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魏晋时期，文人集团的思想与文化风采
浅谈：魏晋时期，文人集团的思想与文化风采
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文化繁荣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文人集团以其独特的思想和文化风貌，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从建安文人集团到竹林七贤，再到二十四友，这些文人群体在动荡的社会背景下，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文学成就，展现了多元文化的交融与碰撞。
魏晋时代，文人学子的形成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以现在的角度来看“建安”是一个思想和文化繁荣的时代，在军阀混战、三国鼎立的局面下，国家要生存要发展就必须要变革，就必须要有新鲜血液的加入。
如此一来，法家、兵家和纵横家等应时而出，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情况再现，不一样的人对这个时代的认知不同，他们对时代的解读也不尽相同。
西汉初期，刘邦、吕雉和文景二帝实施的是无为而治的治国理论，此时道家的思想开始慢慢蓬勃发展起来，并成为了当时不可忽视的文化核心存在。
除了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之外，佛教的文化经丝绸之路向东传播，也在中原大地上播种并成功结出了果实，佛教思想于东汉年间发展最为繁荣。
不过，相比于道家、佛教的文化繁荣程度，儒家思想依然是社会的主流思想。不过，这一时期的儒家文化不单单是指五经之类的学说，而是在最初儒家文化的基础上得到了相应的引申。
建安文人集团和竹林七贤
回看魏晋时期的文化代表人物，其大致可以分为“建安文人集团”、“竹林七贤”和“其它作家”等三部分，每一个集团所包括的人物、代表的文化风格皆不相同。
东汉建安年间，曹操、曹植和曹丕是诸多文人的代表，杨修和邯郸淳等人属于第二个批次，这一时期的文人集团大多活跃于政坛之间，随着曹操转战南北的同时，也没有停止过对文学的创作和感悟。
巅峰时期的曹操，他的手下汇集了大量的人才，可谓是揽天下才子于一身，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大批人才的帮助，曹操才能走向强大、曹魏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成为三国中最强的一家。
从时间上来看，建安十二年是建安文人集团辉煌的开始，此后的十六年时间里建立文人的思想文化一直都影响着社会的运行，但自建安二十二年开始建安文人集团就开始没落。
先是各种文人因病去世，比如陈琳、应玚等人，随后孔融、杨修等人也先后陨落，曹操也在最终没能逃过命运的枷锁，截止到曹操去世这一年，属于建安文人集团的辉煌彻底被埋没在历史的长河中。
历经二十多年之久的建安时代结束后，一个新兴的“竹林七贤”团体应时而出，他们很快就取到了已经解体的建安文人集团，一步步发展并走向巅峰。
曹魏发展到历史的末期，曹氏一族和司马氏集团之间的冲突进入了高潮，司马家族因曹爽的专权而被排斥，最终司马懿发动了高平陵之变，最终取代了曹氏一族挟天子而令诸侯。
曹氏一族执政时期，竹林七贤是朝堂之上的主要力量之一，但随着曹氏一族大权旁落，郁郁不得志的他们便开始慢慢退出朝堂，隐居山林安度人生。
如何来评价竹林七贤等人呢？七人没有真正的政治理想和文化主导，不定时、不定地点组织各种的聚会玩乐，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产生了极大的英系那个。
竹林七贤的辉煌到来的快结束的也快，随着二十四友集团的兴起，竹林七贤被这个新兴的团体所取代，而二十四友集团的出现既有时代背景也有个人因素。
司马家族窜去曹魏的政权之后，为了稳固自己的同时不断施加各种各样的高压政策，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大部分有风骨的人开始离开朝堂，亦或者即使在朝堂上从政却也是徒有其表。
魏晋时期“游侠之风”盛行，也就是说在皇权统治和门阀政治的背景下，大量有实力、有才华的人不断于江湖上结交，随着时间的推移形成了一种风气和一个个团体，其中贾谧最为有名。
