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玩偶之家2：娜拉归来》｜娜拉为什么不肯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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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玩偶之家2：娜拉归来》｜娜拉为什么不肯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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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美国剧作家卢卡斯·纳斯（Lucas Hnath）根据易卜生名作《玩偶之家》续写的《玩偶之家 2：娜拉归来》（A Doll’s House, Part2）在纽约百老汇上演，并一举获得了2017年托尼奖中包括最佳剧作奖在内的八项提名。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作于1879年，剧中，女主人公娜拉因不满丈夫以及当时的社会制度愤然出走，震惊了欧洲。138年后，易卜生笔下出走15年的娜拉在纳斯的《玩偶之家 2：娜拉归来》中回来了！不过，娜拉此番回归并不太友好，她是回来离婚的。

在纳斯续编的故事中，出走后的娜拉成为一名畅销书作家，她以单身女性的身份宣扬女性独立生存之道，一时名利双收，颇有几分当代女性精神导师的风采。没曾想，在娜拉出走的这段时间，海尔茂一直没有办理离婚手续，“在婚”状态的娜拉遂构成“欺诈”。为了恢复单身，娜拉回家离婚，而海尔茂却因其难言之隐拒绝办理手续，这一来一回构成了《玩偶之家 2：娜拉归来》故事的主线。明眼人当然很容易见出，在纳斯的这出戏里，娜拉和海尔茂的冲突是次要的，它只起到稍稍推动情节，让舞台“动”起来的作用──这是走内心化路线的现代戏剧的惯常招数；重要的是娜拉向保姆、女儿和海尔茂所抒发的有关两性关系的感概，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段是：

“爱情与婚姻不同，婚姻是约束的契约，而爱情是——爱情必然与契约对立。爱情需要自由，它是自由的，直到你结婚的那一刻，它的性质改变，你们不再像婚前那样自由——因为你们从两个分开的人，变成更像是一个人。”（卢卡斯·纳斯：《玩偶之家2：娜拉归来》，胡开奇译，载《戏剧与影视评论》，2018年第5期）

剧末，为了个人自由，娜拉比当年更坚定也更决绝地离开了。

“环球同此凉热”。不用说美国读者，即便是当代中国读者看来，娜拉的这段“爱情宣言”听上去也异常“亲切”，它精准地表达了当代社会青年男女对自由、爱情与婚姻的理解与想象：自由与爱情是彼此不可分割的“一家人”，但这“一家人”并不迈向婚姻，甚至，婚姻还是爱情的“坟墓”、自由的“敌人”。非常值得比较的是，在一百多年前易卜生的文学世界里，两性关系是顺着自由而爱情，再由自由的爱而幸福的婚姻这一思路自然而然地贯穿下来的，也可以说，婚姻是理顺自由与爱情的关系后水到渠成的结果。

比如在《玩偶之家》中，海尔茂问出走前的娜拉如何还能再续前缘，娜拉的回答是要等“奇迹”发生，即她希望有一天夫妻双方能够摆脱外在价值（如海尔茂看重的社会名誉）的束缚，真正获得自由，到那时爱就会变得真诚纯粹，她才会回来。

而在易卜生后期作品《海上夫人》中，女主人公艾梨达深陷在两段情感中左右为难，当丈夫房格尔允诺她是自由的，可以自主选择后，艾梨达于是才明确了自己情感的真正归属，重投丈夫怀抱。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易卜生这里，自由、爱情与婚姻的关系毋宁是：自由是爱的基石，而爱则给予了对方自由，明确了这层关系，婚姻便顺理成章了。易卜生对幸福婚姻的想象是极富吸引力的，也许不免夸张地说，在经过20世纪初胡适、鲁迅等五四知识分子的大力引介下，易卜生的理想──自由恋爱是通向幸福婚姻的要津──几乎摧毁了中国“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古老传统，一举重塑了中国人的婚恋观，这可谓彼时的“环球同此凉热”。

于是有问，为什么当代青年常常耽于自由和爱情，却不走向婚姻呢？

纳斯笔下的娜拉给出的理由很明确：契约婚姻约束个人自由──“婚姻是有约束的契约……两个独立的人，变成更像是一个人”。我们知道，西方近代以来“契约”的主要用途是划定充满欲望的个体与社会、国家之间的界限，在“消极自由”的意义上保障个体的权利。尽管西方近代社会契约思想家代表如洛克并不把夫妻之间的“合约”完全等同于政治社会的“契约”，但他在《政府论》下篇中仍然主要用“契约”中的自由、权利与义务等思路来阐述婚姻中的财产等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洛克对婚姻中两性的情感关系基本上保持了沉默。这自然是因为，以“契约”精神来理解婚姻中的情感关系存在一个内在难以调和的矛盾。“契约”精神首先意味着承认个体自由的优先性或首要位置，而婚姻中的“情感事业”却需要两个人捆绑在一起共同经营。在婚姻生活中，财产方面的个体权利和相关义务可由“契约”来量化处理，“契约”精神是有效的，但两个人的“情感事业”则只能整体地来对待，几乎很难用“契约”泾渭分明地区分出“你的”和“我的”。

比如一方需要感情的慰藉和对方的陪伴时，另一方投入多少感情和精力，这是无法“契约”的；家庭成员间产生冲突时，哪些错误归对方，哪些错误归自己，这更是无法计算，完全溢出了“契约”的范畴。

要言之，“契约”就是划界限、讲道理，而在婚姻生活的很多情境中，爱人或亲人之间是没有办法在自由个体的意义上讲道理的，很多情感上的纠纷和冲突恰恰是讲不清道理，也忌讳讲道理的，俗话说得好“清官难断家务事”。

值得更进一步考虑的是，如果我们理解了契约婚姻的内在矛盾，那么我们事实上将无奈地发现，自由与爱情的关系也并非像易卜生和纳斯理解的那般是和谐的。尤其是，一旦我们接受了个体自由的优先性，自由与爱情便立刻充满了张力与悖论。

不错，爱情固然不是契约婚姻，然而它与婚姻一样，都不是个人自己的事情。这是因为，爱情并不只是易卜生和纳斯理解的那样是自由的，它往往还意味着恋爱双方互相拥有、心灵相犀，成为一个在情感上既互相渴求、期待又互相付出和牺牲的整体（“变成一个人”）──这是爱情的题中应有之义。学究一点说，爱情中“两个分开的人”“变成一个人”的局面非常近似于现象学“交互主体”的情形，恋爱中的任一方为对方着想的同时就是在为自己考虑，以及为自己考虑的同时也是在为对方着想。

于是，本是自由的两个个体，在爱情中被相互间的“情义”或“恩义”绑定在一起，卷入了不分彼此的“情感漩涡”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下，若我们坚持个人的优先性，把个人自由理解成存在的最高价值和意义，那么，不用说契约婚姻束缚个人，爱情同样成了个人的枷锁。

197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奥地利女作家耶利内克在《娜拉离开丈夫以后，又名“社会支柱”》中也作如此提醒。耶利内克笔下的娜拉无力在资本大鳄控制的世界里谋生，她先是堕落，最后无奈回家。事实上，若婚姻爱情只是被理解、转换成现代自由个体的欲望和选择问题，而忽视或取消古典意义上相互之“恩情”的话，“经济”自然立刻会成为两性关系中最直接甚至是首要的影响因素。另外，鲁迅和耶利内克恐怕没有预见到，现代社会给个体提供的天地固然越来越广阔，个体固然也有更多的机会摆脱经济上的依附关系而获得自由，但在两性关系上，个体竟越发地“爱无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