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视界”的叙事及其颠覆——张艺谋电影《第二十条》观后
“事件视界”的叙事及其颠覆——张艺谋电影《第二十条》观后
2024年春节档电影《第二十条》热映，后劲十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值得郑重的估量和评说。张艺谋导演的这部新作，聚焦现成的法律制度与题材的“事件结合”，包含价值理性的不同向度，蕴藏客观的启发性。
全景式横断面、“事件结合”与现实题材择取
对于电影创作者来说，张开眼睛看一看这个世界的现实，是具有挑战性的事情。
影片《第二十条》选择了两主一辅的三个事件作为叙事对象，即：公交司机张贵生见义勇为反获刑三年，最终家破人亡；检察官韩明之子韩雨辰制止校园霸凌却被立案；村霸刘文经欺辱霸凌王永强遭反杀，王永强入狱，哑妻申诉无门、备感绝望而走上绝路。电影借“事件结合”和三条叙事线的中心人物的汇聚，揭示了“正当防卫”的主题，展现人和事物的复杂性，凸显现实问题。除了对社会问题的观察，以及片方制造强大话题营销能力之外，影片的角色与故事成为现实折射的横断面式蒙太奇。影片题材与法律图式及特殊案例达成某种平衡。事件结合的互文式全面展开，与现实主义故事的多重讲述的颠覆，形成了内在关联。
不消说，影片讲述故事的成功，与《刑法》第二十条在2018年前后发生的强力变革的历史直接攸关。从历史维度看，影片《第二十条》有其编写的多维事件演进依据与精神原型，比如，2009年的“邓玉娇案”、2016年的“于欢案”、2018年的“昆山龙哥反杀案”以及2019年“吉首校园反杀案”。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出台。由此可见，影片《第二十条》的成功并不止于改编电影行为的背后主角，推出影片的相关机构和出品方功不可没。找回并印证“第二十条”的含义，寓蕴社会、文化的复杂而隐秘的支持。
《第二十条》剧照
影片秉持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以个人命运以及底层弱势群体为角色塑造的重点，不背叛真实的生活，展现了和历史叙事不同的全景式横断面。年轻的韩雨辰不无镜式迷惑与困扰，他问担任检察官的父亲：“如果法律没错，那是谁的错呢？”借助事件改编与虚构，影片主创穿过想象界，发挥电影主观能动作用，显示出客观真实的广阔性。人、故事、题材、主题及其背后的隐晦表达形成共鸣，摒除人物塑造的苍白与浮泛，在一种喜剧氛围中，将现实案例改编为想象力的产物，凸显戏剧化的电影表演的力量感。检察官吕玲玲不讨上司欢心，她对同为检察官、亦是初恋男友的韩明说：“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办的不是案，是别人的人生啊！”人的世界不公道，是要受到惩罚的！影片以简单和直接为准则，将改编事件推向情感、道德和共情的纽结点，最大限度地契合了某些深层的历史归类系统的符码和主题，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全景式横断面。这种内视的视界，具有现实主义艺术择取的逻辑力量与可信性。
基于视觉高度的俯览：大众化、生命叙事与菲勒斯视点
张艺谋对影片的掌握较为娴熟。影片中，无论是主题、题材选择还是技术之思，适合市场与受众，可圈可点，可归为大众化的用心之作。
在这部电影中，这位影响甚广的导演，再次奉献了过硬的专业技法，将一部主旋律色彩的影片于严肃主题与大众化中有效融合，实现了一种微妙的平衡。值得强调的是，影片并未因为太过工整而显得匠气，发出生命的声音的艺术追求和接受者之间没有距离。作为一部以“事件视界”（1）为基点的电影，《第二十条》近似零距离地拥抱现实。生命叙事于此成为具体可感的另一种表现方式，耐人寻思。
影片中的韩明，本是人人羡慕的检察官，受过高等教育，心怀正义，但长驻于心的生存故事与精于算计的辩证法，让人感受“飞翔”的艰难。工作的不圆满与平庸琐碎、生活的衰败与荒唐，仿佛冥冥之中有不可知的力量俯伏。他遵从式地办了张贵生案，心中也暗藏不安和亏欠。他是王永强案的检察官，但显而易见地选择了从众。其圆融、逃避的一面，是生存现实的倒影。他在功利主义之途爬行，祈求获得赏识，骇然而又令人发笑。在庸常结束的地方，拯救心灵，摆脱利己主义樊篱，才能走上追求正义之途。不辱使命，希望、良知、生命和历史才会真正开启。这也是规范与结构之中的另一种生命律动，在或多或少显示单一的现实性的同时，呈现了理想主义的认知、憧憬和希望。
