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宪宗：唐朝中兴的辉煌与局限
唐宪宗：唐朝中兴的辉煌与局限
唐宪宗李纯，作为唐朝第十一代皇帝，以其坚定的意志和卓越的才能，在元和年间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成功地平定了藩镇割据，实现了国家的统一，重振了中央政府的权威。然而，宪宗晚年沉迷于长生不老的追求，最终因服用丹药中毒而亡，留下了中兴之业未竟的遗憾。本文将探讨唐宪宗的政治成就、改革措施及其背后的历史局限性。
唐宪宗的历史功绩与杰出领导
《唐帝列传》有提及, 唐宪宗作为唐朝的杰出帝王，其历史功绩不可忽视。他坚持“以法度裁制藩镇”的基本方针，通过强有力的措施削平藩镇割据，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和中央集权的加强。他的领导才能和坚定决心在平定西川与夏绥的叛乱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拉开了他整顿藩镇的序幕。此外，唐宪宗还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整顿吏治、严惩贪赃、改革赋税制度等，这些措施大大减轻了民众的负担，促进了社会的发展。
在用人方面，唐宪宗坚持任人唯贤的原则，善于发现并任用人才。他任用的贤相良将如李绛、裴度等，都是难得的治国之才。同时，他还大胆起用年轻的将领，如高崇文、李光颜等，这些将领在平定藩镇的战争中脱颖而出，成为了国家的栋梁之才。
唐宪宗还注重树立良好的政治风气，他鼓励大臣直言极谏，自己则虚心纳谏。这种开明的政治氛围使得元和年间出现了贞观、开元以来从未有过的良好的政治局面。
在个人品行方面，唐宪宗严于律己，勤于政事。他过着俭朴的生活，以筹集平定藩镇的经费。他兢兢业业地处理朝政，为臣民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总的来说，唐宪宗以其坚强的性格、果敢的意志和灵活的政治手腕赢得了历史的赞誉。他的历史功绩和杰出领导才能使得唐朝在中期以后诸帝中独树一帜。
唐宪宗的历史功绩，首先表现为他坚持“以法度裁制藩镇”的基本方针，始终不渝地将削平藩镇割据、维护国家统一、加强中央集权作为自己毕生奋斗的目标。宪宗登基不过数日，西川的刘辟便公然向年轻的帝王提出挑战，企图谋取三川，割据西南。宪宗不畏艰难，勇敢地接受挑战，果断地镇压了西川与夏绥的叛乱，揭开了“以法度裁制藩镇”的序幕。
在以后的年代里，宪宗先后平服镇海、淮西、成德、平卢、卢龙、魏博等大河南北数十个割据镇，重新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唐朝国势重新振兴，中央权威再度树立。
宪宗的历史功绩，还表现为执政期间，“举贞观、开元之政”，励精图治，坚持改革，废除前朝种种弊政，释放宫女，停止进奉，裁汰员，整顿吏治，严惩贪赃，禁掠奴婢，使代、德以来的社会风气为之一变。
宪宗坚持“为政之本，在于安人”的原则，重视农桑生产，注意水利兴修，改革赋税制度，对关系国计民生的事务亲自过问。
宪宗执政的多数时间里，坚持任人唯贤的原则，善于发现人才，用人所长。宪宗任用贤相良相之多，在唐中期以后的历史上，可以说是首屈一指。李绛、裴、李吉甫、武元衡、裴度、崔群等人，即使在有唐一代，也是难得的良相。
在征讨镇的战争中，宪宗不拘资历，大胆起用年轻的才勇之将，高崇文、李光颜、乌重胤、李想等大批杰出的将领脱颖而出，成为平定藩镇的骨干。
宪宗注意树立良好的政治风气，鼓励大臣直言极谏，自己则虚心纳谏，“为君推诚，为臣尽忠”，是宪宗调整君臣关系的准则。由于宪宗的大力倡导，元和年间，敢于直谏的大臣大为增加。
宪宗执政的初期、中期，注意个人品行修养，严于律己，勤于政事。为筹集平的经费，长期“缩衣菲食”过着十分俭朴的生活。
宪宗有着坚强的性格和果敢的意志。在平定镇的过程中，多次临危不惧，遇难不乱。虽然征讨藩镇的战争多次受挫，然而宪宗从不为此沮丧退缩。
宪宗是一个头脑灵活的政治家，而不是一个不识机变的愚夫子。他能够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调整修正自己的方针，将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
宪宗重视文教，倡导文学，为元和文坛的繁荣，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使元和时期的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颇重的一笔。
唐宪宗与宦官专权下的政治动荡
根据《王朝更替》中的相关信息, 唐宪宗时期，尽管皇帝力图强化中央集权并取得一定成就，如平定淮西等藩镇的叛乱，但未能从根本上消除割据的根源。其去世后不久，多个藩镇再次发生变乱。同时，宦官专权成为唐朝后期政治的严重问题，他们掌握禁军、干预朝政，甚至影响皇帝的废立。这导致了甘露之变等反宦官斗争的爆发，但最终以失败告终。这些政治动荡加剧了社会矛盾和唐朝的衰落。
