写本、临本和刻本”，共有五种：智永墨迹本、敦煌发现的唐初人临本残卷、宋薛嗣昌摹刻本（碑石在陕西西安碑林）、南宋《群玉堂帖》刻残本、宝墨轩刻本。
考证墨迹与文词
启功先生认为“法书这个称呼，是前代对于有名的好字迹而言。墨迹是统指直接书写（包括双钩、临、摹等）的笔迹”，“碑帖是指石刻和它们的拓本，这两种，在我们的文化史上都具有悠久传统和丰富的数量”。他对日本所藏智永《真草千字文》的考证，对校了多种版本（敦煌临写本、碑刻本、影印本），也呈现了这一《真草千字文》递藏和流传的历史轨迹：日本藏墨迹本—日本影印本—罗振玉影印本；而他获取这一版本的过程是：罗振玉影印本—日本影印本—日本藏墨迹本（原件）。他通过数十年的临摹、追踪和探讨，终于根据所见墨迹本原件，特别是“惟墨迹本焕然神明，一尘不隔”，或者说“多力丰筋，神采焕发”的神韵，进一步确定这是智永所书《千字文》八百本之一。
《千字文》流传轨迹的启示意义
了解古代法书文献的版本知识
启功先生考证《千字文》，列举了“智永《真草千字文》写本、临本和刻本”。目前尚存的可靠实物版本或者说文献证据，一是墨迹本（原件之一流传到日本，现有影印本）；二是敦煌发现的唐初人蒋善进临本残卷（图1）；还有宋代薛嗣昌摹刻本（碑刻现在西安碑林）。
图1 蒋善进临本残卷
认识“王羲之这个角色”
智永是陈隋间的僧人、王羲之的七世孙，曾收藏王羲之所书《兰亭序》等真迹。他专心临摹王羲之的字，曾经书写《真草千字文》八百本，分赠多处佛寺，致力于传承王羲之的“家法”。北宋时御制的《宣和书谱》梳理了一条线索：“释智永，会稽人也，晋右将军王羲之之裔。学书以羲之为师法，笔力纵横，真草兼备，绰有祖风……又作真、草书《千文》传于世，学者率模仿焉。今御府所藏二十有三。”
拓展“启发童蒙”的功用
《千字文》作为童蒙教材，具有包括识字（不重复的千字）、写字、读文、道德教化以及编排序号等功用。例如，敦煌遗存的《千字文》写本中就有“学童初学识字所写”的残片，由老师在纸上写出《千字文》中若干字的楷体，让儿童在下面反复临写练习。元代的《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规定：“小学习写字，必于四日内，以一日令影写智永千文楷字。如童稚初写者，先以子昂所展千字文大字为格，影写一遍过，却用智永如钱真字影写。每字本一纸，影写十纸……其所以用千文、用智永楷字，皆有深意。”直至晚清民初，以书写本（手抄本）、小册子流传的《千字文》课本，在民间私塾仍然不计其数。
结语
启功先生对智永所书《真草千字文》的研究，从临摹其字体、考证其文字，到目验其墨迹、辨析其版本，历时多年，见解独到。其中记录和呈现了书法大家对法书文献所特有的阅读方式和体验过程。《千字文》作为一种被阅读的出版物，其绵延不绝的流传轨迹包括两个层面：上至宫廷层面，衍生出多种名家书体的法书作品，被多次辑录刊刻；下至民间层面，演化为乡村私塾的童蒙教材，被不断改编出版。这二者既有关联，也有错位，由此形成了“名头之大，应用之广”的阅读效应。《千字文》的历时性阅读和传播，受到政治环境、书法功能、文化变革、媒介更新（包括复制技术、换笔）等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千字文》通过儿童在私塾诵读和临写的方式，逐渐成为乡村百姓耳熟能详、触手可及的读物。
图4 启功先生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