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史：中国传统史学之脊梁

二十四史：中国传统史学之脊梁

“二十四史”是中国传统史学的精华，从《史记》到《明史》，这24部史书记录了中国从黄帝时代到明朝末年的历史变迁，是研究中国历史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

“二十四史”如同万象兼备的百科全书，是研究中国史不可缺少的基本文献，时至今日仍是一座有待开发的史学宝藏。
在琳琅满目的中国史学百花园中，“二十四史”是最有价值、最为重要的典籍，是中国传统史学之脊梁。一部正史的编纂，往往凝聚着几代人的心血，或是浓缩了史官的集体智慧。他们运用睿思，审慎选择史书体裁，严密思考史书体例，广泛网罗各类史料，精心安排叙事结构，力求凸显历史主线，进而带领我们回到历史“现场”。长期以来，“二十四史”被学术界作为史料不断征引，但是其本身的内在价值却未得到充分的发掘。如今，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重审“二十四史”之价值，对蕴含其中的创造性力量、民族智慧和深刻哲理加以阐发，不仅可以汲取“二十四史”在编纂理论和实践上取得的经验、教训，还可为当今史学的发展增加推动力。

“二十四史”的正史地位

“二十四史”始于《史记》，终于《明史》，被誉为“正史”。在“二十四史”撰述的过程中，正史之名，已为时人所用。南朝梁时，阮孝绪撰有《正史削繁》，但这部文献早佚，难窥其所谓“正史”指代为何。之后，《隋书·经籍志》将传统典籍分为经、史、子、集四部，于史部之下设置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等13个门类。对于正史，《隋书》史志的作者首先回顾了《史记》《汉书》《东观汉记》《三国志》等纪传体史书编纂的过程，继而指出：“自是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作者尤广。一代之史，至数十家。”从其所载正史书目来看，不仅包括唐代以前所修纪传体史书，还包括对《史记》《汉书》所做注解等书，均“依其世代，聚而编之，以备正史”。但是，《隋书》史志作者所言“正史”，如来新夏所言“尚非一代一史，基本上依体裁划分，只是一种图书分类，而不包含固定某书为正史之意。不过，从《隋志》著录情况看，已略含正统意味，如田融所撰《赵书》十卷是纪传体，但因赵非正统，遂不入正史而屏归霸史类”。

在唐代，除了《隋书》史志的作者对正史有所界定外，史学理论家刘知几也曾谈及正史问题。他于《史通》中撰有《古今正史》一文，其中所载，但凡史臣撰录，无论编年体史书还是纪传体史书，均被称为“正史”，这与《隋书》史志所论正史有所差异。他在《古今正史》篇末总结说：“大抵自古史臣撰录，其梗概如此。盖属词比事，以月系年，为史氏之根本，作生人之耳目者，略尽于斯矣。自余偏记小说，则不暇具而论之。”从后世书目发展的脉络来看，《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直至《四库全书总目》等文献对正史的设目，均遵照《隋书》史志的做法，而极少因循刘知几对正史的释义。

《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总序》对正史的解释为：“今总括群书，分十五类。首曰正史，大纲也。”其《正史类序》又说：“盖正史体尊，义与经配，非悬诸令典，莫敢私增。所由与稗官野记异也。”在这里，四库馆臣将正史作为史部其他门类之大纲，强调其“体尊”，其义可与“经配”，这种崇高地位是其他体裁的史书所无法比拟的。

“二十四史”包括《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二十四部，共3219卷，记录了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演进路径和中华文明不断发展的历程。“二十四史”的撰修时限从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8世纪，前后历时1800余年。内容记载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明朝的灭亡，各部史书所载内容虽偶有交叉、重复，但却无断裂、断层。其史料价值正如吴树平在《〈二十四史〉简介》中所言：“‘二十四史’如同万象兼备的百科全书，其篇帙之宏伟，史料之丰富，是其他史书望尘莫及的。它向读者展现了广阔的历史画卷，是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重要遗产。由于我国古籍多有散失，‘二十四史’就显得更为珍贵，成为研究中国史不可缺少的基本文献。”

“二十四史”概念的生成

“二十四史”概念的生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史记》撰成之后，影响甚大，先后吸引了褚少孙、刘向、刘歆、杨雄、班彪等众多学者为之续撰。东汉时期，班固“断汉为史”，撰成《汉书》，开创了纪传体断代史的先河。同时，他又受命编纂当朝史，后经刘珍、蔡邕等几代学者接力，著成反映当朝历史的《东观汉记》。三国两晋时期，已有人将《史记》《汉书》和《东观汉记》并称为“三史”，如《三国志·蜀书》记载孟光“博物识古，无书不览，尤锐意三史，长于汉家旧典”；《三国志·晋书》提及傅玄“撰论经国九流及三史故事”。

