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县城面临崩溃风险，众多人口流失与机构缩减
小县城面临崩溃风险，众多人口流失与机构缩减
在我们所处的时代，或许将亲眼目睹众多小县城逐渐消失。一个不容忽视的迹象是，多个省份正在大力精简小县城的行政编制。以山西为例，该省率先对人口稀少的小县进行机构改革试点，如娄烦县的事业编制数量大幅缩减6%，从3000多个降至341个；河曲县和浮山县也分别减少了4%和1%的编制数量。这种缩编举措背后，揭示出许多县城已难以负担过多的公职人员。县城表面的繁荣，宛如被戳破的美丽泡沫，终将消散。
事实上，近十年来，中国超过七成的小县城都面临着人口流失的困境，其中大多数是中西部的中小城市。随着人口的流失、财政的枯竭、房价的暴跌以及公共服务的停滞，小县城过去那种宁静而安逸的生活方式已难以为继。如今，众多小县城正步向崩溃的边缘。
中长期的人口迁移数据显示，中国大多数县城的衰落已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泽平宏观通过对中国3000个县城在2010至2020年间的人口流动数据进行分析比对，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趋势：在扣除数据缺失难以识别的10个地区后，人口流出的县城数量高达1676个，占据总量的9%，比上一个十年（2000至2010年）上升了14个百分点。这一数据揭示出，小县城面临的人口流失困境已愈发严重，其宁静而安逸的生活方式正逐渐被打破，走向崩溃的边缘。
从城市分线来看，二线城市并未出现人口流出，三线城市的人口流出比例从18%降至15%，而四线城市、五线城市和六线城市的人口流出比例则分别从45%、71%和69%上升至57%、83%和86%。这显示出小城市和小县城的人口流失正在加剧，这是一股难以逆转的趋势。
与此同时，大都市圈的人口虹吸效应在不断增强。24个1000万人以上的大都市圈对全国人口增量的贡献率持续超过80%。以广东省为例，2010年至2020年期间，该省常住人口增长了2096万，其中广州和深圳两个城市合计增长了1318万，对全省人口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9%。然而，与此同时，广东省内80%的欠发达地区都面临着人口流出的困境。广州、深圳、佛山、东莞等大城市吸引了周边县城的大量人口。
人潮的流向反映了经济的流向。尽管近年来有许多文章描绘县城消费市场的繁荣景象，如餐饮、零售等行业纷纷进军下沉市场，甚至星巴克也进入了县城。然而，网络上的“县城婆罗门”们所展示的优渥舒适的生活，并不能掩盖小城市和小县城所面临的人口流失问题。
然而，现实却残酷地揭示出，许多县城的经济繁荣仅仅是表面现象，如同脆弱的泡沫，难以长久维持。曾经“一铺传三代”的县城商铺，如今已租不动，空置率居高不下。据《中国经济周刊》报道，2024年伊始，全国100座县城的租售市场普遍呈现出不景气。其中，安徽宣城、湖南邵阳、甘肃天水等近20座城市，商铺空置率更是超过50%，意味着县城一半以上的商铺都在“旺铺转让”的困境中挣扎。
县城公务员的工资问题也开始浮出水面，越来越多的公务员抱怨工资下降，年终奖、补贴等福利消失，月薪仅剩3000元左右。这不仅发生在山西省，青海、甘肃、江西、湖南等省份也纷纷启动机构改革试点，试图打破“铁饭碗”的固有观念。
小县城的安逸生活似乎在一夜之间崩塌，直接原因在于许多县城的财政状况已经入不敷出。以贵州为例，2022年全省88个区县中无一财政自给率超过100%，最低的榕江县自给率仅为71%，这意味着贵州所有区县都严重依赖上级财政的“输血”来维持运转。
另一个典型的案例是陕西汉中市的佛坪县，这个仅有6万人口的小县城，在城区人口不足8000人的情况下，却拥有近3000名编制的财政供养人员。这种极度不平衡的财政状况导致整个县一年的财政收入都无法满足体制内人员的工资支出。
面对巨大的财政缺口，除了发债之外，小县城只能依赖上级的转移支付来维持运转。然而，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财政状况都不容乐观。据财新统计，截至目前已公布前八月财政收支情况的18个省份中，多数省份财政收入同比下降或增长缓慢。其中，江西、广西、陕西、内蒙古、山西五省份的收入同比降幅明显，山西更是达到9%。这种财政压力无疑会进一步传导到小县城层面。
事实上，许多财政入不敷出的县城都面临着庞大的财政供养人口问题，这已成为一个突出的矛盾。以山东省成武县为例，其2023年的养老金结构引发了广泛关注。该县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高达8778人，发放的养老待遇惊人地达到了85亿元。与此同时，企业单位离退休人员和企业单位离退休人员分别为13220人和94万人，但发放的养老待遇却远不及机关事业单位。这种体制内与体制外的退休待遇巨大差距，不仅暴露了社会问题，更折射出县城面临的巨大财政压力。
