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
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
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一直有一个困惑：
“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16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
这个问题不仅仅困惑了我，也困惑了不少学者，最早由英国学者李约瑟在1930年代开始研究中国科技史时提出，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正式将这个历史问题称为“李约瑟难题”（Needham's Grand Question）。其主题是“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很多人把李约瑟难题进一步推广，出现“中国近代科学为什么落后”、“中国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等问题。
很多中外学者们也一直在探究这些问题：
- 经济学家如阿西莫格鲁等认为，英国之所以发展起来，不仅仅是由于商业贸易发展的结果，而是与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系列制度变革有关。
- 经济学家林毅夫：中国由于科举制度所产生的激励机制妨碍了中国人对数学和可控制实验这种后天能力的学习，使得科学革命无法在中国产生。
- 上海财经大学李楠：18世纪东西方政治经济制度上的差异在这些条件中将占有更多的解释权重。
- 美国学者彭慕兰认为除了海外贸易和扩张外，欧洲成功的另一个可能的必要（但非充分）条件是欧洲竞争激烈的“国家系统。欧洲的政治分裂使相互竞争的欧洲各国不受单一中心的控制。
- 学者们从各种纬度分析了这个问题，也让我更加拨开云雾见光明，我觉得几个重要原因：
人口问题
根据之前的作品《从另一种视角看人口红利– 内卷化是必然吗？》可以看出，清朝末期世界人口的分布情况显示，中国已经成为第一大人口大国。
清朝人口膨胀后怎么办？搞计划生育？清朝统治者还没那么强的控制力。于是， 人口膨胀导致了大量过剩人口。啥叫过剩人口呢？就是没活儿干，或者劳动收入不足以糊口的人。
对于这些人来说，本来就没啥钱赚，任何活儿，给点钱就肯干，劳动力成本极低。这带来了一个结果：任何旨在节省劳动力的技术在当时的中国都不可能自发出现。因为人多得是，你发明一个省人力的技术，不但啥用没有而且我还嫌你碍事呢。
对于当权者来说，纺织机的发明，汽车的发明，对于他们的生活变化短期内没有任何改变。乾隆皇帝和他的朝臣普遍持有中华文化中心论的态度，认为中国文明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乾隆曾在给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回信中表示，“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暗示中国不需要从西方引入技术或商品。这封信（1793年）正是在英国使团马戛尔尼访华请求贸易扩展和技术交流被拒绝的背景下写的。正式因为我们有了足够的劳动力的情况下，当政者不需要提升技术和效率。
社会和文化因素
在中国文化中，儒教思想一致主导的古代中国人的日常行为，儒家重视农业和伦理规范，对于商业和技术创新的重视程度很低，在有些朝代对于商人的态度非常不友好。古代的社会地位按照“士农工商”进行排序。商业和工业一直处于较低的地位。
无论是成功商人，读书人，底层劳作者，都是以考取功名为人生终极目标，其中《儒林外史》中的范进中举刻画的最为真实，深刻。范进年过半百才中举，前后的巨大变化令人啼笑皆非。中举前，他生活困窘，遭岳父胡屠户的轻视。中举后，岳父态度大变，极尽巴结之能事。
而在当时读书的内容也近乎于四书五经，八股文集等儒家经典。严重限制了民众对于自然科学和自然规律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望。
同时还有一些成功的商人，他们的理想是成为红顶商人，但是最后沦落为政治的牺牲品。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江南药王”胡雪岩，资助收复新疆有功，经左宗棠推荐，胡雪岩被赏穿黄马褂、赐红顶戴，于是胡雪岩便成为了名噪一时的“红顶商人”。不过，左宗棠的死对头李鸿章对胡雪岩很不喜欢，设计挤兑搞垮胡雪岩的钱庄，又使他的生丝生意破产。破产后的胡雪岩被查抄革职，失去了红顶，很快忧愤而死。
“中国实业之父”盛宣怀，因深受李鸿章等人的信任，盛宣怀获实授商务大臣、邮传部尚书等高级官衔，几乎总揽了关系中国经济命脉的多家洋务企业，被喻为“一只手捞十六颗明珠”。盛宣怀先遭清廷“著即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后遭新成立的国民政府抄没家产，一生写尽中国近世商人与政治力量相结合的无奈。
英国的政治制度
英国作为工业革命的起始点，其政治制度也是对工业革命的产生起到奠基作用。《大宪章》是1215年在英国签署的一部宪法性文件，虽然它最初的目的是限制君主权力、保护贵族特权和确保某些法律权利，但它对后世的影响深远。
- 《大宪章》确立了法制的精神，即法律至上，任何人，包括国王，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这一原则在英国逐步演变为现代法治社会的基础。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法治精神保障了契约的执行和财产权的保护，这对于商业活动和工业发展的稳定环境至关重要。
- 其次，《大宪章》强调了个人自由和权利，这在后来的英国宪政发展中不断被强化。在工业革命期间，这些自由和权利的保护使得劳动力市场更加灵活，人们可以自由迁徙、择业，推动了劳动力的流动和工业生产力的提升。
- 《大宪章》为英国议会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通过限制国王的权力，增强了议会的作用。工业革命时期，议会成为推动经济政策和法律变革的主要机构，这包括制定有利于工业和贸易的法律，促进了经济的繁荣。