唐宪宗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即位之始就大力对强潘巨镇进行斗争，企图恢复中央集权。从元和元年(806)到元和七年，朝廷先后讨平西川节度使刘翩、夏绥节度留后杨惠琳、镇海节度使李倚迫使魏博节度使田弘正归命，在成德镇自立的王承宗也输贡赋、请官吏。宪宗取得的最大成就是平定淮西。元和九年，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自领军务，随即发动叛乱。宪宗发宣武等十六道兵讨伐，经过长期的战争，最后李恕于元和十二年攻破蔡州城(今河南汝南)，生擒吴元济，平定了淮西。但宪宗虽然能够平定部分藩镇的叛乱，却不能从根本上消除产生割据的根源，因而取得的成就并不巩固。元和十五年宪宗去世后，短短的两年中卢龙、成德、魏博、淄青、泽潞、徐泗、汴宋、浙西等镇又纷纷发生变乱或不禀朝命。
宦官专权是唐朝后期政治生活中的一个严重问题。从唐玄宗晚年重用高力士开始，宦官逐渐参政。宦官的进一步猖獗和擅弄威权，是安史之乱以后的事。代宗时，始用宦官于内廷知枢密，参与机要。宪宗时正式设枢密使，由宦官担任，中书、门下的权力亦受侵夺。皇帝深感握重兵的军将及藩帅难于控制，往往以宦官为监军使，分赴各地进行监督。宦官集团在全国形成一股政治势力，干预国家的军政大事。尤其是中央的宦官更是大权在握，发展到最厉害的时候，立君、弑君、废君如同儿戏。唐代自宪宗起，有八个皇帝是由宦官拥立的。宪宗与敬宗皆死于宦官之手。
宦官得势不仅浊乱朝政，而且对社会生活也产生了恶劣的影响。长安一带的甲舍、名园、上脾之田，为宦官占有的，近半京畿，因而大大激化了阶级矛盾。
反宦官的斗争在唐朝后期也愈发激烈。宦官集团的猖獗和专擅，引起了皇帝和朝臣的不满。所以唐中叶以后，不仅宦官和朝臣间的南衙北司之争经常发生，有的皇帝还和朝臣一起企图翦除这一恶势力，因而唐代后期爆发过几次反宦官的大斗争，如甘露之变等，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唐宪宗的历史贡献与贪污腐败的并存
《中国历代兴亡极简史》有相关描述, 唐宪宗李纯是唐朝的中兴之主，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中央集权，削弱节度使的权力，并通过武力削平藩镇，实现了“元和中兴”。然而，他的时代也并存着贪污腐败的问题，包括宦官和地方官员的贪污行为，这些问题在唐宪宗死后进一步加剧，导致了政治腐败和社会矛盾的激化。
唐宪宗的改革与中兴：唐宪宗登基后，采取多项措施强化中央权力。他取消了节度使的某些经济特权，加强了对地方财政的监管，还通过整顿两税分配和盐、茶专卖收入等手段，削弱了地方势力的经济基础。这些措施有效地减少了地方官员的贪污机会，加强了中央政府的控制力。在此基础上，唐宪宗以武力平定了多个藩镇的叛乱，使长期处于半独立状态的河北诸镇归顺朝廷，实现了“元和中兴”。
贪污腐败的并存与影响：尽管唐宪宗时期有所中兴，但贪污腐败问题依然存在。宪宗时期，宦官的权力得到进一步巩固，贿赂宦官以谋取高级职位成为普遍现象。地方官员也继续贪赃纳贿，而宪宗的财政改革甚至使得以前的非法聚敛合法化。这些问题在唐宪宗死后进一步恶化，河北三镇恢复割据，此后的皇帝大都贪婪腐败，政治腐败和贪污受贿在宦官、朝臣、节度使等之间盛行。这种腐败加剧了社会矛盾，最终导致了黄巢领导的农民大起义，大唐帝国的天朝神话在腐败中破灭。
唐宪宗是一个志向高远并以太宗、玄宗为楷模的皇帝，登基之后，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中央集权;取消节度使兼任度支营田使，以便限制节度使通过屯田或者组织民户营田来增加收入;两税的征管，由中央委派两税使负责，同时还整顿两税的分配，划定上缴中央财政的“上贡”与留作地方财政的“留使”、“留州”的比例;盐、茶的专卖收入，由中央委派的专使负责，原则上不允许地方官吏插手;废除官员在离任时将节余的公款以进奉的名义上交，禁止各地在两税之外擅自加征;加强御史对地方官的监察，元和七年(812年)诏令，应出使郎官御史，回朝之后，5天之内必须将巡视的情况如实呈报，如果弄虚作假，“必议惩责”。这些措施不仅削弱节度使的权力，同时也减少了地方官吏营私舞弊、中饱私囊的可能性。
尽管如此，当时的贪污腐败仍然存在。宪宗时期，因枢密院的设立，宦官的权力得到进一步巩固，贿赂宦官以谋取高级职位，在当时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准南节度使王锷进京，重贿宦官，求取宰相职位;右金吾大将军伊慎，贿赂右军中尉第五从直3万钱，谋求河中节度使之职;羽林军大将军孙涛，出钱2万缩，贿赂弓箭库使刘希光，求出任方镇之职等等。宦官除收受贿赂之外，还放高利贷谋取暴利，并动用神策军收债。宪宗竟然认为这都是小事，无须追究。
地方官员除继续贪赃纳贿之外，宪宗的财政改革，允许节度使和州刺史征收国家赋税时，有一定份额的留用，称为“留使”、“留州”，使得以前假借政府名义的非法聚敛合法化。
元和十五年(820年)，唐宪宗死后，河北三镇又恢复割据，此后连表面的统一也做不到了。
(五)帝国神话在腐败中破灭 唐宪宗以后的皇帝，大都是一些贪婪腐败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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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帝国的天朝神话，在腐败中破灭，中国历史又完成了从治世到乱世的又一个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