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薪的风”吹到了保险业 高薪区间人数减少显著
“降薪的风”吹到了保险业 高薪区间人数减少显著
近期，各大保险公司2024年四季度偿付能力报告披露，董监高薪酬也随之浮出水面。数据显示，在政策管控与市场环境双重压力下，保险行业董监高薪酬整体呈现下降趋势，尤其是高薪区间人数减少显著。
截至目前，约110家保险公司公开了其董监高薪酬情况。整体来看，多数保险公司董监高年薪集中在100万-500万元区间，占比约六成。而相比之下，董监高年薪超过500万元的险企仅剩5家，包括民生人寿、华泰人寿、大都会人寿、中宏人寿和美亚保险。尤其是华泰人寿与民生人寿，董监高最高年薪分别达574.58万元和535万元，成为行业榜首，2023年，位居榜首的也是华泰人寿。
然而，这一高薪比例与2023年同期相比显著下降。2023年，有10家险企的董监高年薪超过500万元。仅一年时间，高薪企业数量减少了一半。
值得关注的是，薪酬分布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化倾向：一方面，少数外资、合资险企董监高薪酬持续保持在高位；另一方面，国资背景的保险公司薪酬则普遍较低。例如，三峡人寿、国元农险、中国铁路保险等国资险企的董监高年薪均低于80万元，部分甚至低于50万元。
保险行业薪酬下降的现象并非偶然，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政策导向到市场环境，从企业定位到行业竞争，均对薪酬分配产生了深远影响。
近年来，国家对金融行业薪酬的管控逐步加强，特别是在国有企业及国资控股背景的金融机构中，限薪政策对薪酬分配的影响尤为明显。早在2022年，财政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国有金融企业财务管理的通知》，明确要求合理控制岗位分配级差，强调薪酬分配向基层员工倾斜。这一政策直接限制了国资背景保险公司高管的薪酬水平。
例如，三峡人寿全体董监高年薪均在50万元及以下，远低于行业平均水平。这种薪酬管控不仅与政策要求相关，也体现了国资企业注重薪酬公平性和稳定性的特点。这类企业更看重社会效益及普惠性服务，而非单纯追求利润最大化，因此薪酬水平相对保守。
此外，薪酬分布的分化，很大程度上与企业的背景和定位息息相关。合资险企和外资险企由于国际化运营背景，薪酬体系更趋向市场化，注重绩效激励及高管吸引力。
数据显示，薪酬超过500万元的董监高主要集中在合资和外资险企中。华泰人寿、大都会人寿、中宏人寿和美亚保险等合资、外资险企的董监高薪酬均超过500万元，其中华泰人寿董监高最高年薪为574.58万元，位列行业第一。而地方国资和大型央企控股的险企高管薪酬普遍较低，多数低于100万元。
相比之下，地方国资险企如三峡人寿，其所有董监高年薪均低于50万元，国元农险和中国铁路保险的最高年薪也低于80万元。
合资和外资险企往往由国际保险巨头控股或参股，其薪酬体系具有鲜明的市场化特点。例如大都会人寿是美国大都会集团在中国设立的合资公司，中宏人寿则由加拿大宏利金融集团控股。这些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竞争，为吸引优秀管理人才，薪酬体系通常向国际市场看齐。
合资和外资险企更加注重绩效导向，其高管薪酬通常与公司经营业绩直接挂钩。这种激励机制不仅能提高高管的工作积极性，还能推动公司实现更高的盈利目标。例如华泰人寿，薪酬体系以绩效为核心，其董监高的年薪由基本工资、绩效奖金和长期激励组成。2024年，华泰人寿实现了较高的业务增长，净利润同比增长超过20%。这一优异的业绩直接反映在董监高薪酬上，其最高年薪达到了574.58万元，位居行业榜首。
合资和外资险企在中国市场的核心竞争力之一是其国际化运营经验和管理能力。为了吸引具有国际视野的高端管理人才，这些公司往往提供具有吸引力的薪酬方案。
不过，尽管合资和外资险企主导了高薪榜，本土险企中也有少数高薪案例。以民生人寿为例，该公司2024年董监高最高年薪达到535万元，位居行业前列。民生人寿采取了市场化的薪酬策略，其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直接挂钩。2024年，民生人寿的净利润增长率超过15%，市场份额持续扩大，这直接推动了高管薪酬的提升。
保险行业薪酬分配机制一直备受关注，尤其是部分亏损企业的高管高薪现象，经常引发广泛讨论。
2024年四季度偿付能力报告显示，一些明显亏损的险企，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下简称“董监高”）的薪酬仍处于行业较高水平。根据报告，前海财险2024年净亏损高达1亿元，但其董监高最高年薪却达到400万元，远超行业中位数水平。在所有财险公司中，前海财险的高管薪酬水平名列前茅。然而，这家成立于2016年的中小型财险公司，自成立以来盈利能力一直较弱，2024年的亏损进一步扩大。
此外，申能财险在2024年被列为财险行业亏损最多的公司之一，全年亏损额高居榜首，然而，其董监高最高年薪超过200万元，仍处于较高水平。作为一家主攻地方市场的财险公司，申能财险在车险承保方面的持续亏损是其业绩疲软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