三农问题专家李昌平在广泛走访全国各地县城后指出，当前县城经济萎缩，工业园区和房地产市场冷清，而吃喝玩乐等行业却因公务员群体的支撑而显得热闹非凡。然而，这种仅靠吃喝玩乐支撑的“公仆经济”模式显然难以持久。以黑龙江鹤岗市为例，几年前因超低房价而闻名，吸引了许多厌倦大城市内卷的年轻人。但现实中的鹤岗却远非乌托邦式的浪漫所能描述。作为全国四大煤矿之一，随着资源的枯竭，鹤岗在2011年被列为国家第三批资源枯竭型城市。这种衰退史承载着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沧桑与变迁。
产业凋零，人口流失。2022年末，鹤岗全市户籍总人口为6万人，相较于2012年的105万人，减少了9万。随着资源枯竭、人口外流和城市老化，房价跌至低谷，不少中小城市正走向鹤岗式的命运。这些城市中，多数为资源型或传统工业城市，如辽宁的阜新、黑龙江的双鸭山、甘肃的玉门等。因此，有人称之为“鹤岗化”现象。
然而，“鹤岗们”问题的根源并非仅仅在于人口流失，更深层次的是产业的空心化。由于缺乏支柱产业，这些县城无法为本地人口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没有支柱产业和规模以上企业，县城的财政收入自然无从谈起。随着县城财政状况的进一步恶化，公共服务水平可能会遭受影响甚至停摆。去年以来，已有不少县城因无法获得补贴而宣布公交停运，使得在县城没有私家车的人出行变得困难。
在中国整体从大基建转向大维护的时代背景下，小县城面临的冲击将更为严峻。这一点，从我们的邻国日本的经验中可见一斑。北海道的夕张市是日本首个宣布“破产”的城市，由于无力承担泡沫经济时代的高额债务，市政府不得不关停大部分公共设施。学校、医院甚至公共厕所都面临关闭，居民收入骤降，而生活成本却居高不下。昔日拥有6万人口的城市，如今仅剩不足7000人。
如今的夕张市，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破败不堪的景象。这提醒我们，没有哪个地方能够轻而易举地摆脱困境，享受宁静的生活。对于那些渴望在小县城过上悠闲生活的人来说，他们必须做好准备，面对可能出现的长期生活质量下降的挑战。
从全球视角来看，小城市的衰落已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以日本为例，东京以其6%的土地承载了日本10%的人口和5%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而整个东京都市圈更是拥有3728万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11%。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美国，洛杉矶、纽约和五大湖三大都市圈共同创造了全国60%以上的GDP。
在中国，城镇化进程已进入新阶段，城市间的竞争与洗牌也将更加激烈。根据2022年印发的《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政府将有序引导人口向经济发展优势区域转移。这意味着，那些未被纳入都市圈的家乡，未来可能会逐渐衰败甚至消失。
然而，中国仍有6亿农村人口，县城作为向周边农村提供公共服务的载体，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在振兴县域经济的过程中，我们需要警惕两种极端倾向：一是无所作为，二是盲目举债、盲目开发，导致烂尾项目和形象工程的出现。例如，贵州独山县因过度开发而背负400亿债务，最终沦为一片“奇观”，这无疑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独山县的天下第一水司楼如今已成为历史，但即便如此，许多县城的营商环境依然令人堪忧。时至2024年，仍有不少县城依赖企业罚款来维持公务员的薪资。这种“罚款创收”的现象在某些地方甚至变得明目张胆。
以成武县为例，该县曾因给体制内人员发放了8亿养老金而登上热搜。最近，当地市监局的一名执法人员公开表示，“干垮一个企业太简单了。”这样的言论无疑会让投资企业望而却步。因此，县城需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来改善营商环境，以吸引投资并促进自身发展。
县城对于许多人来说，不仅是他们记忆的起点，更是精神的归宿。随着人口的高速迁徙，许多“新上海人”、“新北京人”等来自小县城的移民，在繁华的大都市中感受到了精神上的困境。他们开始怀念故乡，寻找那份属于自己的乡愁。
对于这些离乡者来说，小县城不仅承载着他们的记忆和情感，更代表着一种人生的退路。因此，保护和发展小县城，不仅关乎地方经济的繁荣，更关乎亿万中国人的情感归属。在无数小县城的兴衰变迁中，我们看到了人们对家乡的深情厚意，也感受到了他们对于守护和发展家乡的坚定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