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长沙“文夕大火”：一场被误解的焦土政策

1938年长沙“文夕大火”：一场被误解的焦土政策

1938年11月12日，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席卷了长沙城，这场被称为"文夕大火"的灾难，不仅改变了长沙的命运，也成为了中国近代史上一段备受争议的历史。

1938年11月20日，长沙侯家塘的山坡上，正在执行一次特殊的枪决仪式。之所以特殊，是因为被枪决的三个人不是普通的罪犯。这三人分别是长沙警备司令酆悌、长沙警备二团团长徐昆和湖南省会警察局长文重孚。他们究竟犯了怎样不可饶恕的罪过，竟落得如此下场？

赴刑场途中，酆悌一言不发，只是流泪，而另两人则骂不绝口直至行刑。三人恐怕都很难接受这个现实，因为这次死刑的判决和执行是如此之快，就在8天之前，他们还都是手握重权的军政要员，怎会想到世事变迁如此难料。

大火在凌晨突发

酆悌等三人的死，直接原因是一场几乎毁掉了长沙城的大火。8天之前，11月12日的长沙，像往常一样迎来了一个寂静的夜晚。街道上渐渐安静下来，人们在梦乡中平静地度过了子夜时分，迎来了第二天的凌晨。然而就在凌晨两点左右，长沙城南门方向突然燃起了大火……

火势并不像日常火灾报道中所描述的那样“迅速蔓延开来”，长沙毕竟是一个很大的城市，如果仅仅是一个或几个起火点，哪怕凭借再大的风，要想蔓延到全城也不现实。然而事实上，似乎突然之间，长沙城的各个角落都冒出了起火点，于是很快，整个长沙城，到处是冲天的火光、要命的毒气和四下奔逃的人——这是一场超乎普通人想象的惨烈大火，整整燃烧了两昼夜，整个长沙城沦为废墟。因为它不是偶然的失火，而是人为的纵火。

大火之后，一个无家可归的孩子茫然面对一片狼藉。

是谁这么大胆，要焚烧长沙城？是谁有如此强大的组织能力，能够在全城各处遍布起火点？一般老百姓自不必说，就是大的机构、组织，恐怕都做不到。唯一能够做到如此周密部署的，只能是军队，而军队是听命于政府的。

是的，这就是南京国民政府直接导演的一场“纵火案”。因12日的电报代码是“文”，大火又发生在夜里（即夕），故又称“文夕大火”。文夕大火直接导致了3000余人死亡，焚毁房屋5万余栋，其他财产损失惨重，无法估量。这是长沙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人为性质的火灾，亦是最严重的一次。在文夕大火发生的30多年后的一次国际会议上，长沙与斯大林格勒、广岛和长崎一起，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全世界遭受损失最惨重毁的城市。

时至今日，文夕大火已经由一起历史事件演变成一个学术的争论。有些人在考证第一个放火者是谁，其实这已经不重要。争论的焦点是，南京国民政府为何要放这把火？

在军事上，有一个术语叫“焦土政策”，也称“坚壁清野”。所谓的焦土政策，用书面语言来描述，它是一种军事战略，包括当敌人进入或撤出某处时破坏任何可能对敌人有用的东西。中文中“焦土”的意思包括烧坏农作物来摧毁敌人的食物来源，古称“坚壁清野”。这个战术辞汇在现代使用上并不限于使敌人食物缺乏，还可以包括破坏遮蔽所、交通运输、通讯与工业资源。若用大白话来说，焦土政策就是宁可烧掉一切，也不留给敌人。

来看看文夕大火的背景：1938年10月25日，华中重镇武汉失守。随后，日军继续向南侵犯，战火烧至湖南省境。蒋介石预感到日军不日将会攻打长沙，一连串的攻城略地，已让他对镇守这座城池缺乏信心。为了尽力阻止日军的疯狂进攻，蒋介石有意放弃省会长沙而退至南岳衡山一线进行防御。

1938年7月的长沙街景。

从11月1日起，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开始动员长沙民众疏散至各县。日军步步进逼，国军节节退守，百姓闻之，心里发慌。既然政府明令撤退，看来情况不妙，那就赶紧跑吧！长沙城里40多万人，一下子撤离了十分之九。7日，蒋介石亲临长沙，召开高级军政人员会议，部署有关事宜。11日晚，日军攻占湘北重镇岳阳，并出动飞机轰炸通城、平江等地，闻讯后，长沙城大有朝不保夕之忧，陷入一片恐慌。

