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票否决！联合国安理会五常否决票怎么用？
一票否决！联合国安理会五常否决票怎么用？
2025年2月24日，联合国安理会以10票赞成、5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美国提出的《关于促进乌克兰局势全面和解的决议》。值得关注的是，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中国、美国、俄罗斯均投下赞成票，未出现动用"大国否决权"的情形——这一表决结果，与半年前美国在加沙停火决议中孤立场否决形成鲜明反差，再次引发对安理会五常否决权使用逻辑的关注。
此次表决正值顿巴斯地区战事胶着、国际斡旋进入关键阶段，五常国家在重大地缘冲突中展现的投票一致性，为观察安理会否决权运作机制提供了全新样本。
联合国安理会：全球事务的“谈判中枢”
联合国安理会是联合国下属六个主要机构之一。作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核心机构，联合国安理会是国际关系协调与大国博弈的重要平台。
安理会由15个理事国组成，其中五个常任理事国，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其余的10个非常任理事国，由联合国大会选举产生，任期两年。
安理会的5个常任理事国，由于在二战期间为反法西斯同盟胜利作出突出贡献而享有常任席位，并拥有一票否决权这一关键权力。
安理会10个非常任理事国每年改选5个，按地区分配名额，确保各大洲都有代表参与，促使安理会决策能广泛兼顾不同地域利益诉求，如非洲3席、亚洲2席、东欧1席、拉美及加勒比地区2席、西欧及其他地区2席。2024年的非常任理事国成员如下：
安理会表决遵循严格程序，决议草案表决分为程序性事项和实质性事项两类。对于程序性事项，例如会议安排、议程设定等日常事务，需至少9个理事国投赞成票方可通过。
而实质性事项，像派遣维和部队、实施制裁、授权军事行动等影响国际安全格局的关键决策，则要求满足两个严苛条件：一是至少9个理事国投赞成票；二是五大常任理事国无一投反对票，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在此凸显巨大影响力，即便其余 14 个理事国全票赞成，只要有一个常任理事国反对，决议便无法生效。
投票时，先由各理事国阐述立场观点，随后逐一表态投票，最后当场宣布结果。若遇复杂紧急情况，还可进行多轮磋商、修改草案再行表决，整个流程旨在综合各方意见，平衡大国责任与国际社会整体意愿，审慎地推动关乎全球安危的决策制定。
五常国投票中的权力博弈
1947年至2024年，安理会共有255个议题被常任理事国一票否决，其中约四分之三的议题都在冷战期间被一票否决。冷战期间，安理会因美苏对抗导致磋商不足；而冷战结束后，安理会的非正式磋商大大增加，被一票否决的议题大大减少。
从议题事务来看，57个议题与接纳新会员国相关，约占被一票否决议题总数的22.3%。根据《联合国宪章》，联合国接纳新会员国，需经安理会投票推荐，通过后再由联合国大会作出决定。关于接纳新会员国议题的否决，有86%都发生在五六十年代。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浪潮使得大量国家独立，尤其是五六十年代，民族解放运动在非洲和拉美广泛展开，第三世界崛起，大量新兴独立国家申请加入联合国。联合国成立之初会员国仅有55个，到了60年代末，会员国数量达到了126个。
从议题涉及的地区来看，中东相关的议题约有85个，占总数的33.3%。其中数量最多的议题是巴勒斯坦问题。1947年11月，联合国决定巴勒斯坦分治，同时建立犹太国和阿拉伯国，但以色列国宣告成立后，由于这项决议遭到巴勒斯坦人以及阿拉伯方面的强烈反对，巴勒斯坦国未能诞生。该地区主要矛盾是以色列与阿拉伯各国之间关于耶路撒冷地位、边界划分的等问题的分歧，但也不乏美苏大国博弈的身影。从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再到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巴勒斯坦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且亟待解决的重要议题，在联合国安理会的议程中频繁出现。美国在此议题中投出了51次否决票，展现了美国在中东地区复杂的利益牵扯。2024年4月18日，美国再次使用一票否决权，否决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式成员国的申请。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格林菲尔德称，巴勒斯坦获得联合国正式成员国地位，无助于达成解决巴以冲突的“两国方案”。
据统计，1947年至2024年期间，俄罗斯（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投票展现出最为频繁的异议立场，行使否决权高达147次。美国紧随其后，使用了93次否决权。英国、中国和法国分别使用了32次、21次和17次，与俄（苏）美相比存在明显差距。频繁行使否决权这一举动，反映出国家间的利益冲突和力量对比。
通过比较行使否决权最多的两个常任理事国，可以窥见不同时期世界局势的变化和国际关系格局的调整。1947年到1969年间，苏联行使了近100次否决权，而美国并没有反对任何安理会议题。从1970年开始，苏联实行否决权的次数大幅下降，美国使用否决权的次数开始直线上升，并在80年代达到巅峰，与苏联在50年代所投反对票的次数不相上下。1990年后，两国的否决投票开始趋于平缓。