为给残疾孩子筹钱治病，村民王永强借了村霸刘文经的高利贷，全家因此长期受到刘文经的催债和侮辱。在又一次被强奸之后，王永强的哑妻郝秀萍悲愤地对丈夫打手语说：“我想去死！”秀萍在工地天台上的最后一跳令人窒息。“是什么让一个聋哑母亲，抛下残疾的孩子，抛下狱中的丈夫，选择独自去死？”这里所演绎的命运悲剧，个中有直面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不幸与痛苦的沉重，更有生命渺微的、穿越黑暗笼罩的震撼。
极具效果的电影化故事讲述，让大众在震动中洞见法律公义与社会良知，在听障群体的故事中看见无声的血泪抗争与决绝挑战。影片展现的是工工整整的故事，与中国式的现实烛照与情感表达结合，世间风雨的浸染与体验式创作，以及编导细微、精妙的观察，成就了生命主义电影的典型法则。
作为一种生命叙事，影片在叙事路径及层级上各不相同。聋哑人不无隐喻的色彩，所占叙述篇幅不大，眼光却更深切，毫无文饰。她们无辜的遭遇，不能让人忘却其所遭受的苦痛与黑暗的周遭环境，更不能消解现实所蕴积的愤怒。但是，故事的高潮抑或“光明”来得太快了，问题的解决过于突然。就观影体验而言，笔者对类似菲勒斯中心主义以俯览的形式对人物进行规范和塑造难以苟同。影片中被要求沉默、驯顺以至缺席的女性并不止于受同情的被侮辱者，引人瞩目的还包括女检察官吕玲玲。她坚持要做的事，最后却落到了韩明的身上。高光通常属于男性，属于言说者，属于包含有其背景的存在物和连贯方式，《第二十条》亦没有例外。
类型装置与严肃主题：风格的全部形迹和颠覆
《第二十条》因其轻松有趣、扎实的戏剧推进和根植真实的现实主义，被不少人归为喜剧片，但它不属于开心快乐之上的、笑哭结合的娱乐品。其背后的玄机，不像同档期中的其他影片在人物塑造上的噱头效应。《第二十条》于紧密相连的戏剧与电影、类型与严肃、表演与明星等的艺术关系中，显现出与众不同。戏剧化和积极彰显的人间之道相结合，产生一种功能性的平衡作用。严肃的追问与启蒙独具意义，就如觉悟了的韩明在听证会上直面大众的思考与发声：“法律应该让坏人的犯罪成本更高，而不是让好人的出手代价更大。不然的话，我们将把一个怎样的世界交给孩子？”影片的故事颇具普法价值的广度和深度，戚戚而生，融入现实感受的表达，较为生动、成功地完成了叙事。演绎不可思议的故事，“艺术的真实能不能占上风”很重要。在这之中，演员的演技和才能确实是非常加分的。马丽在此片中的出演，比她在“开心麻花”的作品中更出色。诚然，一个好的剧本会让每个演员都出彩，但是，像马丽在影片中发挥如此扎实的好演员，她的戏剧功力外化与内敛无时不在、无处不在，还是有高下之别。
电影忠于生活而又不断寻求颠覆式的表达，角色台词有着密度很高的喜剧效果，一点不矫饰，小人物的呐喊、抗争等人格心理和事件趣味倾向，亦无虚浮空洞之感。这体现在演员马丽、雷佳音、高叶、张译、赵丽颖、范伟、王骁和众多配角的精彩出演及背后元素中。很多观众被影片中的角色及检察官式的金句台词所吸引，这和作品努力表达的客观的真实、民意的基础和民众对于公平正义诉求的及时捕捉不无关系。影片的导演、编剧和演员触及沉重的现实和严肃的故事，有积极推动变革的思考与行动。和戏剧化娱乐相比，现实部分的对白让人感受到实现公平正义的沉重与沉痛。类型化与严肃主旨并行不悖，唤起正义，隐藏电影商业化煽情、市场喜剧观影和经济效果的诉求。对于现实的阴影以及残酷，影片没有回避。有接地气的生活质感和实感，必然饱含人的感情。情感化的思想如何形成结构，如何落地，怎样形成必要的互文……这些都是电影的选择，也是艺术的启蒙。
任务片的另一种策略及其提示性参照
