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唐诡西行后真的好奇：历史上真实的“供养人”都是什么人？
看了唐诡西行后真的好奇：历史上真实的“供养人”都是什么人？
大足石刻是中国古代佛教和道教艺术的瑰宝，其中的供养人题记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历史信息。从士大夫到普通民众，不同阶层的人们通过开凿石窟、绘制壁画等方式表达自己的信仰和愿望。本文将通过分析大足石刻中的供养人题记，揭示宋代社会的宗教信仰和文化特征。
崇佛的士大夫
这样的时机选择，似乎令人联想到“临时抱佛脚”。这个俗语往往用来形容平时无准备而事急时仓促张罗。不过，古时开凿石窟毕竟是项浩大工程，从大足石刻的供养人题记的情况看，宋代的官吏们充当“供养人”开凿石窟是个相当普遍的行为，与时局紧张与否并没有太直接的关联。
这与蜀地佛教的兴盛当然不无关系。五代时期，前后蜀君主为满足其宗教上的精神需要和表示对佛教的重视，曾设置待诏僧。后蜀枢密使王处回还曾出私帑将自己在成都的私宅建成崇真禅院，弘扬佛教。入宋之后，四川地方官府仍设立“僧司”，由僧人任职，管理当地佛教事务。宋真宗时，宋朝全境共有僧尼39.7万人，而蜀地独占5.6万人，几乎占1/7，足见佛教之兴。蜀地寺院的修建费用和寺院田产，主要来源就是信徒的捐赠。譬如宋代成都正法院的8000亩田地，即由田钦全所施舍。而阆州香城宫五百罗汉堂修建费用，也由成都巨族大家所施舍。在佛教教义里，这种“施舍”就是功德，而开凿石窟绘制壁画，同样也是供养佛（菩萨）的功德，对于笃信佛教的士大夫来说，成为石刻的“供养人”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有趣的是，官员无论职位大小，现职或是前任，权要或是斗吏，本人或是家属，即便职位低微，在供养人题记中都会将其官职留下。譬如北山石窟第137号名为“维摩诘经变相图”，在图上可以看到题记：“当州克宁十将文志于初摹日同施大钱三贯，图福利坚久，斯碑不坠。绍兴甲寅重九日谨铭。”这就说明这位供养人文志的官衔是“克宁十将”，其时是“绍兴甲寅”，即宋高宗绍兴四年（1134）。而北山观音坡第40号“一佛二菩萨龛”同样是在南宋初期开凿，其“供养人”刘揆的职务则是“摄昌州助教”。
至于北山石窟佛湾第136号“转轮经藏窟”，更是数位朝廷官员出资开凿的石窟，也被看作北山石窟中宋代造像中水平最高的作品之一。第136窟为方形平顶中心柱窟形式，平面呈方形。窟口朝向西北，高约4米，宽约4.1米，深约7米。所谓转轮经藏，亦称“转轮藏”或“轮藏”，其本义为一个能够转动的木制圆形书架，作陈列经文之用。其具体做法是中心建一柱，呈八面形，放一切经；其中设置机轮可以推动旋转，一旋转则类似于诵读经文。窟室平面分前后两级，后级高，中央即为八角亭式“转轮经藏”，正壁中央释迦佛趺坐在莲座上，左旁内侧侍立迦叶，外侧立观音，右旁内侧侍立阿难，外侧立大势至。右壁自外而内为数珠手观音、六臂观音（一说日月观音）和普贤。左壁自外而内为如意珠观音、玉印观音及文殊。
在龛顶观音菩萨立像上方的造像记里可以看到“左朝散大夫、权发遣昌州军州事张莘民，谨发诚心，就院镌造观音菩萨一尊，永为瞻奉”的字样。而文殊菩萨像龛上方的造像记里则写道：“弟子赵彭年同妻杨氏发至诚心，敬镌造文殊师利菩萨、普贤王菩萨二龛。”这位赵彭年的官衔很长，写在造像记最后：“左从事郎、昌州录事、参事兼司户、司法。”其中的“司户”掌户籍赋税，“司法”掌议法、断刑。职位虽然不高，权力倒也不小。
家族建石窟
从这些文字里不难看出，当时人们供养造像的目的就是以消灾救难祈福为主，并不拘泥于佛教造像原本的意义，也就不严格遵循正统佛教的仪轨，因此呈现出明显的民间化、世俗化特征。譬如，造于北宋靖康元年（1126）的北山佛湾第176号弥勒下生经变相龛中的题记提到“镌弥勒泗州大圣，时丙午岁题”。“泗州大圣”本是唐代的僧伽大师，到宋代已经转化为“神僧”，其神异故事都是为民众消灾避祸，主要是治病、求雨，并因此广受崇拜。
