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敦之乱时王导让周顗帮忙求情,周顗故作无闻但帮其求情
王敦之乱时王导让周顗帮忙求情,周顗故作无闻但帮其求情
东晋初年,名臣周顗(伯仁)在王敦之乱中为王导求情,最终却因此丧命。这个故事展现了魏晋时期名士的风骨和政治斗争的残酷,同时也反映了沟通的重要性。
周顗,两晋之交的名臣,因为他的字为伯仁,而在魏晋时期,文人们常常喜欢称字而不称名,所以后人常见的就是“周伯仁”,而非周顗。
周顗出身不凡,祖父周斐乃是曹魏时期郭太后永宁宫的少府,而父亲周浚更是曹魏时期的扬州刺史,在西晋建立后,周浚被封为成武侯,成为西晋的开国元勋,横跨三个朝代的周家,藏书和文化底蕴极度丰富,在没有科举的时候,周顗注定继承家族的所有,成为当世的人杰。
这也是“举孝廉”的底层逻辑。
而周顗自幼聪敏好学,才思敏捷,加上父亲在朝中当大官,没什么人敢和周顗平辈之交,特殊的原因让伯仁在自己的灵魂里划出了一块自留地,他也将在这块地里成长自己的性格,后世人对此有一种统称,那就是“魏晋风骨”。
什么是风骨?
两晋名士贲嵩认为是“雅道”,他认为“颍固多奇士!自顷雅道陵迟,今复见周伯仁,将振起旧风,清我邦族矣。”
而东南地区的名士戴渊则认为是“寂静的才华”,戴渊的口才一向很好,他与周顗同岁,但他弱冠举秀才的成就却让他在周顗面前丝毫不敢提及,更不敢班门弄斧,或听周顗淡淡的三言两语,都觉得收获颇多。“广陵戴若思东南之美,举秀才,入洛,素闻顗名,往候之,终坐而出,不敢显其才辩。顗从弟穆亦有美誉,欲陵折顗,顗陶然弗与之校,于是人士益宗附之。”
所以风骨,是一种灵魂的力量,是一种独特性格加上才华横溢的独特表现。
二十岁都还不到,性格就这么稳了,以后还能了得?
这就是周伯仁,一个鲜明的人物。
在周伯仁二十岁出头的时候,他就继承了父亲的爵位,进入了朝廷当官,可惜没过多久,西晋因为八王之乱所造成的内部空虚、胡人崛起而迅速灭亡,建兴四年(316年)十二月,西晋被灭亡,但西晋虽亡,中原王朝的“遗产”却早早被保存转移了,遗产的拥有者,就是在永嘉元年(307年)与琅琊王氏一同南渡建邺的司马睿。
西晋的破灭在意料之中,而天下重心的转移,又难以避免地造成琅琊王氏的崛起,以王导、王敦为首的王家人,在新的政治体系中与司马睿平起平坐,其实“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早已经形成了,人才的凋零以及门阀的崛起,就是东晋皇权旁落的根本原因。
永嘉南渡建邺时,司马睿重用了周伯仁,让周伯仁担任军谘祭酒,这个职位以前叫做军师祭酒,但为了避开司马师的讳,便改“师”为“谘”,后来周伯仁又先后被任为宁远将军、荆州刺史、假节等等官职,其中假节乃是代表司马睿的“钦差”身份,这意味着周伯仁是很靠近皇权中心的。
周顗是名士,在打仗事宜上一开始并不厉害,而琅琊王氏内部对他的看法也大有不同。
王导很欣赏周顗,看中的就是周顗的傲气和才华,所以王导和周顗关系很好,只不过周顗太过高冷,“雅道”有些超凡脱俗,常常给予王导周顗不尊重他的感觉。
而善于军事的王敦则是比较看不起周顗,周顗担任荆州刺史时,被当地的民变打得大败,逃脱时也是狼狈不堪。
所幸王敦派出陶侃平定了“杜弢之乱”,周顗才逃过一劫,而周顗逃离后,想到了投奔王敦,“军司戴邈曰:‘顗虽退败,未有莅众之咎,德望素重,宜还复之。’敦不从。”王敦却更看重陶侃的军功,指责周顗能力奇差,将荆州刺史的位置争取给了陶侃。
但即便丢掉了荆州刺史的位置,司马睿却未放弃对周伯仁的重用,琅琊王氏的崛起,对司马睿造成的压力很大,于是在东晋彻底建立后,晋元帝司马睿任命周顗为吏部尚书,让周顗管理朝廷的官员任免事宜。
在权柄上来说,当时的吏部尚书地位很高,因为官吏的选拔并不简单,而且都还是固定圈子中的那些人,所以周顗迅速积累了威望,但周顗有一个坏习惯,那就是喜欢“酗酒”,常常喝得酩酊大醉,这也是他为数不多的坏习惯,但这习惯一染上,就跟他平时的形象完全颠倒。
不久后,周顗就因为喝酒误事被人弹劾,司马睿迫于压力撸掉了周顗的吏部尚书之职,事实上,周顗并不恋权,他没有感觉到喝酒耽误了自己的仕途,反而觉得是仕途阻碍了他饮酒,所以贬他的官,他觉得正合心意。“中兴建,补吏部尚书。顷之,以醉酒为有司所纠,白衣领职。复坐门生斫伤人,免官。”
可周顗是开心了,司马睿却不是这样想的。
太兴元年(318年),司马睿再次任命周顗为吏部尚书,更是拜为太子太傅,让周顗担任太子司马绍的老师,既然周顗越不愿意,那就说明越适合。这就是晋代的奇葩逻辑,说起来好笑,但事实如此。
