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层细分后，现实主义剧已无全民爆款？
圈层细分后，现实主义剧已无全民爆款？
前阵子《凡人歌》迎来了大结局，这部讲述中产跌落的现实主义剧，曾一度引发了网友的争议，一群人说“这剧里的人月薪这么高，哪里是凡人了”，另一群人说“太真实接地气，简直就是都市牛马图鉴”。
如果没看过的观众乍一看评论，还以为说的是两部剧呢。如此割裂的舆情，是因为《凡人歌》更着重一线城市的精英叙事，让很多生活在一线城市以外的受众不能共情。这种现象并非偶然，很多现实主义剧都会陷入到两极化的舆论风波中，似乎只要取悦了一部分观众，就必然会冒犯到另一部分观众。
当观众的评判标准越来越苛刻，影视作品中的现实主义分寸也更难拿捏。如果过于现实，观众会觉得沉重压抑，“现实中的苦吃的还不够多吗，我还要看电影吃苦吗？”如果过于理想，观众又会觉得浮夸荒诞，“现实生活根本不是这样的，哪有那么多小人物逆袭精英的故事”。
这种苛刻，让我们的现实主义创作总是进退两难。那么创作者究竟该怎么办？我们还能打造出一部符合全民口味的现实主义剧吗？为了探索这个问题的答案，骨朵对话了《欢乐颂》的编剧袁子弹，《不完美受害人》的编剧高璇、任宝茹。她们都是创作过爆款现实主义剧的优秀编剧，也同样面临着现实主义剧的创作困境，她们的思考无疑给了我们更多的启示。
人物逻辑要高于话题逻辑
袁子弹曾创作出《欢乐颂》《欢迎光临》《小夫妻》等多部现实主义题材的都市剧，她创造的都市小人物樊胜美，因为拥有贴近现实的吸血家庭，不仅在播时令无数观众心疼，至今都是让众人热议的角色。袁子弹告诉骨朵：“都市剧是受社会思潮影响最明显的一种类型，因为它离生活很近，讨论的话题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所以更能反映当代人的精神状态。现在很多人的精神状态就是不知道自己要什么，既在做牛马又向往躺平。”
这两种矛盾的心态，反映到现实主义都市剧中，一种是刻画中产跌落的都市剧，像《凡人歌》一样切中社会痛点，让观众借着影视剧狠狠吐槽“打工人的牛马现状”，另一种就是刻画打工人躺平的返乡剧，像《去有风的地方》一样切中社会爽点，让观众在银幕里实现桃花源的治愈之梦。
袁子弹还敏锐观察到，最近几年的全民爆款剧越来越少，用户圈层细分的更厉害了，用户获得情绪价值的渠道也越来越多，这是一个需要争抢用户的时代，所以很多戏并不想做全民向，而是不断细分，尽可能先保住核心人群。“我觉得当下的都市剧可能是有着共同价值观的人去共振的场域，不要试图去征服那些和你持有完全不同观点的人。因为他有他的生活语境，他有不接受你的自由。”
如果说用户圈层的细分是编剧在做现实主义创作时，第一个不可避免的困境，那么第二个困境就是同质化严重。袁子弹发现自己近几年拿到的都市剧选题都有着相似之处，“比如《欢乐颂》之后，女性群像剧流行了好几年，形成了某些固定的套路，三个女性成为了一种标配。还有自从樊胜美火了之后，很多剧里都有樊胜美的人物原型，女主都有个悲惨的家庭，这种相同的叙事太多了，别说观众厌倦，我自己都忍受不了，有种‘我的天哪，吸血鬼爸妈又来了’的感觉。”
第三个困境其实在于人物逻辑和社会话题的冲突。“引发社会话题是都市剧吸引观众的方法，所以很多人会说都市剧像一个‘话题大集合’。但有时候编剧为了保持话题的强度，损害了生活逻辑，让大家觉得这事儿完全不可能成立。这反而会舍本逐末。”袁子弹表示。
对于大家正在热议的《凡人歌》，其实主要的争议点就在于“为什么这世上所有倒霉事都让这家人遇到了。”当一个人物身上集中了大量的话题时，哪怕《凡人歌》的故事和细节做得很扎实，观众依然会怀疑这个人物的真实性。
要想突破第三个困境，袁子弹认为人物逻辑还是应该高于话题逻辑，或者人物天然契合话题。“比如《都挺好》里的苏大强，《我的前半生》里的前夫哥，你会觉得这块土地上长出这个人可太对了。所以创作者要极力地让人物落地，哪怕人物遇到的事再狗血，只要剧里的逻辑通畅就没问题。”
除此之外，袁子弹还很欣赏《狂飙》和《玫瑰的故事》对时代情绪和思潮变化的捕捉，“《狂飙》切入了对阶级固化反感的时代情绪，让很多‘当好人不得志’的观众获得了情绪的抒发，而且播出的时机刚好对应了疫情结束后人们对于压抑气氛的反抗。而《玫瑰的故事》则鼓励女性以一种更自由松散的方式生活，女性可以浪费人生，可以随心所动，没有那么政治正确。”这点也迎合了当下的女性主义思潮。
创作出更落地的人物，积极迎合时代的情绪和思潮，这些都是可以突破现实主义创作困境的方法，但袁子弹认为最重要的是，“在满地都是六便士的时代里，我们要找到像月亮一样昂扬的东西。我很喜欢《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他们生活的房子很狭小，中间还有一棵树，那棵树穿过他们的房子，充满了向上的希望。我觉得现在的都市剧就缺那一点点向上的追求，所以总是让人焦虑。虽然相信月亮的人并不多，但有了这一点追求，这个作品会更值得尊敬，也会更容易引发共鸣。