在石门山石窟中，编号第13号的是“山王、地母龛”。这两位神明有点类似土地神，应算道教神明。在龛外右侧壁上的题记里可以辨认出供养人的身份：“弟子杨才友，女弟子冯氏，长男杨文忻，次男杨文秀”。这杨氏一门，请来匠人文居道等人，觅了块上好的岩壁，开凿石刻，并在“乙亥岁绍圣二年（1095）二月二十四日清明节”大功告成。杨家的愿望很简单，祈求山王地母的法力，能让“诸邪魔鬼各去他邦，莫为仇执。去离门庭”，“愿先亡离苦，债主生（升）天，见在子孙，皆蒙吉庆”。有趣的是，在上题记右侧，又有一题记，说明完工的第二天，杨家请来“僧□杲庆赞山王、土地，祈乞一家安乐，大小康安，凡在公私，万民吉庆，鬼神退散”。
另外，石门山石窟第2号玉皇大帝龛建于南宋绍兴十七年（1147）。其主像为道教里大名鼎鼎的玉皇大帝，他面向东北，端坐于双钩云头靠背椅上，椅背上搭有垫帛，云头倒钩处悬有玉环，环下垂有流苏。玉帝脸庞微胖，颌下有一绺长须，头戴冕旒，身着圆领宽袖大袍，双手捧玉圭，两足着靴踏于方几上，膝间有宽带由胸垂于几前。主像两侧各立一侍者装束似宦官，每人各举一把长柄日月宝扇作玉帝仪仗。而在龛外下部两侧则各立一神将像，左为“千里眼”，右为“顺风耳”。在《西游记》里，这两位堪称天庭的耳目，石猴（孙悟空）一出世，就震动上天，玉皇大帝随即派千里眼和顺风耳两位神将开南天门观察，果然“看得真，听得明”，须臾便回报结果。而出现在石门山石窟玉皇大帝龛里的“千里眼”与“顺风耳”，比吴承恩的小说早了四个世纪。
引人注意的是，在千里眼之左下侧又有一立像，面老有须，戴头巾，着斜领宽袖长衫，腰间束带，其左手捏带，右手侧垂。这又是哪路神仙呢？在此像的右上方有题记：“男杨伯高伏为□□□故先考杨文忻镌造真容一身供养，其故父享□年八十岁，于丙寅绍兴十六年十月二十六日辞世，丁卯二月十日记。”以此看来，这位并非神像，而是“供养人像”。在石窟开凿和壁画绘制过程中，供养人为表示某窟某像是由他们所造，窟内的神祇是由自己所供养的，是自己的功德，因此往往把本人或亲戚、亡故祖先的形象刻画出来，这些人像就叫做供养人像。具体而言，这座玉皇大帝龛的供养人名为“杨伯高”，而窟中的立像就是他的父亲杨文忻的“真容”。在建窟前一年的绍兴十六年十月二十六日，杨文忻辞世，享年八十，在古代自然算得上高寿了。而从“山王、地母龛”的题记看，杨文忻便是杨才友的儿子，如此算来，建玉皇大帝龛的杨伯高就是杨才友的孙儿。以此看来，石门山的这两个石窟，相隔半个多世纪，却讲述了杨才友祖孙三代虔诚信仰道教的故事。
庶民的选择
实际上，石门山的山王、地母龛与玉皇大帝龛由杨家祖孙相继建立，有点类似杨家的家庙。而大部分大足石刻，同样也是由单家独户的施主营造而成。《舆地纪胜·昌州》记载：“静南山水奇秀，士大夫避地者多居焉。”这就说明，宋代的大足富家巨室不乏其人，也特别希求神灵保佑，因而纷纷凿像供奉，成为宋代大足石刻的主要供养人。譬如石篆山14龛宋代造像就是大庄园主严逊一人施造的。而佛安桥造像记中也有“庄主古及之”“庄主古国士”的署名，这些“庄主”或许不比《水浒传》里的祝家庄主（祝朝奉）那般“庄前庄后有五七百人家，都是佃户”，但有能力“舍地开山”恐怕也是事实。
但话又说回来，开龛造像的花费毕竟不是每一位信徒都能负担起的，特别是对于普通民众，个人可能无法独立承担起造像的费用，但又虔诚地想供养，这就催生出多人合资开龛造像的形式。而且，到大足造像后期，崖面上的龛窟逐渐趋于饱和，开龛造像的难度增大，花费自然增多，这也进一步刺激了合资造像。故而两宋时期，以家族名义或与他人合资开龛造像蔚然成风，而少有以个人名义独立出资建龛者了。
然而，即便只是捐资认领一尊佛像，仍然是笔不小的开销。在大足城区南的玉滩，编号为第6号的二像龛规模并不大，只是一个高1.3米，宽1.0米的竖形方龛。正壁左右凿俗人坐像二身（高1.0米），其上方的题记表明，此龛乃“奉佛女弟子高氏桂一娘”为祈求母亲“过往生天，见存安乐”而建，为此花费了钱一百贯。一百贯钱是个什么概念呢？北宋大观年间（1107—1110）有臣僚言：“盖一牛之价不过五七千”，也就是说买一头牛不过5—7贯钱，一百贯钱是笔能够买到十多头牛的巨款了。而《水浒传》则写道，林冲发配时途经柴进庄院，按惯例，庄客“托出一盘肉，一盘饼，温一壶酒；又一个盘子，托出一斗白米，米上放著十贯钱，都一发将出来”，这已足以让林冲起身谢道：“大官人，不必多赐，只此十分够了。”以此可见，一百贯钱绝不是个区区小数。如果是拿不出钱的贫苦百姓，就像岑忠用那样“实无一贯之本”，又缺少“化首”的能耐，却要参与开凿立像的话，又该怎么办呢？
