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治家”到“经济学”：经济学的千年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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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治家”到“经济学”：经济学的千年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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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最终切断了经济事物与政治事物之间的关联，成为经济学家们的专业。

大体而言，西方“经济学”的内涵经历了三次大的转变。

最初只是家庭治理之义

从词源上说，economy源于古希腊语oiko-nomia，即治家或家政，最初只是家庭治理之义。商务印书馆1961年出版了古希腊哲学家色诺芬（Xenophon）的著作《经济论》，其后将之纳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中的经济学部类，细究起来，该书更准确的译名应该是《治家者》（Oikonomicus，英译为Economics）。此外，古希腊还有一部假托亚里士多德之名传下来的《家政学》。一般来说，古希腊所谓的“治家”内容涵盖甚广，包括建造房屋、整理家务、经营产业、教育妻儿、统治奴隶等，其目的主要在于增加家产。治家涉及统治，也涉及普通意义上的致富，唯独缺少中国儒家传统所强调的人伦意味。

从统治的角度讲，治家与治邦既重叠又相异。柏拉图对话《治邦者》中的爱利亚异乡人声称，治家者、王者、治邦者拥有同一种技艺，即王者的技艺。色诺芬在其作品中声称，治邦、治家和战争共通的东西是统治，又云“不要看不起善于治家的人，因为关切私事仅仅在数量上不同于关切公事”。家庭虽然在规模上小于城邦，但治家的技艺同乎王者的技艺，一个好治家者也能成为一个好将军和好治邦者。不过，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卷一辨析家庭与城邦的关系，认为城邦在发生次序上后于家庭，但在自然上先于家庭，“人依其自然是城邦的动物”，而非家庭的动物，换言之，城邦生活才是符合人的自然本性的生活。亚里士多德否认治家同乎治邦，因为前者是统治奴隶，后者是统治公民，不可同日而语。亚里士多德在此实际反驳了柏拉图和色诺芬作品中的观点。

摇身一变为“政治经济学”

到了17世纪，随着近代商业力量的崛起，“治家学”突然摇身一变为“政治经济学”。1615年，一位法国诗人和剧作家Antoine de Monchrétien写了一部著作，题为《论政治经济学》（Traicté de l’OeconomiePolitique），其内容尽管杂乱无章，却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政治经济学”一词，因为其目的在于劝导法国国王更积极地从事国家的商业活动。政治经济学的出场，反映出经济事务开始突破家庭的私域，上升到国家层面，同时也反映出古今政治的变化：古代政治的目的在于德性，现代政治的目的在于财富。政治经济学一方面论证财富对国家的重要性，将追求财富确立为国家的目标，另一方面又要努力为国家提供更有效地获取财富的计策。卢梭在1755年为《百科全书》所写的“论政治经济”（De l’économi epolitique）词条开头便说，“经济”一词的含义被扩展为对大家庭也就是国家的治理，由此人们区分了普遍经济或政治经济与家庭经济或私人经济。卢梭虽然点出了从“家庭经济学”到“政治经济学”的变化，但他的词条解释几乎没有落脚于“财富”，而落脚于统治和美德，并且明确主张限制财富：政府最重要的事务之一是“通过一切手段阻止人们积聚财富”。卢梭的政治经济学，更接近古典视域下对于政治和经济活动的理解。

1767年，“亚当·斯密进入经济殿堂的领路人”斯图尔特（Sir James Steuart）出版了英国第一部以政治经济学为题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Oeconomy），序言中同样辨分oeconomy与political oeconomy：oeconomy是提供一个家庭所需要的所有东西，political oeconomy则是为一国之民储蓄生活资料，提供社会所需要的所有东西，并且雇佣国民创造互惠性的关系，满足彼此的需要。亚当·斯密于9年后发表了他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书中讨论了政治经济学的两个体系，即当时法国盛行的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其中他将政治经济学界定为“政治家或立法家的一门科学”，其目的在于“富国裕民”。斯密没有以“政治经济学”为著作命名，据说一是因为当时这个语词还很新，二是因为斯图尔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一书的出版商也就是斯密著作的出版商，因避免重复，斯密另拟了新标题。

至此，“政治经济学”度过了语词的发轫期，政治经济学家们不再强调政治经济学与家庭经济学的区别，而直接围绕着生产、价值、分工等展开探讨。因此“古典经济学”的经典著作多以“政治经济学”为题，因此，我们在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中看到了以下古典政治经济学著作：萨伊（Rean Baptiste Say）的《政治经济学概论》（1803）、李嘉图（David Ricardo）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17）、西斯蒙第（Jean Charles Léonard de Sismondi）的《政治经济学新原理》（1819）、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的《政治经济学原理》（1820）、穆勒（James Mill）的《政治经济学要义》（1821）、霍吉斯金（Thomas Hodgskin）的《通俗政治经济学》（1827）、麦克库洛赫（John Ramsay McCulloch）的《政治经济学原理》（1825）、李斯特（Friedrich List）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1841）、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政治经济学原理》（1848）。马克思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及其之后的《资本论》（1867）无疑沿用了当时流行的这一含义，马克思着眼于经济与政治的关系：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对照古希腊的原初视域，不仅“治家”的含义完全消失，经济与政治的关系也完全颠倒，居于本位的不再是政治，而是经济。

经济学本身的完成

在马克思之后，“古典经济学”的时代结束了。“古典经济学”附着了政治、法律、道德的诸多关切，但大约从1870年代开始，经济学逐渐技术化、专业化、学科化，从原来的“政治经济学”变成了“经济学”，这一名称的变化表明了经济学本身的完成。英国经济学史家约翰·米尔斯在其《一种批判的经济学史》中这样描述这一变化：“经济学成了主要掌握在学者们手里的一个学科，而不是主要掌握在从事其他工作的人手里的学科。……学科的性质也微妙地脱离了它的实践之根，由原来试图解释世界以便改变世界变成了一种更加抽象的理论探讨。”米尔斯显然对这一转变极为不满，他并不期望经济学成为一种专业知识，而是怀念已逝的更崇高、更具现实意义的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的首要关怀在于对政策发生影响，而经济学从那以后的主要目的则在于使自己更像一门科学的学科，其关心的主要是拿出一些令人信服的关于各种关系的理论来，其中匡世济时、政策导向性的内容则越来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