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佑的《通典》在史学史上的地位是重要且无可替代的，为什么？
杜佑的《通典》在史学史上的地位是重要且无可替代的，为什么？
《通典》是唐代著名宰相、杰出史学家杜佑历时三十六年编撰的史学巨著，全书共二百卷，上起远古，下至唐德宗贞元之世。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典章制度专史，《通典》在史学史上具有重要且无可替代的地位，其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确立了史书编纂的"政书"体例，发展了史书"自注"之法，保存了大量古代珍贵史料。
我国古代史学名著《通典》的作者，是唐朝著名的宰相、杰出的史学家、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市）人杜佑（公元735至812年）。
杜佑以门荫入仕，曾任礼部尚书等要职。公元803年（贞元十九年），因政绩卓著，成为唐德宗李适的宰相。
唐德宗时期的宰相杜佑（画作）
杜佑生活、工作在“安史之乱”前后。他经历过大唐开元、天宝年间的盛世，更目睹了唐王朝于安史之乱后的快速衰落景象。
这时，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等各方面都发生着巨大变化。最为突出的是，政治局面由“集权统一”转变为“藩镇割据”。
出于如何在政治、经济发生巨大变化，中央力量遭到严重削弱的情况下，稳定并重建繁荣昌盛的大唐王朝的考量，杜佑历时三十六年，编撰了多达二百卷的史学巨著《通典》。
《通典》是一部专门记述历代典章制度的通史，上起远古，下至唐德宗贞元之世。其取材范围，除了“五经群史”和多个历史时期的官书外，还涉及汉魏六朝之名臣、学士的文集和奏疏。
《通典》在中国史学史上，有着独特的价值、重要的地位。其原因，主要在以下三点。
其一，确立了史书编纂新体制。
自从司马迁在《史记》中编“八书”，记载典章制度以后，代代仿效，许多纪传体的史书都编写“书志”。
司马迁之《史记》（图像）
不过，历代典章制度的制定、沿袭，都有着承前启后的“因果”关系，而大部分史书则是“断代为书”，难以照应典章之间的彼此衔接关系。
这样一来，导致了典章记载“苟不追叙前代，则原委不明，追叙太多，则繁复取厌”（梁启超语）的窘况。杜佑之《通典》，“统括史志之必要”，“成一创作”，解决了这一问题。
《通典》综合历代史志中有关典章制度的资料，分门别类，追根溯源，“会通集结”而成。而且，它为史籍的编纂开辟了新的途径，确立了我国史学史上与纪传体、编年体并立的“政书”一体。
此后，“政书”体的史书不断涌现。如，宋元之际的著名史学家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以及清朝时一再续编的《通典》、《通考》等，都是承继杜佑《通典》的体例而编纂的“政书”之体的史学名著。
马端临之《文献通考》（图像）
其二，发展了史书“自注”之法。
自从班固在所著《汉书》之“年表”及地理、艺文二“志”中，自己注解有关内容后，魏晋以下，注解史书的做法渐渐推广开来。但是，自我注解者极少，他人予以作注者多。
杜佑则不然，他在《通典》中大量运用“自注”法，以丰富、明证自己史书的内容、观点。
他在《通典》中的注文大致可以分为五类：一是“释音义”；二是“举故典”；三是“补史事”；四是“明互见”；五是“考史料”。
这些注解，不但弥补了《通典》正文的不足，而且点名了材料的出处，便于读者查证，同时也表现了杜佑严谨的治学精神。
凝神思考的杜佑（画作）
他对于以前史书的记载，从不随意吸纳、轻易相信。为了确保史料的真实性，他或者大量搜集、阅读史籍，或者访问了解相关情况者，然后认真地加以分析、考订。
例如，他在《通典》之“州郡典”中援引了《汉书•地理志》的记载，并根据历史事实，指出了其“分野”之说的谬误乏据；为了辨明某些河流源头，他一再研读郦道元的《水经注》，“久之方得”。
为了考证《华阳国志》中“猩猩能言，取其血可以染朱罽”的记载，杜佑在查阅大量史料的同时，“偏问胡商”，最终证明“元无此事”。
杜佑的这种治学方法和精神，对后世影响很大。北宋时期的司马光在编纂《资治通鉴》时，别为《资治通鉴考异》一书，可以说是对杜佑“自注”之方的继承和发展。
著名史学家司马光（画作）
其三，保存了古代的珍贵史料。
杜佑在编撰《通典》的时候，广征博取。他既征引唐代以前的史籍、文献，也收纳唐朝自身的公、私著述。
据统计，《通典》引用的史书近二百五十种。杜佑通过如此浩繁的典籍内容，对于历代经济、政治等制度作了系统整理。
这样，既利于史料的保存，也便于后世学者的研究借鉴。故而，《四库提要》说，“考唐以前掌故者，滋编其渊海矣”。
时至今日，杜佑当时征引的许多典籍，有些已经失传了。可喜的是，我们通过《通典》中的片鳞只爪，还可借以“窥见”某些典籍的大概。
于是，杜佑的《通典》成为了许多史学家编著史书的重要依据。如，应劭在其《汉官仪》中，引用《通典》四十四条；王国维编写的《杜环经行记》，主要依据《通典》而成。
由此可见，《通典》一书在保存、流传古代史料方面，其作用、价值同样不可小觑。
综上所述可知，出于“征诸人事，将施有政”的目的，杜佑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典章制度专史《通典》。
杜佑之《通典》（图像）
此史书，开创了后世编著典章制度史的先河，确立了史书编纂之“政书”体例；突出地发展了史书“自注”之法，留存了大量的古稀史料，从而拥有了史学史上重要且无可替代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