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资本家的形成
近代上海资本家的形成
上海资本家的产生是上海开埠后，伴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侵略的结果，它是旧式商人、地主、官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转化投资创办新式企业而形成的。
1. 产生于近代工业企业里的工业资本家
外商投资的资本主义工厂和洋务派创办的军用、民用企业是上海工业资本家诞生的原始土壤。在外资工业出现后的三四十年间，私人资本一般不直接进行工业投资，主要通过采取附股于外资企业的做法来获取利润，这些华资股东大多是买办和商人。
附股现象的产生一方面是因为当时上海还不具备投资办厂的环境，另一方面是华商缺乏技术、设备和经营管理经验。因此，华商通过附股的方式，既能分沾外商企业的利润，又能以股东或董事身份参与企业管理，积累经验，了解相关技术和设备，为日后自办近代企业准备条件。也有部分工场主因采用现代机器设备而转化为资本家。如方举赞创办的发昌机器厂，最初是手工锻铁作坊铺，1869年开始添置新式机器，后又添置了动力设备，不仅成为上海，也是全国最早使用动力设备的私人资本近代工厂。
到甲午战争之前，上海已在商业、工业、金融以及交通运输等行业拥有一批资本家，由于种种因素，在上海早期资本家中，许多人把有限的资金集中于同对外贸易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的流通领域，从而使商业资本家成为当时正在形成的上海资本家阶级的主体力量。
上海资本家的产生离不开上海开埠前就存在的有利于商品经济发展的传统因素，传统商人、手工业者在新的生产方式的刺激下，抓住历史机遇，改变经营方式，完成了自身的蜕变，变为商业资本家、工业资本家。他们的成功转型又带动其他阶层向资本主义投资，使资本家的来源越来越多，成分也变得复杂起来。
2. 上海资本家的出身
上海开埠后，商人大致有小摊贩、旧式商人、买办商人等三种类型。
上海开埠后，外国军舰往来上海很多，黄浦江兴起一种摇着舢板船卖酒菜的小贩，专做水兵生意。叶澄衷早期就经常驾着小船到黄浦江向外轮贩运酒和食品，通过出售水兵换取食物的五金工具等商品，获利颇丰，并以此为起点，终于成了上海的大资本家。
中国旧式商人通过贱买贵卖、专营等方式来积累财富。他们中间有经营于地区之间的贩运商，如粮商、布商、丝绸商、皮货商、木商等；有把持交易、控制小生产者的牙行；有独霸一方、享受特权的盐商、茶商等包买商；有票号、银号、钱庄、典当等高利贷者。上海由于地理环境、传统商品经济的影响等因素，各地客商云集上海，从事各种商业活动。鸦片战争后，商人基于逐利的天性，开始采取新的经营方式而发生身份转变。
买办商人在我国原指明代供应宫廷用品的商人，清代实行公行贸易时期，把为居住于广东商馆的外商服务的中国采买人或管事人称做买办。鸦片战争后，1842年中英签订《南京条约》，延续一百多年的行商制度废除了。许多洋行由广州迁来上海，上海的买办商人日趋增多，买办在进行买办活动的同时，借鉴洋行企业的经营方式，直接进行投资，获取更多的利润。19世纪50年代以后，在上海有不少买办用自己的名义和自己的资本，另外开设商业机构，从事自己的商业活动。
在上海资本家产生时期，出身于买办的人数最为突出。随着买办人数的扩大，籍贯也有了变动，从半数皆为粤人变为以江浙人为主，如祝大椿、吴少卿、朱葆三、王槐山、席正甫等。买办供职洋行的经历不仅使他们积累了一笔数量可观的资金，而且也获得了十分宝贵的经营管理知识，因此，买办成为上海近代企业的重要投资者和直接经营者。
此外，由手工业者、工头等小生产者转变为资本家的现象也比较多见，1931年上海机器业411个创办人中有250个是头脑、领班、老轨（指技工）出身，占62%。在上海缫丝业中，也有一些厂是老轨开设或投资的。在营造业中，不少厂是工头或包工头开设的。码头和矿业中的包工头或把头，也有少数投资办企业的。不过在一般大工业中这种情况绝少，例如工头数目最多的棉纺工业和面粉工业，却未见有工头开厂的。
除此之外还有由士绅、地主、官僚转化的资本家。
19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清政府举办洋务运动，一部分官僚开始主持近代军用、民用企业，他们在管理官办企业的过程中，一方面尝到了资本主义经营的好处，另一方面也积累了经营管理近代企业的丰富阅历，渐渐产生投资近代化企业的愿望，具有由官僚向资本家转化的得天独厚的条件。当然，士绅、地主、官僚大量投资新式企业是甲午战争之后的事，并形成清末民初的“绅商”现象。
从上面资本家的来源可以看出，上海资本家具有较为广泛的阶级基础。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尽管发展资本主义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但是各阶层中的有识之士已经朦胧地感受到了这种先进生产方式的良好前景。因而，官僚、买办、地主、旧式商人、手工业者、工头等只要跟资本主义有过接触的人，便开始产生资本经营的欲望。
综上所述，上海资本家的产生途径有二：第一条道路为突发型的“新途”，即买办、官僚、地主和商人通过投资近代工商企业，在社会经济地位上发生突变，成为资本家。第二条途径则是渐变型的“故道”，即手工作坊主和工场主通过采用新式机器而转化为产业资本家，类似于西方早期资产阶级的形成过程。由于中国资本主义是西方“冲击”下的应变，所以上海资本家产生的主要道路只能是“新途”，所谓的“故道”只是“形似”而已。因为当时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尚不具备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与能力，那么中国资本家就不可能有“故道”可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