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五年的孙嘉淦伪奏稿案，导致了乾隆朝第一次文字狱
乾隆十五年的孙嘉淦伪奏稿案，导致了乾隆朝第一次文字狱
乾隆十五年（1750年）爆发的“孙嘉淦伪奏稿案”，是乾隆朝第一次大规模的文字狱，也是乾隆皇帝执政风格发生重大转变的关键事件。这起案件不仅牵连甚广，涉案人员多达两千人，更深刻影响了乾隆后期的统治策略，开启了清代文字狱的高潮。
乾隆皇帝在位期间，其执政风格有一个明显的转变节点，通常认为是以乾隆十三年（1748年）孝贤皇后的去世为标志。在此之前，乾隆致力于塑造自己为“从谏如流”的贤君形象。然而，孝贤皇后的离世对乾隆的精神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导致其施政风格由宽仁转向严酷，并频繁发动文字狱，对朝臣和宗室施以重刑。
实际上，乾隆执政风格的转变并非一蹴而就，早在乾隆初年就已显现苗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事件是乾隆四年（1739年）的“弘皙逆案”和乾隆十三年的张廷玉辞职事件。这些事件都反映出乾隆对权力的敏感和对异见的不容忍。
然而，真正促使乾隆彻底改变执政风格的是乾隆十五年爆发的“孙嘉淦伪奏稿案”。这起案件不仅让乾隆失去了与臣子们的“君臣一体”，更将其推向了严刑峻法的极端。
伪奏稿案的爆发
乾隆十五年秋季，云南总督硕色通过八百里加急向朝廷呈递奏报。通政司以为是当地土司造反，不敢怠慢，立即呈送乾隆皇帝。乾隆打开奏报后大为震怒，立即将军机处大臣傅恒、刘统勋（刘庸之父）、纳延泰等人召集商议。军机大臣们看完奏报后也面面相觑，大气不敢出，只是表示必须严查。
随后，乾隆下令在全国范围内追查此案，要求“务得首逆，以彰显典”。引发乾隆与几位军机重臣震怒的就是株连甚广的“伪孙嘉淦奏稿案”。
孙嘉淦其人
历史上的孙嘉淦与《雍正王朝》中的形象大相径庭。他字锡公，历任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以敢言直谏著称。孙嘉淦并非康熙朝状元，而是康熙五十二年的进士，后历任国子监司业、顺天府尹、工部侍郎、刑部侍郎、吏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刑部尚书、吏部尚书、直隶总督、宗人府府丞、兵部侍郎、协办大学士等职。无论能力和操守，在雍正、乾隆两朝都堪称典范。乾隆十五年时，孙嘉淦正担任工部尚书。
伪奏稿的内容与影响
此次伪奏稿案之所以牵扯到孙嘉淦，是因为有人假托其名义，公然指责乾隆失责、处事昏聩，军机大臣更是糊涂透顶，并列出了乾隆的“五不解十大过”。之所以假冒孙嘉淦的名义，是因为他在乾隆十二年因上书《三习一弊疏》而大受乾隆帝赞赏和褒扬。
伪奏稿的主要内容包括反对乾隆帝南巡，认为南巡劳民伤财；对乾隆在金川战役上冤杀张广泗的不满和痛斥；对曾静和张熙案中乾隆对文人迫害的控诉；以及对孝贤皇后丧葬问题上乾隆铺张浪费、极尽奢侈的指责等。这些内容直指乾隆好大喜功、贪财好色、胡乱杀人，根本不会治国理政，是对乾隆主政十六年的全面否定。
案件的处理与影响
乾隆皇帝知道此事与孙嘉淦无关，亲自下旨安抚，并让他不要多心。但孙嘉淦仍因此案惊惧不已，惶惶度日，最终在乾隆十八年抑郁而终，享年71岁。
此次伪奏稿案的规模远超乾隆六年类似事件。经军机处暗查得知，全国十七个内地行省及云贵土司都有流传。乾隆在得知情况严重后，亲自严督查案，历时三年零八个月，涉案人员多达两千人。最终，由于始终找不到主谋，只能认定江西抚州卫千总卢鲁生与南昌卫守备刘时达为首犯。刑部判定卢鲁生凌迟处死，刘时达问斩。多人因隐瞒不报、私自阅看、传抄伪稿而被罢官。
政治影响
这起案件彻底改变了乾隆的执政风格。在此之前，乾隆已意识到需要改变过于“宽仁”的儒家理念，转而采取严酷施政。伪奏稿案的发生，让乾隆对下层阶级反抗上层统治的疑心日重，开始加强对下层社会的精神思想控制，掀起了文字狱的高潮。此案促使乾隆认识到加强意识形态控制的迫切性，文字狱第一次高潮就此兴起。
本文原文来自网易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