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航海节段：中西游历驱动的全球化进程
大航海节段：中西游历驱动的全球化进程
远航探险是人类基因中好奇探险精神与开拓生存空间本能的展现，属于游历的“生拓”型式。吴必虎等
基于后殖民主义视角，从游历发展史出发，将人类游历的发展历史划分为古典旧陆期、地理发现期、旅行社会化期、大众旅游期4个阶段，并指出大航海节段（1405~1502）是古典旧陆期和地理发现期之间承上启下的节点性时间段，以1405年郑和下西洋而启，至1502年哥伦布四渡大西洋而止。人类的大航海节段是由中西方的航海历史共同构成的
，这一论断批判了西方主导的知识话语体系与权力结构。
在大航海节段，一系列航海探险和殖民活动开启了地理大发现（Age of Exploration），世界历史上远洋航行探险取得重大突破。这一时期，各大洲逐步被卷入西方的殖民和贸易扩张进程中，世界各地建立起前所未有的联系，为游历活动的开展创造了重要背景和条件。大航海节段相继出现诸多有着重要影响力的航海家，郑和开启大航海节段的辉煌篇章，随后西方人的航海活动逐渐主导了全球舞台，如哥伦布、达·伽马和迪亚士等
。航海家们将航海知识与所到之处的地理环境、风土民情、物产文化等情况记录下来，整理为航海志、航海游记等，这些文字资料具有较高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为研究大航海节段提供了宝贵的研究资料。
中国主要航海家及其游历记录
中国远洋航行的兴起，得益于宋元时期造船业和航运业的快速发展。同时，伴随着国家海洋贸易政策的推行与民间海洋意识的觉醒，中国逐渐进入了海洋贸易时代
。明代初年，国家海禁政策与朝贡贸易体系并存，民间海外贸易受限
。在朝贡贸易体系的推动下，14051433年间，郑和（13711433）作为正使太监，7次南下西洋。郑和以及同行的费信、马欢等人，开启了近岸远洋航行的大航海节段
，并有《郑和航海图》《星槎胜览》《瀛涯胜览》《西洋番国志》等游历记录传世。郑和下西洋航行前后历时28年，航及亚洲、非洲多国，是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远航活动。
《郑和航海图》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航海图集，记录了郑和历次下西洋航海航线以及沿途所经国家和地区的基本情况，覆盖了自中国南京、太仓、南海至东南亚、印度洋北部、阿拉伯海、非洲东岸等广大地区。《郑和航海图》对于郑和船队的航线、所经地点的名称与方位、距离、航道深度都有详细的记载，航海图上标注有牵星数据，还标注了一些重要的航海标志，如山峰、岛屿、浅滩、暗礁等，以帮助航海者准确判断航行方向和位置。可见，明朝初年的郑和船队已经掌握了当时世界上先进的航海技术。尽管《郑和航海图》原图已佚，现存的复制品来自于明代茅元仪所辑的《武备志》，但其为后世的航海事业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
。
在郑和七次下西洋的历程中，多位随行者记录下了他们沿途的所见所闻，如费信的《星槎胜览》、马欢的《瀛涯胜览》以及巩珍的《西洋番国志》均对游历过程有所记录。这些游历记录彰显了中国古代先进的航海知识与技术，见证了中华文化在域外的影响力，印证了中外贸易与文化交流的盛况。这些游历记录涵盖了航线、日程等航海细节，罗盘定向、过洋牵星等航海知识，沿线诸国或地区的山形水势、气候风物等地理概况，矿产、水产、鸟禽、等物产资源，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社会文化特色，均是再现古代亚非沿海各地情况的宝贵史料。
与西方远航探险的开拓贸易市场、进行殖民掠夺的目的不同，中国古代郑和下西洋更重视政治利益，目的在于推广华夷政治体系，拓展朝贡贸易，宣扬国威，巩固明朝的统治地位，发展与亚非诸国的邦交，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与强大国力
。《瀛涯胜览》
记载：“宣德五年，钦蒙圣朝差正使太监内官郑和等往各番国开读赏赐。分䑸到古里国时，内官太监洪见本国差人往彼，就选差通事等七人，赍带麝香、磁器等物，附本国船只到彼。”《星槎胜览》
记载行至占城（今越南一带）之时，“其部领乘马出郊迎接诏赏，下象膝行，匍匐感沐天恩，奉贡方物。”
除政治意义外，郑和及其船队将中国先进的医学知识、纺织知识、航海知识、地理学知识、学派思想、天文历法等带至南海诸国乃至更远之地
。明代，由政府组织的游历活动是知识传播与溢出的主要途径之一，郑和下西洋是此类游历活动的代表，促进了明代前期成为自东向西产生知识溢出的高峰时期。
西方主要航海家及其游历记录