贾谧此人集门阀、权贵和文采于一身，可以说是当时时代的一个宠儿，但人的欲望是无穷无尽的，贾谧认为名声和权力远远满足不了他的需求，为此便开始不断结交江湖上有威望的人，以权贵为主体、以相互吹捧为目的的集团应时而出。
因为司马氏政权的高压政策，再加上各种不良的社会因素，使得人们逐渐抛弃了内在精神的核心，逐渐开始追求徒有其表的“吹捧文化”，而这种吹捧又能英系那个一个人的未来，以至于形成了一种风气，影响了一耳光时代。
二十四友的巅峰时期一度达到了三十多人，但主要成员却始终没有发生变化，他们这些人所创作出来的作品占据了西晋一大半的产出，足见其综合影响力有多么大。
魏晋时期，文化的特点
魏晋时期的文化思想有着极其丰富的特征，这些特征组合在一起就构建了一个完备的文学理论架构，这些东西皆是诸多文人才子思想结合的体现，所以其文学成就不可估量。
以魏文帝曹丕为例，他所写的《典论·论文》、《与吴质书》都可以说是魏晋时期文化思想集大成的体现，也是魏晋时期文艺特点的综合性作品。
《与吴质书》开始编纂于建安文人集团时期，此书在陈琳、应玚等人的文学基础上进行创作，可以说给《与吴质书》提供了足够的素材，而《与吴质书》也给建安诸多文人集团一个综合性的评价。
《典论·论文》不仅取建安文人集团的优点，更是集合了竹林七贤的气质，将诸多文人的个性与特点进行融合，并最初给出了“各以所长，相轻所短”的文学评价。
从某个角度来说，《典论·论文》中对魏晋时期的文人评价有失偏颇，但是其文学批评却依旧存在相应的道理，对大事的文化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影响那个。
无论是《典论·论文》，还是《与吴质书》皆不是曹丕一人努力的成果，但不得不肯定的是若没有他从中斡旋，就没有此两本书的问世及对社会产生的意义和影响，所以为魏文帝曹丕的贡献还是很大的。
相比于建安文人集团的综合成就，竹林七贤在西晋时期的名气虽然很大，但他们却没有实质性的贡献，亦或者说其文学思想大多浮于表面，更多是一种对前人文学的探讨。
当然，竹林七贤身上所展现出来的玄学和道家文化，依然对我国的思想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像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他就曾撰写过《通老论》、《通易论》等优秀作品，堪称当时为学最高成就的代表。
其实，竹林七贤对我国历史文化文学的贡献并不在于他们的作品，而是他们各自的文学主张和思想体现，“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人生态度将个人自由的精神推向了历史的巅峰。
建安文人集团、竹林七贤之后，二十四友的主要贡献主要是文学风格和文学创作技巧两大方面，其实出现这样的特征与二十四友的特点有极大的关系。
都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但是二十四友的出身、来历却各有不同、各成风格，二十四人中有豪门出身的公子哥，也有寒门出身的高文才学子，有北方的粗犷之风也有南方的典雅之范。
正是因为才子之间存在不同的背景、不同的人物经历、不同的思想体系，所以才使得二十四友创造的文学作品风格不同，其创作的技巧也是各有特色、千奇百怪。
艺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二十四友在沟通、交流的时候不断切磋、交换新的，逐渐将南北文化、阶级思想融为了一提，对我国历史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回看我国的历史，魏晋时期思想文化繁荣与春秋时期的百家争鸣颇具异曲同工之妙，两者皆是在社会动荡的背景下，乱世破坏了原有的文化体系，又在破坏之中产生了新的理论思想。
这样的理论思想在促进社会发展的同时，又促进了那个时代的人对文学的思考，并且将这种思想进一步扩大，以形成属于魏晋时期的文化特色。
总的来说，文化思想产生与社会的背景和风气，但社会的大背景和风格也会影响此时代下的文人墨客，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这便是魏晋时期的文化繁荣程度，为何要高于秦汉时期的文学繁荣程度。
究其原因，乱世打破文化体系，又会建立一种适应新时代的文化体系。
参考文献：《晋书》、《资治通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