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遍1000个村，他目睹了农村彩礼从6.6万涨到50万
走遍1000个村，他目睹了农村彩礼从6.6万涨到50万
从2007年到2024年，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杨华带领团队在全国20个省市超过1000个村庄进行实地调研，重点关注农村家庭状况。在调研过程中，他们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现象：农村彩礼从最初的6.6万元飙升至50万元，甚至更高。这一现象不仅反映了农村社会经济的变化，更折射出深层次的社会问题。
作为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和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杨华从2007年开始在全国20个省市超过1000个村做关于农村家庭状况的实地调研，彩礼的上涨是他研究的一部分。在他和团队的调查中，2010年后彩礼数额突飞猛进，从6.6万涨到50万，受影响最大的是因经济和自然条件而与县外社会交流少、婚姻依赖熟人社会、长辈对子女婚姻代际责任强的农村家庭。他们还发现许多农村老人自杀的案例背后，都有“天价彩礼”的影子——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困在传统价值观中的中年父母更多地为后代付出，而他们的老一辈在这一过程中越发感到被忽视和价值感缺失。
《县委大院》剧照
彩礼的演变
2007年，杨华教授团队在河南周口、驻马店调研时发现，当地农村婚姻成本高，结婚时的彩礼要6万6、8万8甚至是意味着“万里挑一”的100001元，而且还要建好新房。以一个五口之家为例，人均两亩地，每年种一季小麦和玉米，加上外出打工，一家年收入两三万。如果家里有三个儿子，按照每个儿子彩礼六万多，再加上盖房费用，三个儿子结婚至少需要30万，一家两代人一起打工种地，需要十多年才能赚够结婚成本。
2010年之后，彩礼金额上涨速度迅猛。河南农村地区基本一年一涨，从8万8很快突破10万，再一年破15万，又一年18万。2015年之后，山东、山西、陕西、青海、宁夏、甘肃、安徽等地农村的彩礼普遍达到二三十万元，江西一些农村地区50万左右的彩礼数额也开始出现，最高支付金额已达到88万元。全国农村男性需要支付的婚姻总成本普遍在七八十万元到一百一二十万元之间。
《红高粱》剧照
彩礼上涨的两大推手
推高彩礼价格和结婚成本的主要有两个因素。首先是性别比失衡。上世纪90年代是中国农村出生性别比最高的时期，超过了107的国际警戒线达到117。2010年之后，农村的90后进入婚恋年龄，2020年中国处于适婚年龄的男性比女性多3000 多万人。性别比越高，女方在婚姻市场中的优势越大，男方越处于被挤压地位，女方的要价就越高。
其次是年龄和地域条件的梯度挤压。当同龄适婚女性减少，男性就会从低一个年龄段的女性中择偶。像80后的男性在本年龄段没找到对象时，他就得往下一个年龄段也就是90后女生那里找，使得90后女生成为80后和90后男生共同竞争的稀缺资源。而在农村，如果某地经济或自然条件较周边要好，农民的生活水平更高，那么来自更穷、自然条件更差的女孩就会流向该地区，也给条件更差地区的男性带来更大的结婚压力。这种梯度挤压造成了“山上的姑娘嫁山下，山下的姑娘嫁城郊，城郊的姑娘嫁城里”的现象。
《幸福到万家》剧照
北方农村：巨额彩礼的高发区
杨华教授来自湖南南部农村，那里彩礼一直不算多，2010年还在两三万的范围内。通过调研发现，不同地方彩礼数额的差异，与彩礼中契约属性和支付属性的作用强弱有关。
湘南农村老家的彩礼属于典型的弱支付-弱契约类型，即男女婚姻的确立主要以婚姻登记为准，彩礼没有确立男女婚姻关系的意涵。这主要是因为南方村庄尽管传宗接代的意识强，但父代责任不重，没有依靠男性劳动力来争取村内话语权的一面。随着大量青年外出务工，农村人会更多在远离家乡的打工地结婚，结婚就更像是子代自己的事情了。彩礼的支付仅是对女方家庭的一种简单补偿。
《人世间》剧照
