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耶稣会士的传教与文化交流：以利玛窦的适应性传教路线为例

明清耶稣会士的传教与文化交流：以利玛窦的适应性传教路线为例

明清时期，耶稣会士通过"适应性传教路线"和儒学化翻译策略，在中国传播天主教并促进中西文化交流。这一历史过程不仅推动了西方科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也促进了中国文化在西方的传播，为中西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

明清耶稣会士的传教与文化交流

明清之际是西方殖民势力向世界各地大规模扩张的时期，也是近世基督教伴随着殖民势力向东方发展的高潮时期。同时，这也是东西文化开始猛烈碰撞的时期。明清之际也是中国与西方的科技思想开始交流的时期，是中西科技进入较大规模的实质性接触和交往的新时期。在这次交流中，来华天主教传教士尤其是耶稣会士充当了桥梁和纽带。

一方面，为了传教的需要，他们将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传入中国，使中国知识界对"西学"有了初步的了解和认识，是为"西学东渐"。另一方面，在适应性传教路线指引下的来华传教士出于打开传局面之需要，同时也因为本国教会和政府的要求或者命令，或者是由于自己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并且希望在中国典籍中寻找到基督教教义的对接点，如利玛窦以及"索隐学派"的白晋和傅圣泽等人，或者是由于天主教被禁以至于传教难以继续因此只能一方面为朝廷服务另一方面潜心译介中国文化，如蒋友仁和钱德明等，因此，在从事西方科技知识译介的过程中，他们之中的不少人也积极投身于把中国文化科学与社会习俗等国情介绍到西方世界去的著述和汇报活动之中，是为"中学西传"。

耶稣会士的适应性传教路线

耶稣会传教士来华的目的十分明确，那就是传播福音（基督教）和归化中国，而为了实现其目的，耶稣会传教士采取了后来被证明大获成功并且对中西文化交流产生了深远影响的适应性传教路线（the policy of accommodation）。孙邦华指出，明清之际以耶稣会士为主要媒介而发生的中西文化教育交流是中西两大文明间的第一次直接相遇与对话。要成功实现这两种异质文化的对话与交流，耶稣会士在传教策略上做出了根本性的调整，使耶稣会士及其基督教中国化，这就是"文化适应"政策，用中国的俗语来说，叫做"入乡随俗"。

根据张国刚的研究，入华耶稣会士之所以能够在来华之后摈弃强硬传教路线，果断地采取适应性传教策略，在西学译介和中西文化交流领域发挥了比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等其他修会的成员更为重要的作用，原因之一是耶稣会自创始人依纳爵·罗耀拉（Ignace Loyale，1491-1556）起就确立了与罗马教会先前在拉丁美洲奉行的军事征服传教路线迥然不同的两大传教原则，其一是走上层路线，即与主流社会搞好关系；其二是本土化政策，即学习传教地区的语言文字和礼仪习俗为必要条件的灵活传教方式，即十分重视传教策略上的灵活性开始。在此之后，最初尝试进入中国传教的耶稣会士方济各·沙忽略（St. Francis Xavier，1506—1552）和具体指导罗明坚（Michel Ruggieri，1543—1607）与利玛窦进入中国内陆的范礼安（Alexandre Valignani，1538—1606）又从尊重亚洲文化角度出发把罗耀拉提出的"适应当地习俗"的适应性策略变成了一系列可操作的实际措施，如学习当地语言，重视当地上层人士的作用，与之交往时应突出自己的社会地位并赠送礼品，适应当地文化，用西方的知识和科学为传教开辟道路等，范礼安更是明确要求罗明坚除了学习中国语言文字还必须学习中国礼仪习俗以及其他一切有利于开创传教事业的东西，传教士更是被要求必须使自己"中国化"。

利玛窦的儒学化翻译策略

从明朝末年开始来华的耶稣会士之所以采取适应性传教路线，一方面是因为其创始人罗耀拉独具匠心的远见卓识，首创适应性传教策略，而后由耶稣会早期代表人物沙忽略、范礼安、罗明坚、利玛窦等在艰难地推进福音事业的实践中不断进行探索、总结和完善，最终成为了指导耶稣会士在华传教的总路线总方针，为这个阶段的西学译介成就提供了思想条件的强大保障。

耶稣会士来华传教采取适应性策略的另一原因是中国拥有悠久的灿烂文化，当时的中国在多个方面算得上处于世界先进水平，孔孟之道和儒家哲学思想在中国已经根深蒂固，从帝皇将相到芸芸众生早已接受了数千年来一脉相承的伦理道德和文化价值观。再者，明朝时期中国国力又相对强盛，华夏中心论十分盛行，中央帝国的观念十分普遍，外国向来被视为"番夷之邦"，绝对难以与中华帝国相提并论。在这种情况下，西方传教士试图进入中国传教遇到的巨大阻力和困难可想而知，从坚定不移地要去中国开创传教新局面的沙忽略和范礼安至死都未能踏上中国的领土再到罗明坚和利玛窦艰难地进入中国内陆之后的诸多风雨限阻，耶稣会士最终明白，要想在中国传教并且取得成功，必须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字，了解熟悉中国的文化，尊重中国的礼仪习俗，通过研究中华文明和中国文化，从中国传统文化和典籍中为自己的基督教教义寻找对接点，实现补儒易佛，扩大教会的影响，推进传教事业。