一些人的选择，可能是尽其所能。位于佛湾西北的多宝塔（也称北塔、白塔）建于南宋早期。塔第一级四向处各开一窟，内置石像。塔内第二级以上，塔心四个方向处多开有小窟。其第60号窟为释迦佛及二菩萨（龙树、地藏）像。在位于左壁内侧有一篇题记，叙述造这处像的来由，其中提道，在南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当时住在昌州大足县玉溪井的铁匠刘杰和他的妻子杨氏，自从营造多宝塔以来，就开始协助修建，其中包括“施铁索一条重三十斤”。在修建这龛龙树菩萨像时，还募化云水镇一位作户的铁索三条。他在题记中还表达了夫妻俩的愿望，期望他母亲“眼目光明、福寿双庆”。因为龙树菩萨的药方据说能治疗母亲眼疾，身为铁匠的刘杰才会修造龙树菩萨像。可他捐助的并不是金钱，而是其业务所及的铁索，使其成为大足石刻的诸多供养人中的“另类”。
另一个选择，就是将“妆銮”从造像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供养行为。所谓“妆銮”可理解为妆饰、妆彩和妆绘。中国古代的雕塑通常都需要上色，没有上色的作品一般当作尚未完成的半成品，“妆銮”则是其完成前的重要工序。对于囊中羞涩的供养人来说，妆銮的花费自然低于造像（包括妆銮的工序），经济上容易承受。另外，到大足石刻发展后期，易于开凿和可开凿的地方变得越来越少，在不易开龛或成本过高的情况下，也可以选择妆銮这一供养行为——毕竟，即便是造像完成后，妆銮仍可以反复进行，表达供养人的虔诚之心。譬如，位于北山佛湾第168号五百罗汉窟可明确时间纪年的有四则供养人题记，时间最早的为北宋宣和三年（1121）的造罗汉五身镌记，最晚的为南宋建炎二年（1128）的认妆罗汉五位镌记，造像与妆銮的时间跨度只有8年，这可能就是造像完成后进行了妆銮。也有造像与妆銮间隔时间较长的情况。北山佛湾第279号药师佛龛里是五代时期的洞窟，建于后蜀广政十八年（955）二月廿四日。其龛左、右壁上侧，各有一佛二尊者。三像俱立于祥云上。而龛外下壁则有题记一则已“妆銮尊胜幢一所，右女弟子解氏造。以咸平二年三月三日修斋表赞讫”。咸平二年即公元999年，已是洞窟落成近半个世纪之后，可能因为年岁久远，色彩斑驳脱落，于是“女弟子解氏”出资“妆銮”尊胜幢，作为自己的功德。无独有偶，在龛中部柱上还刻有上、下二则题记。其上则为宋咸平四年（1001）四月十八日的妆銮题记。这自然是另一桩“妆銮”的功德了。
值得一提的还有佛湾第249号观音、地藏像。此龛规模不大，高0.77米，宽0.64米，深0.15米。在龛外左、右壁下侧共立六供养人像，左二右四，双手皆作合十。只不过原题记或已损毁，在龛外右壁上的题记里，却找不到这六位供养人的信息，反而写着“女弟子李氏九娘子，奉为亡夫主王廷略三周年，妆此地藏、观音二尊”，落款时间是“至道□年四月二十一日”。至道是北宋年号（995—997），这位李氏九娘子为了纪念亡夫，出资“妆銮”。这桩单独的供养似乎与龛外的六供养人像无关。但无论怎样，这些“妆銮”的题记，与造像题记一样，已成为大足石刻留给后人的宝贵文字信息了。
参考文献
1.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重庆市社会科学院大足石刻艺术研究所《大足石刻铭文录》。
2.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等《大足石刻内容总录》。
3.宋世霁《大足北山石刻世俗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