是谁造成了时差？

联系到当时抗战的形势，在当时的局势下，考虑到南京大屠杀的恐惧给民众造成的巨大恐惧，也许能让人理解南京国民政府对长沙实施焦土政策的初衷。毕竟，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人活下来，就还有希望。

事实上，焦土政策决不是消极的，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最著名最成功的实施焦土政策的战例，就是1812年莫斯科人民抵抗拿破仑入侵时的壮举。那一场几乎毁掉莫斯科的大火，将已经占领了莫斯科的法国军队的补给、装备燃烧殆尽，也让拿破仑这位不可一世的入侵者不得不放弃已经到手的战果，全军狼狈撤出莫斯科，而俄军在法军撤退线路上的穷追猛打，更使法军遭受了极大的损失。这一次的焦土政策，拯救了莫斯科，拯救了俄国。

1812年9月14日，俄国火烧莫斯科以阻挡拿破仑入侵。

在俄罗斯爱国诗人的笔下，这场大火被赋予了拟人化的色彩，它就像一个勇敢的战士，把拿破仑大军赶出莫斯科。但是俄罗斯人又不得不面对一个惨烈的现实：一个美丽的城市毁于一旦。大火几乎使莫斯科全城的古代建筑、园林都化为灰烬。1812年以前，莫斯科有3万幢房屋，火后剩下不到5000幢，全城着火面积有3/4。

和火烧莫斯科不同的是，当年拿破仑的军队已经占领了莫斯科，而1938的日军，当时正在120公里之外的新墙河。有的人据此考证，说“新墙河”这个地名是导致文夕大火的原因之一。因为距离长沙3公里的另一个地名，恰恰叫做“新河”。而当时日军本在新墙河之外，却被误传为已到新河。于是乎结论就是因为这一字之差，造成了军民的极大恐慌，从而导致提前纵火。

岳阳市，2015年开馆的新墙河抗战史实陈列馆。

事实上，这种解释差强人意。国军不是乌合之众，如果连日军主力部队在哪儿这样基本的判断都不能做到，如果连几点几分开始放火这样基本的军令都不能执行，那么抗战也就无从谈起。究竟是怎么回事，还得从蒋介石当时的部署谈起。

11月13日，中央社发表了《坚壁清野，长沙已成废墟》的时评：标题即已定论，而文中更详述，依据既定计划，诱敌深入，而成为敌军进犯目标之长沙，则不得不为坚壁清野之计，使敌纵能深入亦无所得。是以当局自13日凌晨即自动焚城。这个计划的全称叫《破坏长沙计划大纲》。

军令如山，张治中受命后即组织实施该计划。从12日白天开始，各主要街道便出现了大桶的汽油、煤油，有的墙壁上还写有“焦”字或画有其他纵火暗号。接下来的那个深夜，就是穿军服的人挨家放火。但是在破坏计划中，严令要等待放火信号，即，以听到警报和看到长沙天心阁上的火炬为准。而张治中将在凌晨4点检阅准备工作。

张治中。

但起火时间却在凌晨2点左右，于是就有了一种说法，即长沙大火乃一场突发的意外事故，并非是执行预定计划的具体行为。作为当事人，张治中在《火变一日记》中写道：“首先是我和几个高级人员疏忽，其次是中下级干部的慌张，再次是那些训练不够的士兵与义愤人民的无知与急躁。这些因素凑合起来，以致未能配合时机，造成过早的行动。”

张治中的这番记载，并非没有道理。蒋介石在给他的密电中曾明示“沦陷之际方可焚城”，据此，他极为慎重地安排了焚城计划。既然没有接到蒋介石的最后命令，他自己又没下达命令，长沙怎会烧起来呢？张治中有些想不通。

被大火焚烧后的长沙城。

13日凌晨2时，张治中刚刚就寝，副官即叩门报告，城内起火。他立即起身察看，只见有三四处火光，不久，火势更大。4时许，再告：“各处起火，电话已断，省警察局长文重孚找不着。究竟放火者为何人不知明细。看样子似为一大规模有组织的行动，外面人都传说是由警察局开始烧起的。”张治中当即作出紧急处置，手令长沙警备司令酆悌、省府保安处长许权，严拿纵火者，准予就地处决，派保安团上街维持秩序。随后，电呈蒋介石和何应钦，并派员查寻起火真相及肇事者。