《第二十条》描写社会底层，明确提出“法，不能向不法让步”，接地气而富正义感。基于主题、题材、故事和类比，是时代的切实需要。影片做到了大众化，虽以检察官为主角，仍然显示了当下艺术的话语、眼光和行业题材联姻的意义。影片就是宣传，就是普法，让人了解“什么是互殴？”“什么是正当防卫？”“什么是故意伤害？”。这部可被称为“任务片”的影片，和狭义的主旋律影片不同。主旋律影片，或曰英模片、歌颂影片，若取法不得当，会陷入形式化的桎梏。这并非第一部以检察官为表现对象的电影。2023年的《检察风云》已将视角转向这一群体。遗憾的是，该片未能在严肃主题与大众化之间寻得更好的平衡。在这个层面上，《第二十条》提示了任务片的一种新的策略。面对社会问题的任务片，张艺谋巧妙地避开了法条和阐释、第二十条的历史、现实与理想之间的界限。根据美学的药方，追求理想与真理相一致，这是电影包含的提示性参照和获得影响力的秘密。影片对社会问题的讨论，让它超越了想象界假想的全景模型，诠释并见证了公平正义的认知差异和变化过程。某种意义上，影片对社会心理到法律层面的具体而精巧的演绎，颠覆了对一般任务片的认知。
影片将目光投向“法大于天”的价值理性，从历史中寻找线索。对理想的眺望，有其提升眼力和法治直觉的意义，不无深思之处。第二十条及其具体认知与实施，背后蕴含社会心理、精神状态和道德状态，与法条所产生的那些文明意识能力、法制精神倾向是一致的。应该说，《第二十条》为法制理论拓增了唯物史观的理论与实践视域，改变了人们对检察工作单一、刻板的印象，有力地推动了法治进程朝着具体而正确的方向前进。值得肯定的是，对于中国司法的权力意志、领导意志，公安权力如何适切而有力，以及“有罪推定”的司法现实，影片没有回避，更没有粉饰。影片由此呈现一种祛魅和净化的过程。韩明最后的发言，是距离事件最近的、对第二十条的总结性论述和精彩阐释。之所以打动人，是因为这不是某种自恋，而是一种融入体内的怒火的积极昭示，也是电影“戴着镣铐跳舞”的难能可贵之处。法治社会实践活动的特质，正在于检察、公安等司法系统每个公正执法者的自觉性、自主性、目的性和具体性。从艺术创作，包括法制题材影片创作来看，如何在抓好法制建设和政治建设的同时，建构文化文明、做法治进步的引领者，如何建设法律文化，怎样对待弱势群体以及公平公正等相关问题，甚至如何将公权力关进笼子里，谁去关、关笼子者由谁监督管理等问题，都成为法制题材必须面对和承担的艺术任务。这种追求公平正义的题材和主题的沉浸式氛围、警世意味和宏大格局，在普法的同时，一定意义上也提升了社会大众对法制的信心。和西方“以公正而不是公平为中心”的法条及法理不同，电影坚守“以公正公平为中心”的法律、法规传播观，实事求是，分享正义和良善，用影像记录并诠释当代中国法制的复杂性，蕴含电影创作者观照现实世界的社会责任感。作为现实题材的《第二十条》的法律、法规传播学，因此也有了自己的公正公平兼具的框架和对行业纠偏的选择与责任的范式意义。
直面人的世界，感觉现实的必然性
张艺谋的电影，是中国电影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在近年的创作可以从多方面找到某种共鸣，显现出这位著名导演依据电影原理、个人艺术创新能力，同当代电影文化相结合这一方法论原则。在向内的意义上，他与自我对话，走“超历史”的创作路径，积极暴露现实，追索历史的命运。《第二十条》表现客观现实社会的真实程度，让人感觉意外。该片紧抓事件，追求写实，展露的“事件视界”成为开阔之地，笔触有力，是对现实主义作者性的颠覆。之所以被很多人视为意外，是因为当下的外在环境，从影视产业到经济环境、文化语境，都发生了较大变化。就电影环境来说，观照社会以及温暖观众的好电影，必是市场化的，能挣钱的，不与“速度不断增加”的市场妥协仿佛已经不可能了。有的导演拍片，一味只是送国际电影节，要名不要钱，就仅仅能停留在“电影史留名”。
当下中国电影市场已经范式化地变成了一种诱惑，但市场的同质化、单一化受到当代电影文化发展的“关系性”的挑战。娱乐形式千百种，电影最关键的推力还是艺术，是对观众的教育，是穿越历史的隧道，拓增价值理性的丰富。兜兜转转数十年，张艺谋的艺术图示随着事件和世界改变。《第二十条》因此或有可能成为继《秋菊打官司》《活着》之后新的典型创作。大家都鼓掌，一味迎合商业市场的那只“看得见的手”，自有值得警示和反思之处。至少，畸轻畸重，故事残败，只重视眼皮底下的狭义商业性，给许多创作者带来了道路选择上的困难。满足时代的需求，直面人的世界，看取本然，中国电影有寄托的东西在。张艺谋式的努力，具有范本的阐释与启迪意义。
注释
（1）[美]艾米·伊莱亚斯、[美]克里斯蒂安·莫拉鲁《行星转向中的行星境况》，李国栋译，韩晓强校译，《艺术传播研究》202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