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双流的遗迹里，串联起广都十万年的历史
从双流的遗迹里，串联起广都十万年的历史
据传撰书于中国最早朝代夏朝的《山海经·海内经》载：“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鸾鸟自歌，凤鸟自儛，灵寿实华，草木所聚。爰有百兽，相群爰处。此草也，冬夏不死。”2002年起，双流文物考古队对双流埋藏在地底的历史文化资源进行了发掘保护，铲子镐子不断地挖着这些“有文化”的泥巴。20年的时间里，先后在双流区域内发掘出从王家堰旧石器时代一直到明清时期等遗址二十余处；出土了石器、陶器、玉器、青铜器等文物数千件，最久远的文物距今约为4200到4500年。
《山海经》万历刻本
如今这里的名字是双流，作为天府空港，既有风景秀丽的原野，也有现代化的城市，车水马龙如云烟般来去碾过漫长的时光。在夜幕下的灯火阑珊处回望，这片土地已跨过十万年的人类活动史。那些散落各处的遗址，便真实地记录着历史的碎片。
王家堰遗址第1地点位于成都双流牧马山台地北部缓丘之上。遗址发掘出土石制品82件，包括石核、石片、断块和石器等，此外还有大量未经加工的完整砾石。而这些原料主要来自附近河滩砾石及牧马山组下部砂砾石层。石器以重型类为主，其中包括手斧和手镐等类似阿舍利技术风格的石器类型。初步光释光测年结果显示，王家堰遗址第1地点古人类活动的时间距今约十万年，可以说是相当遥远的时光，文明还是包裹在硬壳里的种子。
王家堰遗址第1地点
刚进入广都博物馆展厅，你就能发现来自王家堰遗址的手斧、手镐等打制石器，有一种粗犷的野性。但这个遗址的发现和发掘，拓展了成都平原地区早期人类活动的历史，为进一步了解和探索成都平原早期人类的生存策略及旧石器文化提供了重要材料。
王家堰遗址第1地点出土石器
广都博物馆藏
王家堰遗址第2地点出土石器
河池遗址距今约4000余年，是新石器时代遗址，在发掘过程中出土了大量陶器、石器，还发现有土坑墓。该遗址文化堆积序列清楚，共分5层，第1层为近现代农耕层，厚度约0.3米；第2层为明清层，破坏严重，地层厚度不详；第3层为唐宋层，厚度约0.3米；第4层为秦汉层，破坏严重，地层厚度不详；第5层为新石器时代遗址，厚度约0.3米，其下是生土层。
河池遗址
一片遗址，颇为完整地记录了蜀地之人的历史。文明初现的青春期，亭亭如盖的壮年期都在这里。馆内所展出有该遗址的颇多石刀、石斧、石凿、石箭镞。它的发现揭开了双流地区新石器时代研究的序幕，证明了自新石器晚期开始，双流已有大量居民在此定居和从事农业生产，双流地区了成为古蜀文明的重要建设者和推动者。
广都博物馆藏
河池遗址出土石器
友宁桥遗址发现的三星堆文化遗存对认识三星堆文化与宝墩四期文化、十二桥文化的关系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也是目前发现的三星堆文化分布的最南端。证明三星堆文化已经从广汉的鸭子河延伸而来，越过沱江进入到了岷江流域，到了成都平原的腹心地带。是古蜀国灿烂文明覆盖到广都土地的有力证明。
友宁桥遗址
友宁桥的陶器也是古蜀文明的重要历史遗存之一，表现了当时精巧的制陶技艺。博物馆中便藏有出自友宁桥遗址的陶器，其中一件陶高柄豆格外惹眼。它中间细、两头宽，恰如一个“豆”字。实际上在先秦古蜀时期制陶业相当发达，这件陶高柄豆既是一种用于盛放食物的食器，同时也是祭祀礼器组合中的重要一员，先秦时期的墓葬中常常出现它的身影。
广都博物馆藏
友宁桥遗址出土陶器
三官堂遗址为一处商周时期遗址。它地层堆积完整清晰，遗迹现象复杂，遗物丰富，器类多样，面积约11万平方米，是双流境内一处先秦时期大型遗址，对于研究成都平原早期人类分布、活动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出土陶器以夹砂陶为主，泥质陶和细泥陶亦占有一定的比例。博物馆中的一件陶盉便是出自该地，它是一种温酒器。商周时期陶盉和植物种子的出现代表着农业生产进步，先秦蜀人的农耕文明已较为繁荣，吃饱喝足之余还能用些剩余的粮食来酿酒。
三官堂遗址
此外，三官堂遗址战国时期遗存的发现也是研究巴蜀文化不可多得的重要资料。成都地区战国时期遗存多为墓葬，反映的是当时巴蜀地区的丧葬习俗和制度，而三官堂遗址反映的则是当时社会民众的生活，可以帮助我们更加全面地认识和了解战国时期的巴蜀社会和文化面貌。
广都博物馆藏
三官堂遗址出土植物种子
广都博物馆藏
双流出土陶盉
昨日广都，今日双流，拥有悠久的历史和厚重的文化。从粗野的石器时代到现代化的21世纪，从汉武帝置县广都到隋朝更名双流，万年历史中映照出双流的多次聚居地兴衰和人迹变迁。
三官堂、王家堰等多处古代遗址，每一处都代表着双流古代的璀璨文明。这些遗址中的一些遗存物来到了广都博物馆：古蜀农耕种子、先秦饮酒陶器、汉代石砖陶俑、唐宋工艺品、明清瓦当……它们是在各个遗址间散落着的历史节点，它们汇聚于博物展陈，如串珠般联结成了双流十万年的历史痕迹。
本文原文来自成都市双流区广都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