在唐代，随着《东观汉记》的散佚和范晔《后汉书》影响的扩大，《后汉书》逐渐取代《东观汉记》的地位而成为人们习称的“三史”之一。《新唐书·选举上》记载，谏议大夫殷侑言“三史为书，劝善惩恶，亚于六经”。殷侑所言“三史”为何？恰好《唐会要·三传附三史》同时收录了殷侑的这条奏言，文云：“历代史书，皆记当时善恶，系以褒贬，垂示劝戒，司马迁《史记》，班固、范晔两‘汉书’，音义详明，惩恶劝善，亚于六经。”两相比较，可知《新唐书》所载殷侑之言为《唐会要》的缩略版，他口中的“三史”即指《史记》《汉书》《后汉书》。

唐代政治家、史学家朱敬则采择魏晋以来君臣成败之事，著成《十代兴亡论》。这里，朱氏所谓的“十代”，实指魏、晋、南朝刘宋、南齐、梁、陈、北魏、北齐、北周和隋十个朝代。而他对这十代君臣成败之事的理论探讨，主要基于《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和《隋书》十部史书。因此，这十部史书与《史记》《汉书》《后汉书》，一并构成了当时的“十三史”。时人吴武陵撰《十三代史驳议》、宗谏注《十三代史目》即指这十三部正史。

在唐人所言“十三史”的基础上，宋人增补李延寿等人之《南史》《北史》与当时所修《新唐书》《新五代史》，形成了“十七史”。明人又将当朝所修《元史》、前朝纂修的《辽史》《金史》《宋史》与“十七史”合刊并称，成为“二十一史”。清代乾隆初年，《明史》撰成，于是当时学林有“二十二史”之说，后加上从《永乐大典》中辑录的《旧唐书》与《旧五代史》，经乾隆帝钦定，形成“二十四史”。自此，如瞿林东所言“正史即‘二十四史’遂成为一个固定的概念，至今为人们所袭用”。

“二十四史”的价值评价

在20世纪的百余年中，有不少学者对“二十四史”的价值作出评价，如梁启超在1902年发表的《新史学》中说：“昔人谓《左传》为相斫书，岂惟《左传》，若二十四史，真可谓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也。”又说：“中国之史，则本纪、列传，一篇一篇，如海岸之石，乱堆错落。质而言之，则合无数之墓志铭而成者耳。”翦伯赞在1946年出版的《史料与史学》一书中曾就正史与正史之外史料的价值，发表评论：“正史上的史料，较之正史以外之诸史，如别史、杂史等中的史料，其可靠性更少。其中原因甚多，而最主要的原因，则因为所谓正史，都是官撰的史书。……至于正史以外之别史、杂史等，则系私家著述，这一类的著述，并不向政府送审，他能尽量地写出所见所闻，所以较为真实。总之，就史料的价值而论，正史不如正史以外之诸史，正史以外之诸史，又不如史部以外之群书。”1980年，谢国桢发表了《明清野史笔记概述》一文，其中说到：“我感觉到一部‘二十四史’，虽然不能说全部都是谎言，但是官修的‘正史’，都是站在统治阶级立场上，除了记载朝章制度、帝王将相、政治的沿革、官吏的升沉而外，其记社会经济情况、朝野遗闻、劳动人民创造历史和生产出来财富的事迹，那就微乎其微。”

近二十年来，随着宋代之前新史料的出土与发现，在学术界的一些学者中出现了一种过度追求出土史料而摈弃正史不读的现象，这些学者认为正史往往是史官与统治者的刻意建构，其间不免曲笔讳饰，而出土史料则更接近于历史事实。

毋庸置疑，正史的编纂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但也应辩证地看到，正史对于我们认识中国历史文化的传承衍变，对于我们了解中国古代王朝的治乱兴衰并从中总结国家治理的经验与教训，仍然具有弥足珍贵的价值。从今天的认识来看，“二十四史”仍是一座有待继续开发的宝藏，其中许多有价值的论题，亟待发掘。譬如“二十四史”是如何体现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中国古代史家在编纂“二十四史”的过程中对于历史盛衰发展的趋势是如何把握的，对于社会风貌、时代脉搏是如何从多角度呈现的，对于社会弊病是如何从深层次揭露的，对于经国养民问题是如何灌注深情关怀的，对于中华民族交融汇聚的历史画面是如何绘就的，对于中外关系的往来是如何再现的；等等。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总结并予以创造性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