周顗得到了诏令后,仍然要推辞,坚持自己无法胜任的观点,他认为自己根本没有能力胜任这些位置,但还是那个道理,他越拒绝,司马睿就是越要给,所以周顗地位不降反升,成为了东晋朝堂的文人领袖之一,而周顗的这个身份转变,让他和王导的关系变得更好了,也让王敦更仇视他了。
之所以有这样的区别,都是因为琅琊王氏有着不同的理念和派别。
以王导、王彬、王舒等人为首的王家当权者坚持忠诚于朝廷的态度,他们一不想做曹操、司马昭这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权臣,二不想僭越当皇帝,所以他们是王家的保皇派。
而以王敦为首的强势当权者,他们掌握有兵权,并且在永嘉南渡后获得了晋朝士族的支持,手上有兵,兜里有钱,根本就没有必要听皇帝的话,所以他们又是王家的自立派。
所以王导还会站在友人的角度欣赏周顗,而王敦就不会了,因为周顗这个人有威望,有风骨,根本没有拉拢的可能,而且还会因为周顗的态度,导致很多官僚不敢向王家投诚。
随着王敦的野心逐渐暴露,司马睿安排了刁协、刘隗来牵制王敦,与此同时,司马睿也打压了对他忠心的王导,因为王导的“忠诚”更多是后人在史书上看到的,在当时,王导的忠诚与否没人敢盖棺定论,唯一正确的做法,就是打压整个琅琊王氏。
而司马睿这个行为,确实造成了王导在内心里对司马睿的不满,但王导仍然保持底线。
太兴三年(320年)和太兴四年(321年)这两年,东晋的梁州刺史周访、豫州刺史祖逖先后去世,对于王敦而言,这两个军事支柱的倒塌,意味着他王敦一家独大的时代已经来了,所以在祖逖去世的几个月后,王敦以“清君侧”的名义在鄂州起兵,借口是讨伐刘隗带着大军攻打建康,半路又在名单里加上了刁协。
王敦放话,只要司马睿杀了刁协和刘隗,那么王敦就会立马停止进军,这个要求让司马睿愤怒无比,因为理由很简单,西汉时期的吴楚七国之乱中,作乱的诸侯王也向汉景帝提出杀掉他的老师晁错便收手,可晁错被腰斩后,叛乱仍旧继续,汉景帝反而还威严扫地,所以司马睿根本不可能答应王敦的要求。
不仅是不答应,司马睿还坚持要打,亲率六军亲征。
此时王敦造反,对于在建康的王家子弟来说那是绝对的噩耗,从王敦的这个行为中也不难看出王家内部的矛盾很重,因为王敦根本不管王导等人的死活,而王导为了避免家族被迁怒,每天都带着家族子弟来到司马睿的宫前跪着求见,此举就是为了告诉司马睿,他们是无辜的。
所幸司马睿此时理智,没有采纳刘隗和刁协的意见,真的把王导等王家人给杀了,而司马睿的理智,还离不开一个人,那就是周顗。
在王家事发后,周顗对王家展现出很敌视的态度,这让王导都不知道周伯仁对他是什么意思,“初,敦之举兵也,刘隗劝帝尽除诸王,司空导率群从诣阙请罪,值顗将入,导呼顗谓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顗直入不顾。既见帝,言导忠诚,申救甚至,帝纳其言。顗喜饮酒,致醉而出。导犹在门,又呼顗。顗不与言,顾左右曰:‘今年杀诸贼奴,取金印如斗大系肘。’既出,又上表明导,言甚切至。导不知救己,而甚衔之。敦既得志,问导曰:‘周顗、戴若思南北之望,当登三司,无所疑也。’导不答。又曰:‘若不三司,便应令仆邪?’又不答。敦曰:‘若不尔,正当诛尔。’导又无言。导后料检中书故事,见顗表救己,殷勤款至。导执表流涕,悲不自胜,告其诸子曰:‘吾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负此良友!’”
因此他喊出“吾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的悲呼,因为周顗之所以被杀,都是因为他的沉默,假如他没有沉默,只要说一句话,周顗都不会死,但他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而他与周顗这么多年朋友,周顗又怎么可能是小人?说白了,王导自觉侮辱了“君子”的称谓,而那个真正的君子,被他害死了。
周顗
也是知道了周顗当初为他求情后,王导开始坚定内心支持司马家,即便王家有机会改朝换代,但他仍然要做一个忠臣,至于是什么启发了王导,或许就是周顗身上那股精神曾经给他的印象。
其实在人生里,很多时候也扮演了“王导”和“周顗”的角色,这个故事反映了沟通的重要性,假如沟通不当,两颗真心就会疏远,难免会造成悲剧。
但脱离时代去说周顗死于不沟通,这又是不妥当的,因为这就是魏晋时代的君子特色,真君子少话且不邀功,周顗的死很可惜,但作为故事而言,他人生的坠落,却是洒落了一地的美好,流传至永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