大航海节段中，葡萄牙航海家迪亚士（Dias，1450—1500）、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Vasco da Gama，?—1524）、意大利航海家和探险家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1451—1506）等西方航海家不断探索未知的航路。这些航海家的远航经历与航海记录，为后来全球探索、贸易和殖民活动的开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甚至改变了世界的历史进程。
1487—1488年间，迪亚士为开辟东西之间的新航线而远航，沿非洲西海岸航行最终到达非洲大陆最南端的好望角。尽管关于迪亚士及其船队航行的第一手资料没有完整系统地保留下来，但其航海经验对后来的航海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基于迪亚士航海经验，达·伽马于1497—1499年间寻找欧洲通往印度的航路，航程中发现了南非好望角，成功开拓了从欧洲绕过好望角通往印度的航路，推动了欧洲在东方的贸易活动和殖民扩张。后人以达·伽马手稿为基础进行整理补充，由Ravenstein编辑了英译本《达·伽马第一次航海日记》（A Journal of the First Voyage of Vasco da Gama, 1497—1499）。
1492年，哥伦布在西班牙国王的支持下，尝试开辟到亚洲的新航路，但意外到达美洲大陆，成为欧洲大航海的代表性人物之一。此后，哥伦布分别于1493年、1498年、1502年三次西航。哥伦布所作《第一次航海日记》（Diario de La Primera Navegación），记录了其首次航行中的船只构造、具体航程、沿途环境、风物人情等信息，为美洲的殖民和探险活动提供了重要参考。《第一次航海日记》原稿已经遗失，现存版本为随行传教士卡萨斯（Bartolomé de las Casas）所做的摘录，中译本《航海日记》已经出版。
大航海节段之于游历研究的价值意义
人类的大航海节段由中西方的航海历史共同构成。现有观点普遍认为大航海时代由欧洲航海家于15世纪末开启，但早在1405年，郑和及其船队便已“下西洋”。郑和七次下西洋彰显了中华文明辉煌的海上历史，开启了人类的大航海节段，加强了东西方的交流与联系，留下了丰富的航海资料与知识，为地理大发现奠定了基础。然而郑和下西洋这一伟大壮举及其历史意义，至今仍被西方殖民者的航海活动与殖民扩张所掩盖
。西方各国持续将政治和经济优势转变为文化和话语优势，不断输出霸权主义并掌握书写世界历史的权力，维持着由西方掌控的知识体系与权力结构
。前英国皇家海军军官孟席斯
曾经依托其航海经验，综合历史游历记录、各地遗迹情况、植物传播等信息后，认为是中国人发现了世界，郑和及其船队远在哥伦布之前便发现了新大陆。尽管学术界对于这一观点仍有争议，但其无疑提供了看待人类航海探险历史的另一视角。
大航海节段是全球化历史进程的重要转折点之一。大航海节段不仅开辟了东西方联系的新航路，促进了全球贸易据点的初步建立，加速了各大洲经贸往来、物产与技术交流，推动了土豆、玉米、番茄、咖啡等作物的全球流通
，甚至改变了美洲和大洋洲原始的生态结构乃至人种与文明
。此外，大航海促进了全球文化与技术交流，对全球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郑和及其船队将华夷秩序、中华历法、道理礼仪等推广至亚非诸国，各国国王或使节也不远万里来华，成为世界文明交流的典范
。
大航海节段的游历记录是东西方文化传播与知识溢出的见证者。游历活动往往伴随着大量的文化传播与知识溢出，游历记录则是研究这一过程的重要资料
。有研究发现，哥伦布在远航之前通过《曼德维尔游记》与诸多地图资料，获取了诸多东亚相关知识，其首航记录中多有提及东亚地名，可见游历记录是东西方文化与知识的载体，影响着大海航节段的历史进程
。大航海节段的游历记录促进了大量信息与知识的传播，带动了这一时期航海技术和地图制作技术的发展，如《郑和航海图》不仅包含航海图集，更收录了通过观测星辰来确定船只位置的过洋牵星图，彰显着中国古代航海智慧。航海家们的行程路线也为后世地理学研究和探险活动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借鉴。
诞生于大航海节段的游历记录，为世界文明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大航海节段的游历记录描述了世界各地的文化和传统，为民众了解世界提供了重要的窗口，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拉开了全球化的序幕，有助于打破文化隔阂和偏见。大航海节段的远航，是新时代世界多元文明互鉴的历史基础。达·伽马开辟印欧航线，串联起世界重要文明区
。“太平共享”的郑和远航是中非文明互鉴的开端，是建设人类文明共同体，实现合作共赢的代表性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