这种以文化适应为指导的灵活传教策略由利玛窦一脉相承继承下来之后又逐步具体化地进行了尝试和完善，他入华后读华书、讲华语、着华服、行华礼、奉华俗，活动于大江南北，广结学界政界人士，既以中文著书传教，又译介西方科技著作，同时还开创了把中国典籍介绍到西方的先河。这种传教方法和实践后来被康熙帝称为"利玛窦规矩"（the rites of Matteo Ricci）。

耶稣会士的翻译活动与文化交流

耶稣会士采取的以翻译为手段的适应性传教策略不但做得相当成功，促使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有了较大进展，建立了多个传教的基地并发展了信徒。他们结交的士大夫，如沈一贯、叶向高、徐光启、邹元标、焦竑、沈德符、李贽、李之藻、章潢、方以智、何乔远、袁宏道、袁中道、杨廷筠等均是万历、天启、崇祯朝的重要人物与知名之士。其中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受洗入教，成为明末天主教三大柱石。南明时的耶稣会士中，毕方济与弘光、隆武、永历三帝结交；永历朝的王太后、马太后、王皇后、皇子和司礼太监庞天寿皆领洗皈依。据统计，自利玛窦1583年入华至1800年，在华耶稣会士约七百八十多名，中国耶稣会士约一百三十多名。来华耶稣会士中，早期以意大利籍、葡萄牙籍等为主，还包括比利时、德国、西班牙、奥地利、波兰、瑞士籍等，1687年五位"国王的数学家"入华之后，在华耶稣会士则以法国籍为主。在此期间，耶稣会在中国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康熙六年全国共有耶稣会士教堂一百五十九座，遍布于今浙江、福建、河南、湖北、江苏、广西、广东、山西、陕西、山东、四川、云南、河北等省及北京。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布洛奇（Liam Matthew Brockey）在其著作《东游记——耶稣会士在华传教史》（Journey to the East: The Jesuit Mission to China, 1579-1724）统计，到1660年代，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教驻地已增至二十二个，分布于十一个省，1700年中国教徒人数达二十万人。不难看出天主教在中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而在康熙年间爆发的"礼仪之争"的背景就是皈依天主教的中国教徒是否可以祭祖祭孔。"礼仪之争"争议的焦点之一是：儒家经典中的"天"、"天主"和"上帝"是否和拉丁文的Deus具有同一意义？争议的焦点之二是：敬天、祀祖、祭孔是不是偶像崇拜和迷信活动？如果说没有大量的中国教徒的存在，这样的问题是决不会成为一个焦点并且最终演变成了导致中西文化科技交流戛然而止的重大事件。

更为重要的是，耶稣会士采取的适用性传教路线使得大批西方科学著作因此被译介到了中国，推动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如袁运开、周瀚光指出，利玛窦及其同事积多年经验，摸索出一条科学传教的途径。明代后期是中国需要科学技术而社会的科技力量又不能满足实际需要的时代，当时，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关注科学技术及其应用，利玛窦等有见于此且感到士大夫之乐于接近他们多为科学而来，多为学术而来，倘不言科学与学术，徒娓娓而谈上帝，几乎无人愿听、无友可交，于是，利玛窦等便确定以学术、尤其以科学技术作为传教之诱饵，明确学术传教的路线，先后与瞿太素、张养默和徐光启（1562-1633）等人合作，翻译了《几何原本》等西方科技著作。而"西士与华士"合作著译西方科技著作的状况一直延续到清代初期，使得明清之际出现的西方科技译著远远超过了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历史时期。

文化交流的历史意义与启示

明末清初通过耶稣会士翻译活动传入中国的西方人文和科技思想，不但对当时的中国社会造成了冲击，更是对中国社会发展和文明进程产生了巨大影响。西学传入中国为中国学者中西兼学采长补短，在科学技术上获得新突破提供了条件，造就了一大批学贯中西的科学大家，奠定了中国近代科技发展的基础。与此同时，一批最能代表中华文明的中国文化典籍和传统科技成果被有意识地翻译介绍到了西方，来华耶稣会士向欧洲介绍和传播的中华文明及中国科学技术中所蕴含的中华文明的理性主义和人文主义精神，在欧洲促成了伟大的启蒙运动。

知史以明鉴，查古以至今。明清耶稣会士通过翻译活动构建起来了中西文化交流和中西文明交融与互鉴，对于当下挖掘做好中国文化走出去，尤其是证明中国传统文化的世界性意义，不乏启示意义。孙邦华指出，文化适应策略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不同文化、文明之间的对话与交流具有普遍性意义。为了避免和减少不同文化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文化适应政策在各种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与交流就显得格外重要。一方面，文化的传播者必须低下高傲的头，入乡随俗，以寻求与当地文化对话与融合的平台，存异求同；另一方面，文化的接受者必须抛弃排外主义心态，以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广泛吸收其他文明的成果，为丰富和发展自身文化不断补充外来的新鲜养料。张西平也认为，从徐光启的著作和言论可以看出他一方面对中华文化的热爱和坚信，另一方面也张开双臂热情拥抱外来文化，即坚持文化自信的同时主张文化自觉，其可谓雍容大度，涵养开明，即立足于自己的文化，又很好地吸收外来文化，在中国思想史上实属罕见。这些跨文化交流的路径对于当下我们在全球治理体系下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在"一带一路"战略指导下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仍然有积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尤其是是通过"中学西传"研究，可以厘清中西文化科技交流双向互动和双向受益的源头及发展脉络，证明中国文化对于世界文化的意义及贡献，公正客观看待中外文化与文明多元特征，证明西方模式并不是人类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唯一路径，从而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