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古代中国政治智慧与文化成就的学术探讨以西汉为例——读《定江山》有感

创作时间:

作者:

@小白创作中心

浅谈古代中国政治智慧与文化成就的学术探讨以西汉为例——读《定江山》有感

引用

豆瓣

https://book.douban.com/review/16404371/

《定江山》一书以西汉为例，深入探讨了古代中国政治智慧与文化成就。通过对比秦国和楚国的历史，以及屈原和张仪的政治实践，揭示了西汉成功的原因。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为什么西汉能在短命秦的基础上延续三百多年？为什么谈起文景之治都是赞不绝口？曹规萧随成为佳话？也许在这本书里可以找到答案。

要找到西汉成功的原因就要先谈谈秦国。

话说荀子在秦国的时候对他们赞不绝口。荀子对秦国制度的高度认可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民风淳朴：荀子认为秦国的民众生活简朴，没有过多的奢靡之风，这种淳朴的民风有利于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官场风气正：秦国的官员守法、忠诚，没有结党营私的现象，这有助于维护国家的法治和秩序。士风良好：秦国的士人不拉帮结派，处事公正，执法公平，这有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朝政效率高：秦国的朝政运作高效，能够迅速响应和处理国家事务。

偏偏历史很讽刺，尽管荀子对秦国的制度给予了高度评价，但秦国最终还是走向了灭亡（迅速灭亡，用书上的话就是“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这背后的原因复杂多样，书里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过度中央集权：秦国实行严格的中央集权制度，虽然在短期内提高了行政效率，但长期来看，这种制度限制了地方的自主性和创新能力，导致社会缺乏活力。严刑峻法：秦国以法家思想为指导，实行严刑峻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社会秩序，但过于严苛的法律也引起了民众的不满和反抗。忽视民生：秦国在追求国家统一和扩张的过程中，忽视了民众的生活和需求，导致民怨沸腾。缺乏文化包容性：秦国在统一六国后，未能有效融合各地的文化，反而采取了焚书坑儒等极端措施，破坏了文化多样性，引起了知识分子的反感。军事扩张过度：秦国在统一六国后，继续进行军事扩张，消耗了大量的国力和资源，导致国家财政困难，民众疲惫。继承问题：秦始皇死后，秦朝的继承问题未能妥善解决，导致权力斗争和政治动荡，进一步削弱了国家的稳定性。社会矛盾激化：秦朝末期，社会矛盾日益激化，贫富差距扩大，土地兼并严重，农民负担沉重，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秦朝的灭亡。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亡秦必楚。

这就不得不从头开始说起了。要知道早先时候秦和楚是对立的。在古代中国的历史长河中，秦国和楚国的恩怨情仇可谓是一部精彩的大戏。这两位“老邻居”之间的那些事儿，不是几句话可说清楚的。让我们从楚怀王这个传奇色彩开始说起。这位仁兄在位期间，心情好的时候，会慷慨地给贫苦百姓送木炭取暖，可谓是“暖心”之举（雪中送炭？）。然而，楚怀王的治理能力却让人不敢恭维。他既没有长远的规划，也没有坚定的战略定力，这使得楚国在与秦国的较量中屡战屡败，逐渐走向了衰落。

公元前299年，秦国攻占了楚国的八座城池，秦昭襄王邀请楚怀王到武关会晤。楚国的昭雎和屈原这两位智者都劝楚怀王不要去，但楚怀王偏偏不听，结果被秦国扣留。秦王要求楚怀王割地保命，但楚怀王这次硬气了一回，坚决不从。秦王无奈，只能将他扣留。

两年后，楚怀王一度逃脱，但最终还是被秦国追回。第二年，他客死秦国，秦国将他的遗骸送回楚国，引起了楚人的极大哀怜。在楚怀王被扣留期间，楚人立太子为王，即楚顷襄王。（在司马迁的《屈原贾生列传》里面有，太憋屈了。）

楚怀王的遭遇，成为了楚人心中“最无罪、最冤屈”的记忆。百年后，在亡秦战争中，楚人特意选择了熊槐的孙子熊心，立其为楚王，并仍以“楚怀王”称之，以此激发楚地民气。最终，楚将项羽和刘邦以他的名义，将秦国覆灭。