- 《大宪章》的法律和制度框架为商业活动提供了相对稳定和公平的环境。工业革命时期，大量的企业和工厂需要稳定的法律环境来保障合同的执行和投资的安全。大宪章所倡导的法律和制度原则为这种稳定性提供了重要保障。
- 确立了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虽然《大宪章》最初是贵族争取自身权利的产物，但它逐渐演变为更广泛的法律和社会原则，对社会各阶层产生了影响。在工业革命期间，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都在一定程度上受益于这些法律和社会原则，使得社会结构逐渐向更开放和多元的方向发展。
- 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大宪章》确立了财产权和人身权的基本保障，强调了法律程序的重要性，防止任意剥夺个人的财产。这些原则为后来英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成为现代财产权保护制度的雏形。
相比于，在当时的中国社会，是高度的中央集权，虽然有助于国家的稳定和统一，但是同时也在抑制各阶层的活力和创新能力。明清时期，中国实行相对闭关锁国的政策，限制了与外界的交流和技术引进，减少了工业革命所需的思想和技术流入。
现代经济学的启蒙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1776年）是经济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它对工业革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自由市场理论的确立《国富论》倡导自由市场经济，认为市场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通过“看不见的手”自我调节，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这一理论为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市场经济提供了理论基础，促进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减少了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鼓励了企业家精神和创新。
- 分工与专业化：斯密在《国富论》中详细论述了分工的原理和好处，指出分工能够提高生产效率和产量。工业革命期间，工厂制生产方式的兴起正是这一理论的实践，工人被安排在特定的岗位上进行专业化操作，大大提升了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
- 竞争与创新《国富论》强调竞争在推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斯密认为，竞争能够激励企业不断改进技术和管理方式，以降低成本和提高产品质量。这一思想在工业革命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各行各业的企业通过竞争推动了技术革新和产业升级。
- 政府角色的重新定位：提出了政府应在市场经济中扮演的角色，认为政府的主要职能应集中在维护国家安全、保护社会秩序和提供公共基础设施等方面，而不应过度干预经济活动。工业革命期间，许多国家逐步采纳了这种观点，减少了对经济的直接控制，促进了自由经济的发展。
- 国际贸易的扩展：提倡自由贸易，认为国际贸易能够使各国充分利用其比较优势，带来共同的经济利益。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及其他国家通过自由贸易政策，积极参与国际市场，扩大了商品的销路和资源的获取渠道，推动了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
- 资本积累和投资：资本积累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认为储蓄和投资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工业革命时期，资本的积累和有效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各种新技术和新工艺的发明与应用都依赖于资本的投入。
-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财富增长的主要来源之一。工业革命中，机械化和技术创新大幅度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使得生产成本降低，产品数量和质量显著提升，从而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
相比于当时的中国社会，经济思想主要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强调农业和自给自足。对商业和手工业的重视程度不高，缺乏系统的经济理论指导。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较多，通过税收、垄断和贸易管理来控制经济。政府重视国家财政收入，更多采用重农抑商政策，限制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对外贸易政策严格，限制外国商品的进口和本国商品的出口。
总之，工业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涉及经济结构、技术发展、社会文化、政治体制以及国际环境等多方面的综合影响。有幸的是，现代中国已经逐步融入社会，和世界开始共享工业革命带来的果实，从机械化时代，电气化时代，信息化时代，智能化时代。现在，人工智能技术如火如荼，将整个世界推入了智能化时代。智能化，首先意味着人机交互需要变得像人们之间的沟通、交谈一样简单、便捷。人工智能技术与移动互联网、5G、IoT等技术一起，不仅是要让计算机变得智能和聪明，而且要实现“万物互联、万物智能”，即让电视、冰箱、空调、汽车等所有设备都联网、都具备智能。
可见，中国正与世界各国共同正在迈入一个智能而美好的崭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