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1931年：围绕上海租界出路的争议
1927-1931年：围绕上海租界出路的争议
1927-1931年间，围绕上海租界的未来地位问题，外侨、中国人和国际人士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这场争论不仅反映了各方在主权、利益和观念上的对立，也折射出近代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复杂处境。
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大量外国人涌入中国，他们不仅包括外交官和传教士，还有商人、银行家、工程师、律师、医生等。这些长期在中国生活的外侨，对近代中国口岸城市的现代化乃至整个中国经济、社会和思想文化的变迁产生了深远影响。
近年来，国内外学界对美侨、俄侨、日侨和来华犹太人已有一定关注，但研究还不够充分。例如，对俄侨和犹太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特定历史时期的难民群体，而对近代外侨的整体研究则存在多角度、多方面深化的可能。因此，本文将以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发生在外侨与国际人士和中国人之间的一场关于“上海问题”的国际性争论为中心，对外侨在此问题上表现出来的态度和所持基本观点，即所谓“上海情结”，进行深入分析。
“上海问题”争论的由来
“上海问题”的核心是上海公共租界（后文简称“上海租界”）的未来政治地位问题，包括上海租界何时以及以何种方式交还中国等。这一问题的出现与1926年底英国政府发表的对华备忘录（即十二月备忘录）以及武汉国民政府强行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等事件密切相关。随着国民党领导的北伐军胜利进军，矛头似乎直指上海租界。国民党占领上海后，又掀起收回上海租界的宣传活动，“上海问题”一时成为中外关系中的一个突出议题，国内外舆论对此十分关注。
争论的高潮共有三次：
第一次发生在国民党占领上海之后，主要围绕“上海自由市”方案展开。1927年6月4日，英国《曼彻斯特卫报》发表署名为“中国之友”的来稿，提出建立国联监管下的“上海自由市”。这一方案包括设立国际性市政管理机构、保持中立原则、继续维持治外法权等内容。但这一方案遭到上海《字林西报》的反驳，认为这会被中国人看作是帝国主义，会激起中国人的反感和仇恨。
第二次争论发生在1929年7月，诱因是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纳税华人会议主席王晓籁对美国记者代表团发表的讲话。王晓籁在讲话中主张中国完全收回租界司法权，并抨击上海公共租界在公园等市政设施的使用和参政权等方面对华人的不平等待遇。
第三次争论由美国《波特兰俄勒冈人报》发表的一篇题为《上海地位》的来稿引发。该文主要介绍京都会议上与会代表关于上海问题的讨论，提出上海问题的症结主要是因不平等导致的种族对抗和仇恨。
上海的发展是谁的贡献
外侨追问这一问题，回应的是中国人要求收回上海租界的主张。自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以来，中国以主权为由，要求收回列强在华设立租界的实际管辖权。外侨认为上海的繁荣主要是外国人的贡献，或者说是上海外侨的贡献，是上海外侨多年经营的结果，但现在中国人却轻飘飘地以主权为由要求收回，要求控制租界，完全忽视了他们的贡献和他们应得的权利。
谁主谁客
所谓谁主谁客，是指谁是上海的主人谁是上海的客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指谁是上海租界的主人谁是上海租界的客人。外侨追问这样一个问题，主要是回应歧视华人的指责。外侨主张华人原本没有权利居住在租界，为逃避中国的战乱、饥荒以及中国政府的横征暴敛，或者说是出于人身和财产安全的考虑，才逃到租界避难。这种观点并非个别外侨一时激愤的言论，而在其时上海外侨当中普遍存在。
上海是中国的上海还是世界的上海
外侨争辩上海的繁荣发达到底是谁的贡献，谁是上海的主人谁是上海的客人等问题，意在申明外侨对上海的贡献和上海租界现行制度的优越。外侨最希望看到的是租界在交还中国之后，上海仍然实行现有的制度，即自治与法治，而且仍然是开放的上海，外侨仍然可以像以往一样在此经商、居住。也就是说，外侨期待的是租界交还中国之后的上海是中国的上海，更应该是开放的上海，或者说是世界的上海。
但是上海能否顺着这个方向发展呢？外侨认为这取决于中国的发展状况。就现状而言，如果像中国人要求的那样，立即将租界交还中国，由中国人控制，上海将无法维持其开放的大都市地位，因为一旦立即将租界交还中国政府或者是交给华人管理，就会在上海实行同中国其他地方一样的制度，这会给外侨商业活动和生活带来极大的影响和不便。
结语
外侨自认为是近代上海城市的创造者，正是几代外侨的奋斗才把上海从一个普通的中国县城变成了世界著名的大港、繁荣的现代都市，但是令外侨感到委屈的是，他们的贡献不但不被认可，反而被中国人称为掠夺者、侵略者，被国际舆论当成是既得利益和特权地位的维护者。
外侨自然可以起而相争，但是这场争论的态势却似乎是势比人强。此处所谓的“势”，就是其时的国际和国内政治环境，或者说是政治形势：
其一是指世界大势，即“一战”后以英国为霸主的殖民主义体系渐趋瓦解，在这种国际格局之下，与殖民主义相伴生的对殖民地人民的种族歧视极易激起美国人为首的一些国际人士的恶感。美国在“一战”后迅速崛起，有取代英国成为新霸主之势，而且美国没有殖民的不光彩记录，特别是在世界范围内各殖民地国家民族主义高涨的背景下，美国人的批评与时代非常合拍，似乎显得格外理直气壮。以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眼光观察上海问题，上海外侨就成了国际舆论的众矢之的。
其二是指中国的国内政治形势，即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持续高涨的民族主义。中国这一时期的民族主义与此前的民族主义相比有一个变化，即清末以来的民族主义主要是内省式的，这种内省式的民族主义认为中国的贫穷、落后问题出在中国自身，但是到了20世纪20年代，受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影响，反帝式的或者说排外式的民族主义成为主流，或者说成为中国主流的意识形态。尤其是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以此为推动，废除不平等条约，废除治外法权，收回租界是其时外交活动的重要内容，国家主权似乎成了所向披靡的利器，举凡治外法权、租界等等问题，均在国家主权的强势话语面前失去正当性和合法性而纷纷败退。因此，在“上海问题”上，中国方面运用得最为顺手的，或者说最为万能的武器便是国家主权。由此角度观察这场争论，可以发现中国和国际舆论一方主要借助了这个大势。
面对来自各方的指责，外侨奋力相争，无论是外侨对近代上海发展的贡献，还是上海以何种方式交还中国，其基本出发点是对上海租界自身的独特性和商业利益的正当性进行辩护，其主张虽有维护其既得利益的一面，且难以掩饰其优越感，但也反映出中国学界所熟知的革命史叙事模式所未能涵盖的一些面相：上海租界的独特性自有其现实依据，商业利益的正当性则出自于西方近代的自由贸易理念，同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全球化紧密相关。以今天的视角观之，似与当今全球化发展的大势有一定契合之处。
本文选自《社会科学研究》2016年第一期，四川社会科学院主办，原题《论近代外国侨民的“上海情结”——以“上海问题”争论为中心》。注释略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