那么，楚怀王之死真的最冤屈吗？从后世的角度看，楚怀王之死对楚国来说，或许并非全然是坏事。楚国由盛转衰，正是在楚怀王时期。当秦国的商鞅变法已经取得成效，楚怀王却错失了楚国改革的大好时机。

秦国和楚国的恩怨，就像是两个邻居之间的长期斗争。秦国就像是那个勤奋的邻居，每天都在努力工作，改进自己的家园。而楚国呢，就像是那个偶尔慷慨但缺乏长远规划的邻居。当勤奋的邻居越来越强大，慷慨的邻居却因为缺乏规划而逐渐落后。说到这里，如果是上课那就要总结一下，什么楚怀王的故事告诉我们，即使是一时的慷慨，也不能掩盖长远规划的重要性啦。什么在国家治理中，没有远见卓识，即使有一时的善举，也难以避免最终的衰落啦。只可惜历史从来只给后人上课。

文学界和历史好像不太一样～大部分历史喜欢把责任归咎为女人，文学则把大部分责任归咎为怀才不遇。最早的香草美人怀才不遇就是屈原了。要知道屈原，这位战国时期的楚国大夫，以其深沉的爱国情怀和卓越的文学成就，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然而，当我们将视线投向战国时期的政治舞台，屈原的形象却显得颇为黯淡。从政治实践的角度来看，屈原的主张并未得到有效的实施。他的政治理念，如“美政”、“明君”等，虽然在理论上具有前瞻性，但在实际操作中却遭遇了重重阻碍。（众女嫉余以娥眉兮）屈原的改革主张未能触及楚国政治体制的深层次问题，也未能赢得广泛的社会支持。相反，他的坚持和执着，使他逐渐被边缘化，甚至被推向了楚王和旧贵族的对立面。再说屈原的个人品质和道德追求，虽然在文学上得到了高度赞扬，但在政治实践中却显得格格不入。他的“举世皆浊我独清”、“举世皆醉我独醒”的自我定位，虽然展现了他高尚的人格魅力，但也使他与世隔绝，难以融入当时的政治环境。（连渔夫都问他为什么不随波逐流）屈原的这种孤高自赏，使得他难以与他人建立有效的沟通和合作，从而限制了他的政治影响力。同时屈原的文学成就与他的政治实践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屈原的《离骚》、《九歌》等作品，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深刻的思想内涵，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的瑰宝。然而，这些作品的文学价值，并未能直接转化为政治实践的力量。屈原的文学创作，更多地体现了他个人的情感抒发和理想追求，而非对现实政治问题的直接回应。

同样是政治，不怕有对手，就怕对手显得自己很小丑。张仪作为秦国的谋士，其政治实践则显得更为成功。张仪不仅深谙权谋之术，而且能够灵活应对各种政治局势。他的“连横”（哈哈哈）策略，有效地削弱了六国的联盟，为秦国的统一大业奠定了基础。张仪的政治智慧和实践能力，使他在战国时期声名显赫，成为了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所以屈原与张仪的对比，反映了战国时期政治实践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复杂关系。屈原的文学成就，虽然在历史上得到了高度评价，但他的政治实践却未能达到同样的标准。这种反差，既是屈原个人命运的悲剧，也是战国时期政治环境的反映。

其实可以理解屈原的评价和书里的评价差异，文学上评价大部分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化中对于文人与政治家角色的期待和认知。在中国古代，文人往往被赋予了道德楷模和文化传承者的角色，而政治家则需要具备实际的政治智慧和实践能力。屈原的文学成就，使他成为了文人的典范，但他的政治实践却未能达到同样的标准。

在文化成就方面姑且认为在屈原和张仪的对比上学到了的西汉，于汉武帝刘彻深刻认识到人才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选拔和培养人才，其中包括改革选士制度，创立太学，以及推行察举制。汉武帝时期，选拔人才的方法制度化、规模化，这种制度长期推行下去，为国家提供了人才储备。汉武帝还首创了考试制度，以推荐、征召为主，考试为辅，从中选优录用，这有利于人尽其才，才尽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