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文公流亡归来后，为何不追究二十年前的旧仇？这才是帝王心术。
晋文公流亡归来后，为何不追究二十年前的旧仇？这才是帝王心术。
春秋时期的故事，总是充满了戏剧性。一个流亡王子，辗转他乡十九年，终于回到故土继承王位，按照一般人的想法，肯定是要大开杀戒，狠狠报复那些曾经迫害过自己的人。但晋文公重耳偏偏反其道而行之，不仅不追究旧仇，反而重用旧臣。这究竟是为什么？
《史记·晋世家》记载了一个有趣的细节。重耳回国后，有人建议他处死里克。要知道，这个里克可不是一般人，当年正是他“奉命”追杀重耳，还射伤了重耳的眼睛。结果重耳非但没杀他，反而说了句让人意外的话：“他是忠臣，当年是奉命行事，如今若以此杀他，岂不是让天下人寒心？”
且慢，真的这么简单吗？
《左传》中记载了一个细节：重耳在流亡期间，曾对随行的介子推说：“他日我若位居君位，必与子分国。”可等他真正登位后，却对前来求见的介子推视而不见。这让人不禁怀疑：所谓的“大度不记旧仇”，是不是另有隐情？
让我们先看看重耳流亡的经历。《国语·晋语》记载，他先后辗转狄国、齐国、曹国、宋国、郑国、楚国、秦国等地。这些国家对他的态度可谓冷暖不一。有的像齐国，一开始对他很好，还要将女儿嫁给他；有的像宋国，对他爱理不理；更有甚者像郑国，差点把他饿死。
但有趣的是，重耳回国后对这些国家的态度，却和它们当年对他的好坏程度并不完全对应。《春秋》记载，他即位后第一个结盟的不是对他最好的秦国，而是曾经对他不冷不热的宋国。为什么？
答案或许在《左传》的另一处记载中。当时的宋国，虽然国力不强，但在诸侯中威望很高，是周天子册封的“宗主之国”。重耳选择先与宋国结盟，显然是看中了这一点。
再说回国内的情况。《史记》记载，重耳回国后重用狐偃、赵衰等人，这些人可都是当年参与驱逐他的“罪臣”。但仔细想想，这些人当年为什么要追随骊姬废太子？还不是因为他们在朝中有根基、有影响力吗？
《国语》中有一段对话很有意思。晋国大夫先轸问重耳：“为何不杀那些背叛您的人？”重耳答道：“善善与恶恶，政之大经。”这话听起来很有道理，但真实用意恐怕不那么简单。
我们知道，春秋时期的“卿大夫”们都有自己的封地和私军。这些人如果联合起来反对君主，那可不是闹着玩的。魏颗、狐偃这些人，在晋国都是“根深蒂固”的老臣，他们的家族在晋国经营了几代人。如果重耳一回来就大开杀戒，那这些家族会怎么想？
更重要的是，重耳流亡期间，这些大臣们在晋国经营了二十年，手中掌握着朝廷的各个部门。如果要有效统治国家，重耳难道不需要他们的配合吗？
《左传》记载了一个细节：重耳即位后，曾对大臣们说：“昔日种种，譬如昨日死，今日生。”这句话表面上是要大家的支持，但实际上是在传达一个信号：只要你们现在认我这个君主，过去的事就既往不咎。
高明之处在于，重耳并没有把这些大臣们打成“两面派”，而是给了他们一个台阶下。你看，连里克这样“射瞎太子眼睛”的人都能被重用，其他人还有什么好担心的？
但重耳也不是真的就把所有人都原谅了。《史记》记载，他在即位后不久就处死了骊姬的儿子卓子。这个举动看似残酷，但从政治角度来说却是必要的：骊姬集团的核心必须铲除，否则将来必成祸患。
至于那些曾经追随骊姬的大臣，重耳不但不杀他们，反而把他们拉到自己这边来。这就是高明之处：既显示了宽广的胸襟，又化敌为友，可谓一举两得。
有意思的是，《左传》记载重耳在流亡期间，曾在秦穆公面前说：“国家之兴，由贤人居位。”这句话现在看来，简直就是他日后政治思路的注脚：与其大开杀戒、另起炉灶，不如善用旧臣、以不变应万变。
当然，重耳的“既往不咎”也是有限度的。《国语》记载，那些在他流亡期间曾经帮助过他的功臣，比如随他流亡十九年的介子推，反而没有得到重用。这又是为什么？
答案或许在重耳对随行大臣说的一句话中。《左传》记载他说：“在外流亡时的诺言，不能与国事相提并论。”这话听起来似乎有点无情，但从统治者的角度来说，却是很务实的：流亡时期的私人情谊，必须服从于回国后的政治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