张治中知道这后果有多严重，在毫无防备之下，民众及财产将损失惨重。所以，他将原因归结于“误信流言”，是基于纵火自焚，乃是惊恐之下的一时冲动。因为焚城计划已预作准备，这一点官兵们有所知，只是下面不一定吃透和领会，未能准确把握时间。加之中日前线战事究竟如何，一时信息不畅，不知底细。就在12日晚间，当中日军队在汨罗前线激战时，有些人惊慌失措，言称“敌人的浅水兵舰可以在3小时内开到长沙河岸”。这样的传闻，确实令人不安和惶恐。既然焚城是迟早的事，早一点晚一点，显得好像就不那么重要了。

所以，在这关乎一城存亡的敏感时刻，做出什么出格的意外之事，都有可能。调查组事后查明，一个民团队员在恐慌和义愤之下，点燃了自家房屋。黑夜中冲天的火光，犹如统一行动的信号枪，负责毁城的警备旅第二团官兵沉不住气了，在尚未获得确切情报和命令之时，擅自提前实施焚城，以致大火瞬间酿成，一发不可收，长沙就此陷入一片火海。

谁为纵火案负责？

综合来看，文夕大火既是偶然又是必然。如果蒋介石最高当局没有焦土计划，怎会一烧了之？作为地方最高行政长官的张治中有所失职，亦是造成这次大火的一个重要原因，该当论处。蒋介石在总结长沙被焚的原因时说：“就这一事件的根本成因研究，可以说不是属于哪一个个人的错误，而是我们整个团体的错误。”但很显然，长沙大火，是无法追究老蒋的责任。对张治中而言，百密一疏，他只担心焚城不彻底，绝无料到会焚之过早。突发火变，对他来说确属意外，故以撤职作为惩戒。

蒋介石。

这样一来，作为直接责任人，酆悌三人就不幸中弹。酆悌看似难辞其咎，但其实诚如张治中所言，酆悌原本是不应死的！他就是死于省会警备司令这一“直接责任”上。张治中曾两次为他提出申述意见，求情减轻，但都未果。所以，酆悌之死有点冤。而徐昆与文重孚，则另当别论，前者显然未能胜任尽责，导致“火烧连营”；至于后者，擅离职守，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说到酆悌之死，也算是一个案中案。最初他被判20年，但判决书呈送蒋介石后，他大笔一挥，改批为“辱职殃民，着即枪毙”。蒋介石为何非要置他于死地？说来话长。

文夕大火的“直接责任人”酆悌。

酆悌是黄埔军校一期生，毕业后成为蒋介石的得意门生，为复兴社十三太保之一。曾任驻德大使馆武官，回国后出任军委会侍从室第二组组长和第六厅厅长，身居要职。不曾想到，正是这位蒋介石的信徒，在“四一二”政变中良心发现，容忍部下秘密放走被拘的周恩来。其后，他还包庇过策划刺杀汪精卫的中共地下党员华克之。

抗战前夕，又暗中派人企图谋害蒋介石的把兄弟张群。酆悌的胆大妄为，事后为蒋介石所知，大为震怒，就此埋下杀机伏笔，酆悌被打发回老家湖南任职。“长沙纵火案”，正好给蒋介石逮了个正着，遂以“莫须有”的罪名将他诛杀。

68年过去之后，2006年11月13日凌晨，为纪念这场大火，12下撞钟声在长沙的深夜里响起。撞响警世钟的，是当年这场大火的见证人——长沙市明德中学退休教师梁赐龙。当年15岁的梁赐龙，为躲避战火而随母亲转移到乡下，幸免于难。从历史的记载来看，文夕大火被打上了国人耻辱的标签。然而，如果换个角度看呢？

2005年11月12日，长沙市人民政府在天心阁城楼下铸了一座“文夕大火警世钟”。

文夕大火之后，长沙成为抗战的主战场之一，至1942年1月为止，日军三次大规模进攻长沙，而这三次会战的结果，都是日军从长沙败退——如果没有曾经的文夕大火，结局会相同吗？

文夕大火究竟有没有阻止日本人的进攻？从结果上来看，是阻止了，当时正向长沙开进的日本军队，转移了战略目标。这很好理解，日本人自然不会来接管这些断壁残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焦土政策不可谓不正确，错误在于实施的问题。对比火烧莫斯科之战，人民在文夕大火中是完全被动的。所以结论就是：抗战不仅仅是国家和政府的事情，它同样也更应该是人民的事情。

图文参考：中华遗产 2011年06期《长沙：宁为焦土，不落敌手》撰文 供图：韩文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