这样的投票趋势与“冷战”格局的转变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冷战时期，美苏两国在安理会内展开斗争的主要武器就是否决权。40到50年代，由于苏联在国际体系中相对孤立，不得不频繁投出反对票以捍卫自身利益和立场。到70、80年代，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美国发现自己的战略优势不再凸显，因此也开始使用否决权。90年代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多极化趋势日益明显，美俄两国在行使否决权时表现出更为审慎的态度。
俄罗斯（苏联）在关于“接纳新会员国”的相关议题上，共计行使了48次否决权，尤其是在意大利、芬兰等西方国家加入联合国的过程中，苏联多次使用否决权。一方面，如果西方国家数量在联合国占据多数，容易通过不利于苏东阵营的提案，苏联频频投出否决票，是对西方国家占据多数的一种不对称反应。其次，苏联投出否决票也是为了更好地在外交上与西方讨价还价。苏联多次否决让西方国家成为联合国新会员，也是希望达成利益交换，让苏东阵营的更多国家也加入联合国。
相比之下，美国则将更多的关注焦点放在了“阿拉伯被占领土”问题上，从1970年到1997年，美国连续16次单独在安理会否决关于阿拉伯被占领土的提案。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俄罗斯（苏联）还是美国，对于中东问题都相当重视，在叙利亚和黎巴嫩的相关议题上分别行使了18次和9次的否决权，凸显了中东问题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复杂性与敏感性。
历史上，最多有三个国家同时行使一票否决权。美、英、法三国在13个议题上同时投出了反对票。英国一直是美国的核心盟友，英国总计投出32次否决票，23票都追随美国投出。法国总计投出17次否决票，仅有4票否决权独立投出。
美英法在否决票投票上的协同，体现了它们在核心利益上立场一致。冷战期间，在东西方对峙的形势下，英法都站在了美国一边。
中国与俄（苏）一起对17个议题进行了否决，一次发生在70年代，其余16次都在2000年以后，这可能与进入21世纪中俄关系持续深化有关。
美国共计独立投出否决票68张，俄罗斯（前苏联）独立投出130张。作为二战后仅有的两个超级大国，它们在涉及自己的国家利益和势力范围时会坚决地使用否决权，但大国滥用否决权，也导致联合国安理会在冷战期间效率低下，几近瘫痪。
入会53年，中国如何在安理会行使权利？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大通过2758号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同年11月15日，中国代表团首次参加联合国大会，并于11月23日正式参加安理会的活动。
有学者将新中国参与联合国事务的外交政策分为五个阶段，分别是20世纪70年代的“消极参与”、20世纪80年代的“积极参与”、20世纪90年代打破被孤立的“全面参与”与21世纪的“奋力参与”，中国走过了一段漫长又坎坷的路。
20世纪70年代，刚刚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中国实行了一种新的投票选择，即“参会不投票”。据统计，这种投票方式基本集中在1971 -1979年，共有60余次，而其他国家很少效仿。这成为特殊时期的中国安理会投票模式，直到1981年后才回归到和其他常任理事国相同的传统模式上来。
在观察国际局势、参与国际事务的过程中，中国不断学习如何行使自己的权利。其中最具标志性的事件是1981年联合国秘书长人选问题。在1971、1976和1981年的秘书长换届选举中，中国共投下19次否决票，目的是实现第三世界国家的候选人当选联合国秘书长，以体现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上力量的崛起。在前两次换届表决过程中，中国投下了3次否决票反对发达国家的候选人奥地利人瓦尔德海姆当选。但在确切知道无望后，为了避免形成秘书长人选上的僵局，中国最终转而同意。
到了1981年，中国坚持推荐非洲统一组织和不结盟国家共同提名的候选人萨利姆。但因美国的坚决反对，秘书长选举陷入僵局。在这种情势下，两名候选人均自愿放弃候选资格。中国坚定地否决给了第三世界国家莫大的鼓舞，国际社会要求第三世界人士出任秘书长的呼声高涨，最终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秘鲁人雷斯·德奎利亚尔当选。
在20世纪担任常任理事国的30年间，中国共投出四次反对票（除去联合国秘书长人选问题），且均为独立行使否决权，并未联合其他国家。但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行使否决权并非无所顾忌，常常会面临提案国和涉案当事国的不满，也可能面临中立国的道义压力。常任理事国会寻找同盟联合行使否决权来分担压力，扩展合法性。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再未出现独立行使否决权的情况，总是和俄罗斯一同投出反对票。
新潮统计了1971年以来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行使一票否决权的议题。可以看出，中国行使否决权的出发点包含三个方面：一是维护我国国家主权与安全的主权利益，二是代表发展中国家的一员为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辩护，三是维护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利益。
21世纪以来，中国综合国力提升，逐渐开始寻求在外交事务中的更大话语权与自主权，与联合国的合作逐渐深化。中国逐渐熟悉并熟练运用安理会的议事规则，越来越坚定地使用否决票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与态度，逐步从国际政治的边缘走向了国际舞台的中央，不断为促进全球治理，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