江西北部农村则是典型的强支付-强契约的类型。当地有种相对普遍的观念，认为女儿以后是别人家的，“生女儿是赔钱的”，女方家庭在女儿嫁出去时更倾向于多要一点钱。在这些地方，彩礼像租房子前要交的“保证金”：保证女孩子跟男孩子婚姻稳定，否则女儿嫁出去了，男的又不要了，她还得返回娘家，这是很丢脸的事情。如果男方再反悔，这个钱是不退的，因此礼金越高，男方就会越忌惮反悔，婚姻就必须得稳定维持下去。在这个背景下，江西天价彩礼频出。
在更广大的北方农村地区，彩礼更多反映的是婚姻市场上女性资源的稀缺性。北方村庄通常由数个到十来个姓氏组成，亲族之间比的是“人多势众”，较量的是“拳头”——也就是男丁的多少，人越多也就在村子里越有话语权和地位。也就是说，为了亲族在竞争中得势，一个家庭不止要多生男孩，而且还要让每个儿子结婚，以便后面生育更多的男孩。这种传宗接代的压力和小亲族之间的竞争，让“为子女结婚”成为父母自己赋予自己的人生任务。
这种极强的代际责任加上适婚女性的缺乏，就会造就畸形的彩礼，而且要起来也不分场合——不仅“下车”前要价，“洞房花烛夜”也要。在这些地方，彩礼支付对婚姻几乎没有规范力度，呈现出强支付-弱契约的特点，女方悔婚、较早离婚、跑婚等现象频频发生，进而带来数量繁多的彩礼返还纷争。
《父母爱情》剧照
彩礼之困
农村的天价彩礼，也在逼着中老年人接近甚至过了退休年龄的老人仍在为晚辈的彩礼钱外出打工。2020年底，杨华教授回到湘南老家调研时，见到村里的包工头带着一群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工在村口修高速公路。包工头告诉他，一天晚上，他在宿舍外走来走去，听到一个50多岁的河南人在哭。中年人说，他两个儿子都到了结婚的年龄，但大儿子和二儿子结婚就需要30万彩礼，总共60万。他为此彻夜难眠，想着儿子们要打光棍，觉得很内疚，便一个人抓着宿舍门口的栏杆哭。当时杨华教授很感慨，如果天价彩礼愈演愈烈， “生三个儿子哭一场”，可能要变成了“生个孩子就要哭一场”了。
从2019年起，中央开始点名并持续推进“天价彩礼”的治理问题，希望让人们意识到彩礼本身是陈规陋习。但彩礼问题只是高额婚姻成本问题的一个体现。在河南驻马店，近三五年彩礼一直维持在25万到28万元之间没有变过，但变的是房子：以前婚房在镇上就可以，现在到了县城了，以前要县城房子的现在要到地级市了。
《幸福到万家》剧照
2014年6月，杨华教授团队去湖北孝感农村调研，遇到一位50多岁的阿姨，两个儿子到了结婚年龄但都没成家。她在家养猪赚了钱，为大儿子在县城买房花了43万元，装修花10万，这些钱里，她借了五六万元，当兵转业干厨师的大儿子没出一分钱。她种了20多亩地，如果全部雇人插秧的话得花四五千元，她一直自己插，为的是把这个钱省下来，因为二儿子还需要成家。他们见到这位阿姨时，她自家的田刚好插完，第二天又要去给别人插秧挣工钱，工价是200元一天，外加两餐饭。
以前杨华教授在进行农民工调研时，会纳闷为什么中国劳动者忍耐度这么强，可以一直做高强度、长时间甚至危险的劳动，低额的工资他也愿意。很大部分，还是跟他们承担的责任有关系。在他们眼里，一个成年农民的人生任务实质上就是为儿子娶媳妇和为父母养老送终这两项。当结婚越来越难、彩礼越来越高，这种文化更加大了父母对子代婚姻介入和支持的力度：你可能要一辈子在村里打零工，你可能要进城打工不退休，你可能还要帮孩子带孩子，总之属于你的任务在延长。
从2014年开始，杨华教授和团队开始调查农村老年人自杀的情况。他们发现，很多非正常死亡的案例背后都有“天价彩礼”的影子。在江汉平原的一个农村，有位70岁的老奶奶有一个儿子，儿子没外出务工时一直跟儿子住在一起，因为她腿有残疾，生活难以自理。后来儿子为了孩子结婚要准备几十万的婚房和彩礼，决定带着媳妇和几个孩子一起外出务工。老奶奶说了句：“你们要走的话，我先走”，不久便喝农药自杀了。某种程度上去理解她的选择：她为儿女奉出了一生，当她自己老了动不了、希望子代付出的时候，子代极有可能在为子女辈的成婚付出。这就形成一种巨大的反差，也会造成老年人身上一种价值割裂感。
《都挺好》剧照
不停劳作的中年人和缺乏赡养的老年人，都是被困在彩礼中的人。至于解困，现在全国很多县镇都在尝试零彩礼集体婚礼、书信联名抵制等活动，国家还建立了30多个婚俗改革试验区，试图移风易俗。杨华教授建议，子女也应该多为父母考虑。当你出去打工，能够站立住脚，或者是读了大学、当了公务员，不要再伸手给父母要房子、要彩礼。作为父母的人，也应该为自己的身心考虑，生活不仅仅是为了晚辈。
本文原文来自《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