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王母：道教仙话中的女仙之尊
西王母：道教仙话中的女仙之尊
西王母是中国道教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女神之一，她与历代帝王的会面故事不仅展现了道教文化的独特魅力，也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学的演变历程。从汉代到明清，这些故事经历了从模糊到清晰、从简单到丰富的演变过程，最终形成了独特的文学传统。
在前代神仙方士的基础上，道教仙话对王母会君故事改造的第一步是将王母纳入道教神仙体系，使西王母具备了道教女仙的功能和神格。
西王母的道教形象和地位在五代杜光庭的《墉城集仙录》中被正式确立，并获得道教内部的一致认可，至今亦是道教信徒的共识，《汉武帝内传》和相传汉代班固所作的《汉武故事》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诞生的。
《汉武故事》着重展现了王母的动人女仙形象，这与前代模糊的形象描绘形成鲜明对比。
在王母女仙形象之外，《汉武故事》又加入了赐武帝仙桃的情节，将东方朔偷桃旧事引入王母会君故事，使整个会君故事变得情节丰富、人物形象突出、文学色彩浓厚。
此后的《洞冥记》更是花费大量笔墨描绘王母降临人间的场景，在众仙簇拥下的设定显示出王母身为女仙之首的飘渺之姿。
《汉武帝内传》相较于《汉武故事》，不仅辞藻华丽、篇幅较长，而且叙述手法更为繁复，内容也更为丰富。除了新加入的赐仙桃故事，还增加了王母传授武帝长生之法和《五岳真形图》的情节，宗教传道意味明显，几乎可以算作一部道教小说了。
至此，道教仙话对王母会君故事的文学铺陈和文学移位已基本完成。
当然，王母会见的帝王除汉武帝外，道教仙话中还出现了黄帝、燕昭王、宋徽宗等。
这是道教仙话对王母会君故事的文学化改造的第二步：扩大王母会君对象的范围，赋予叙事文学更为广阔的敷演空间。
王母会黄帝的故事最早载于汉代纬书中，其真正的道教化、文学化叙述则出现在唐五代时期。
明代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引唐五代时期黄帝传记《黄帝内传》，叙述王母在阆风瑶池赐给黄帝《神芝图》十卷、石函玉笈之书，这显然是已经被道教化的王母会君故事，因为短短几句话中出现了大量道教化的信息。
唐代杜光庭在《墉城集仙录》中更进一步记述了王母助黄帝战蚩尤的故事，将王母与黄帝进行深度绑定。
他的另外一部《天坛王屋山圣迹记》则围绕会君一事，详细描绘了王母在王屋山天坛峰授予黄帝茹芝和修真七昧之书，以及王母与众仙和黄帝在王屋山再次相会的故事。
王屋山是道教十大洞天之一。王母也是在上帝的敕命下来到人间与黄帝相会。
从故事内核来看，《天坛王屋山圣迹记》与《汉武帝内传》基本一致，都是王母会君故事道教化的典型代表，也是道教仙话对王母会君故事进行文学化叙述的扛鼎之作。
其他诸如王母会燕昭王、宋徽宗的故事虽然经过道教仙话的改造，但情节大多承袭前代，没有太多创新。
不过，在燕昭王和宋徽宗故事中，出现了对两位帝王一心向道、主动求取长生之法的描述。
比如《拾遗记》称燕昭王致力于仙道，想要学习长生久视之法，所以才引得王母来见；《历世真仙体道通鉴》“林灵蘁”条记载宋徽宗喜好仙道，想要见王母，王母应愿而来，赐予他“神丹补益之术”。
帝王的主动追求印证了这些王母会君故事是道教化的叙事文学作品，与道教仙话中的女仙降诰故事类型一致，一脉相承。
汉末至唐五代的王母会君故事在道教仙话的改造中开始了正式的文学演绎。
汉武帝、燕昭王、黄帝、宋徽宗这些新增的故事人物，在真实的历史中都具有好为仙道的特点；在西王母被道教上清派确立为最高女仙后，道士们急需将道教神仙与帝王联系在一起，以便借助帝王的权势来抬高道教的地位。
在道士们创作的道教仙话中，王母会君故事本身的政治属性，使得西王母成为与帝王关联的不二之选，于是帝王求仙故事与王母传说结合起来，形成了王母会君仙话。
由于加入了道教的宗教因素，在文学表现上，奇幻的想象和瑰丽的辞藻成为这一时期王母会君仙话的典型特点。
另外，在王母会君故事文学化的过程中，故事另一主人公出现的顺序依次为周穆王、禹、舜、尧、汉武帝、黄帝、燕昭王、宋徽宗，这些“帝王们”除汉武帝、燕昭王、宋徽宗等现世君王外，均为上古先贤圣王。他们在王母会君故事中出现的时间顺序大致与他们在历史中所处的时代次序是相反的。
这佐证了顾颉刚先生提出的层累造史理论，其《西王母传说》一文中认为“汉武帝既已和西王母发生关系……于是历史上有名的人主……便连茅拔茹地都成为故事中的一个角色”，即中国的古史大致以层累的方式形成，历史人物的记载会随着时代的前进越来越丰富。
王母会君故事发展到宋元明清，从题材到内容，从形式到叙述手法，都进入固化阶段，随之而来的是其文学性的衰落。
进入宋元明清，中国的君主专制逐步到达顶峰，这直接导致文学创作的自由度下降，文学附庸于政治的特性凸显。
王母会君故事从在神仙方士手中诞生起就带有极强的政治性，当神仙方士企图利用王母会君故事附会君王政治时，必然也会被君王政治利用，成为帝王统治的一枚棋子。
在中央集权不断加强的历史洪流下，王母会君故事最终失去了其瑰丽恣肆的文学想象和文学情怀，或用来附和帝王的审美趣味，或用来进行帝王圣德的宣扬。
这一时期与王母会君故事相关的诗文仍然以应制之作为主，“桃核”“仙桃”等典型祥瑞符号被一再强化，其政治符号的意味越来越明显。
明代宋濂的《蟠桃核赋》在应制之作中至少还加入了对君王的规劝，多少透露出一些文人自由创作和讽喻进谏的文学传统。
元明之际的叙事文学作品中，王母会君故事的敷演主要集中在内廷供奉戏剧中，代表作有《祝圣寿金母献蟠桃》《众天仙庆贺长生会》，一个重演西王母会汉武帝故事，一个描绘了众仙集体下凡庆贺当今圣上寿辰的场面。
除了戏曲文学，一些小说作品中也涉及王母会君故事，如《太平广记》《虞初志》等，不过多流于对前代故事的转引和复述，没有创新之处。
至此，王母会君故事在文学创作中逐渐没落，与之相对应的是，产生于同一时期的王母开宴故事成为通俗小说和戏曲创作的热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