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与嵇康：正始文学的灿烂双璧
阮籍与嵇康：正始文学的灿烂双璧
阮籍与嵇康，作为“竹林七贤”中最负盛名的两位名士，是“正始文学”的璀璨双璧。他们学识渊博、才华横溢，却生逢“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动荡年代。在乱世与威权之下，一个以命抗争，最终身首异处却泰然自若；另一个虽得以保全性命，却终日郁郁寡欢。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古典文学学者徐公持所著的《阮籍与嵇康》，深入描绘了这两位名士的跌宕人生，展现了魏晋风骨背后名士的痛苦与挣扎。
魏晋名士代表阮籍和嵇康
阮籍出生于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而嵇康则比阮籍小十四岁。嵇康不仅为人正直、才华出众，而且相貌堂堂，是当时公认的美男子，《世说新语·容止》中形容他“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他们在曹魏政权相对稳定的时期度过了少年和青年时代，与曹魏王室关系密切。
然而，当他们步入青壮年时，恰逢“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特殊时期。黑暗险恶的政治局势使得他们的理想和抱负无法实现。出于保持自身清白的考虑，他们对混乱的政局采取了冷眼旁观的态度，逐渐产生了隐逸避世的想法。这种转变在“竹林七贤”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竹林七贤以阮籍、嵇康为核心，还包括山涛、向秀、阮咸、刘伶、王戎。他们都没有卷入当时的政坛纷争，被视为清高之士。他们经常在嵇康山阳居所附近的竹林中聚会畅谈，过着逍遥自在的生活。政治热情消退后，两人在日常生活中展现出许多独特的行为。例如，阮籍有时闭门读书，整月不出；有时则外出登山临水，流连忘返。他还曾独自驾车，任牛随意行走，直到荒野无人之处才大哭而归。嵇康则热衷于打铁，常在家门口的柳树下设炉打铁，以此为乐。这些行为体现了他们超脱世俗、蔑视功名的心志。
《阮籍与嵇康》一书中专门探讨了两人与药、酒的关系。药与酒是魏晋名士不可或缺的两样东西，二人更是以服药饮酒闻名于世。嵇康对服药极为推崇，将其视为养生之道的一部分。他在诗中写道：“沧水澡五藏，变化忽若神。恒娥进妙药，毛羽翕光新”，表达了对成仙的向往。又如“采药钟山隅，服食改姿容”，描述了自己不仅在家服药，还常外出采药。然而，服药的效果似乎并未达到嵇康的预期。从他后期的表现来看，其“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的性格特征更加明显。
阮籍似乎并不热衷于服药，但嗜酒如命。醉酒能暂时忘却尘世烦恼，魏晋名士希望通过饮酒达到飘飘欲仙的境界。阮籍有酒必醉，目的是通过这种方式超脱现实。
至于为何嵇康偏重服药而阮籍偏好饮酒，作者从两人性格层面进行了分析。服药需要处理采药、调配处方等繁琐事务，“嵇康是一名精细干练之人，适于此道。至于阮籍，他的性格浑朴旷放，对这种精细而又危险的高级享受是不能适应的。饮酒显然要简单易行得多。”
砖画“竹林七贤” 南京博物院 藏
同为“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为何阮籍得以善终，而嵇康却惨遭杀害？作者从嵇康的“绝交书”和阮籍的“劝进文”入手寻找答案。
面对司马氏集团的拉拢，嵇康选择了坚决拒绝。景元二年（公元261年），司马昭通过嵇康好友山涛转达任职邀请，试图给嵇康一个台阶。然而，嵇康对司马氏的残暴和虚伪洞若观火，他蔑视司马氏集团，也不屑于接受其官职。于是，他写下了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明确表达了拒绝之意。这篇长文共一千七百字，态度严峻、语意深长，是一篇魏晋散文杰作。文中“非汤、武而薄周、孔”之语，实际上是对司马昭的影射攻击。
司马氏集团的威逼利诱也给阮籍带来了沉重的精神负担。景元四年（公元263年），司马昭加封晋公、位相国、加九锡，需要有人撰写“劝进文”。这篇文章指定由阮籍来书写。事到临头，阮籍试图用醉酒来逃避，但司空郑冲亲笔信并派专使前来督促，要求立即完成。阮籍无法推脱，只好带着酒意当场挥毫，写下了《为郑冲劝晋王笺》。这篇文章意味着阮籍公开表态支持司马昭。
作者总结道：“阮籍、嵇康在政治态度上的微妙差异，经过长时间的演变，发展为完全不同的结局。嵇康由不满而反抗，成为阶下囚，终于被杀；阮籍由不满而屈服，成为座上客，终于受优待。”
不过，作者并没有完全否定阮籍的品性。他认为，阮籍写“劝进文”主要是性格软弱的结果，而非投机取巧。写完“劝进文”后，阮籍的精神状态彻底崩溃，一个多月后便去世了。可以想象，被迫写“劝进文”给阮籍带来的内心愧悔和痛苦是何等强烈。
除了名士风范之外，阮籍和嵇康的文学成就也备受推崇。刘勰在《文心雕龙·才略》中评价：“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殊声而合响，异翮而同飞。”显然，在刘勰看来，嵇康擅长文章，阮籍擅长诗歌，两人各领风骚。
阮籍最重要的诗歌成就是《咏怀诗》八十二首。这组诗内容广泛，除了对当时社会的忧虑之外，还涉及讥讽、念友、隐逸神仙等题材。以第十七首为例，诗人抒发了对亲友的思念：“独坐空堂上，谁可与欢者？出门临永路，不见行车马。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旷野。孤鸟西北飞，离兽东南下。日暮思亲友，晤言用自写。”含蓄蕴藉又自然飘逸。
放在整个诗歌史上，阮籍的这组《咏怀诗》也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从五言诗的发展过程上看，建安时期是“五言腾跃”的里程碑。“三曹”“七子”都有许多优秀的五言篇章，尤其是曹植，更是把五言诗推进到备极成熟的境界。阮籍的《咏怀诗》在反映重大社会现实方面是不如建安诗歌的，但它在个人抒情的深度、描写复杂曲折的内心活动上，以及在运用比兴手法上，又有超越前人的建树。“所以虽不能说《咏怀诗》全面发展了五言诗，但完全可以说《咏怀诗》创造了五言诗的一个新境界，堪称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代表性的优秀五言诗之一。”
嵇康的诗歌成就不及阮籍，不过他的四言诗受到《诗经》和曹操影响，写得颇有特色。如《赠秀才入军》第九首：“良马既闲，丽服有辉。左揽繁弱，右接忘归。风驰电逝，蹑景追飞。凌厉中原，顾盼生姿。”把从军者的英武身姿和高超武艺写得有声有色。另外，嵇康的散文成就比阮籍更大一些，他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与吕长悌绝交书》是散文史上的名作；他的论说文辞锋锐利、批判性强、观点新颖。
嵇康对后世传记散文写作的影响也值得一提。嵇康散文《圣贤高士传》采用一人一传的短篇传记形式，后世人物传记散文皆是沿着嵇康的思路写的。可以说，两晋以及南北朝时期各种史书之外的短篇传记大量出现，嵇康是其“导波澜者”。
晋代才女谢道韫对嵇康十分推崇，曾写有《拟嵇中散咏松》一诗，诗中有“遥望山上松，隆冬不能凋。愿想游不憩，瞻彼万仞条”之句，赞扬嵇康无所畏惧的人格。艺术家顾恺之也十分推崇嵇康，还曾为他的诗作作画。
从文学成就来看，两人无愧于正始文学的灿烂双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