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皇帝为何对宦官格外信任？

崇祯皇帝为何对宦官格外信任？

明朝崇祯皇帝以多疑著称，在位期间对文武百官普遍缺乏信任。然而，他却对宦官格外信任，并大量委以重任。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历史真相？本文将为您详细解析崇祯皇帝对文官武将与宦官的不同态度，以及他最终选择重用宦官的原因。

崇祯皇帝的多疑性格

明思宗（崇祯皇帝）生性多疑，这一性格特征在政治上表现为对文武百官的不信任。时人李清在其《三垣笔记》中记载，崇祯皇帝在阅读奏章时，常常会找皇太子一同观看，并教导他说：“凡阅科道疏，须观其立意，或荐剡市恩，或救解任德，此立意处。若铺张题面，娓娓纸上者，借耳，无为所欺也。”这反映出他对官吏的看法极为负面，因此不可能对之全心信任，转而重用身边的家奴——宦官。

初期对宦官的约束

崇祯皇帝刚登基时，对宦官采取了严格的约束政策，不予重用。天启年间，许多边镇派有宦官，这时他下令将之撤回。天启七年（1627年）十一月，尽撤各边宦官的决定正式作出。他对兵部说：“先帝于宣、云、关、蓟、宁远、东江等处，督抚而外，分遣内臣协同镇守，一柄两操，浸寻滋弊。比来内外督臣，意见参商，嫌隙阴构，得且相蒙，失且相卸。封疆事岂能堪此？宦官观兵，古来有戒。朕今于各处镇守内臣，一概撤回，一切相度机宜，约束吏士，无事修备，有事却敌俱听督抚便宜调度……各内臣都着回京。”

接着，崇祯皇帝又对宦官干政作了种种限制。如崇祯元年（1628年）正月，“命内臣俱入直，非受命不许出禁门”；二月，“谕戒廷臣结交近侍”。这些措施都是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他刚刚从宦官魏忠贤手中夺取了政权，为了取得朝廷大臣的支持，巩固自己的地位，便不能不反天启年间重用宦官之道而行之。

重新启用宦官

然而，由于崇祯皇帝内心深处对朝廷大臣的不信任，这种约束宦官、不加重用的局面，是不可能持久的。崇祯二年（1629年）冬，后金兵进入内地骚扰，京师戒严。至此，崇祯皇帝遂因不信任百官，认为他们“不称任使”，而重新起用了宦官。十一月十日，“遣乾清宫太监王应朝监视行营”。十七日，“遣太监冯元升核军，毕，诏下户部发饷。又命太监吕直劳诸军”。十二月，以“司礼太监沈良佐、内官太监吕直(提)督九门及皇城门，司礼太监李凤翔总督忠勇营，提督京营”。

此后，宦官“衔宪四出”，越派越多。崇祯四年九月，命太监“唐文征提督京营戎政，王坤往宣府，刘文忠往大同，刘允中往山西，各监视兵饷”。十月“命太监监军，王应朝往关、宁，张国元往蓟镇东协，王之心中协，邵希诏西协”。十一月，以太监吴直监视登岛兵饷。崇祯六年五月，明思宗谕兵部：“流贼蔓延，各路兵将云集，一切功罪勤惰，应有监纪。特命内中军陈大金、阎思印、谢文举，与山西内中军陈茂霖，会同各抚道，分入曹文诏、张应昌、左良玉、邓玘军中，监纪功过，督催粮草。”

宦官职权的扩大

除去监军督饷之外，宦官们还被派去督察钱粮税务、茶马、司法等政务。如崇祯四年九月，以太监张彝宪“有心计，令钩校户、工两部出入”，“为之建署，名曰户工总理”。同年十一月，“以太监李奇茂监视陕西茶马”。崇祯六年四月，“命司礼监太监张其鉴、郝纯仁、高养性、韩汝贵魏伯绶等赴各仓，同提督诸臣盘验收放”。崇祯九年（1636年）六月，“命司礼监太监曹化浮同法司录囚”。崇祯十二年二月，以司礼太监崔琳清理两浙盐课及各项赋税。

对宦官的防范

尽管崇祯皇帝对宦官大加重用，但他也不是信而不疑。时人杨士聪在明思宗死后曾就此评论说：“先帝（指明思宗）既以独断诛魏忠贤，收倒持之柄而自操之，遂谓此辈由我操纵，故厌薄朝臣，则以中官参之。”同时人谈迁也曾指出：“（明思宗）直谓三尺在我，此曹（指宦官）亦何能为！”明思宗既然对宦官并不是彻底信任，这就使之在重用之中，也自然不可避免地要加以防范。这防范的重要手段之一，是加以监视。所以当时的人曾说：“上性多疑，有监视，又有视监视者。”

崇祯墓碑

崇祯影视形象

明十三陵

故宫一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