再苦难也要有微光
现实主义剧越来越难以赢得所有圈层观众的共情，这几乎成为了一个业界的共识。而合作了二十多年的编剧搭档高璇和任宝茹分别从理性和感性两个层面上，分析了背后的原因。
高璇认为新冠疫情加剧了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震荡和撕裂，差异化的社会认知通过互联网的放大造成不同圈层的意见分歧乃至对立。近年网络舆论场上的两大对立阵营，一是意识形态之分，二是男女性别之差，不同群体常常将南辕北辙的个体认知和价值观争议延展到影视作品上。“比如韩国电影《82年的金智英》，只是客观呈现了女性在男权主导的家庭和社会结构中，长期奉献牺牲却被集体无意识漠视的困境，并没有刻意矮化男性形象，但在韩国引发了几百万男性的抗议。似乎无论女性主义怎么表达，都会对原有的男权社会造成冒犯。”
而任宝茹认为在经济上扬时，每个阶层都对未来充满了希望，人们可以积极地向上兼容，但当经济下行时，每个阶层都在担心明天是否会更糟时，只能消极地向下兼容。生活在最底层的人，很难向上共情。这种普遍的消极心态，给现实主义创作造成了很大的难题。解题的方法，可能是用影视剧来投射某种普遍的社会情绪，从而引发大范围的圈层共情。比如复仇爽剧，这种项目也许会成为爆款，但并不是像针一样刺痛人心的现实主义作品。
今年现实主义作品市场表现普遍不是很好，暑期档的《来福大酒店》《又是充满希望的一天》，中秋档的《祝你幸福》等都未达到市场预期。尽管这些作品的口碑都不错，但过于沉痛的现实已是很多观众所不能承受之重。在当下这个充满了生存焦虑的环境中，很多人的现实生活已经是一地鸡毛，再在电影院里看到这些人间惨剧，联想到现实只会更丧，愈发觉得“明天没有希望”。
高璇说：“在现实主义的剧作中，如果我们的作品只有痛感和焦虑，但没有呈现出苦难中的微光，就很难真正抵达观众。而像《我不是药神》这样的现实主义巅峰之作，既彰显了当下的苦难和焦虑，同时又给予了振奋人心的力量和广泛共情的感动。在人物塑造上，主角程勇也从自私自利，转变成了带着圣人光辉的平民英雄。我相信这样的现实主义作品还是会赢得更大范围的观众的。”
但很多时候编剧很难在一个现实的故事里，兼顾沉重、振奋、感动等多种情感。如果一个故事更偏重现实性，就会显得残酷、沉重而无解。所以编剧也要适当地让故事“飞”起来。“像《年会不能停！》虽然是个喜剧，但现实感是去年院线电影中最好的一部。而且这部电影赢就赢在它是个喜剧上。创作者将对现实的批判和振奋人心的情感结合起来，用喜剧的方式合理化了。虽然影片中个别桥段按照现实逻辑欠缺一些严谨合理，但创作者在虚与实的平衡上把握了一个特别好的度，观众不会要求完全按照现实逻辑推进剧情，同时又对影片中的职场形态和现实表达深深共情，这就是一次成功的现实主义创作。”高璇表示。
尽管现实主义剧的创作越来越难，但高璇和任宝茹并不会因为舆论场上喋喋不休的争议，而主动阉割自我的表达。在创作《不完美受害人》时，她们将赵寻设定为一个有些贪婪和懦弱的性侵受害者，这个人物天然充满了争议性，也遭到了很多网友的批评。但两位编剧面对这样的争议时很淡定，因为“我们要探讨的最核心的东西，是在权力不对等的情况下，上位者不应该用利益交换下位者的身体。即便受害者软弱、贪婪、不完美，这也不能成为审判受害者的标准。”任宝茹表示。
在今天这个撕裂的时代里，不同价值观的冲突愈演愈烈，但高璇和任宝茹认为现实主义剧创作的意义，恰恰是在不同的人群间修建桥梁。“我们希望能用文艺作品努力拓展大家的认知，让彼此不能理解甚至互相谴责的人，能多一点点理解对方的通道。”
结语
现实主义剧，总是能像一面镜子一样，照出我们这个时代的割裂和虚无，照出每个人脸上的痛苦和焦虑，但极少有人有勇气去面对如此狼狈的自己。当苦难成为了生活本身，唯一让我们短暂抽离生活的银幕上，需要的是振奋人心的作品，是给人希望的作品，只有这样的作品才有可能成为全民向的爆款现实主义剧。
大多数被生活折磨的观众想看到的现实主义，也许不是像刀一样锋利的作品，而是像哈哈镜一样哪怕对现实有所美化，却能让人苦中作乐的作品，就像是《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里那棵穿过房子生长的树，《年会不能停！》里那首在年会上唱响的打工人之歌。
它们张扬而热烈，美好得不太现实，但这样的一场梦，却能让观众一扫压抑的情绪，在笑声中重拾对生活的希望。在这个时代里，希望是多么可贵的东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