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转的第一意象：权力感如何塑造强硬的外交政策？
反转的第一意象：权力感如何塑造强硬的外交政策？
为什么某些国家的公众和领导人对外政策显得特别强硬？这背后是否有心理学上的解释？在这篇研究中，作者揭示了国家权力感知如何塑造对外政策的强硬态度，即这种强硬态度不仅源于对威胁的感知，还深受公众对国家相对权力的感知所影响。研究表明，当人们认为“我们的国家”比“你们的国家”更强大时，会更倾向于支持以武力和威慑手段实现国家目标的强硬主义。
权力与外交政策观点
虽然安全问题在类型和范围上各不相同，但外交政策舆论研究表明，存在一个解释公众对威胁的不同程度感知与支持侵略行为的单一维度：激进国际主义（militant internationalism）。这种取向包含两个组成部分：认为武力是实现国家目标的有效手段与对威慑的重视、对世界不安全的感知与对“以武力求和平”的相信。先前的研究也表明，除了代表对世界整体的鹰派或鸽派感知外，人们对包括中国崛起与中东极端主义等具体安全问题的感知也存在不同。
随后，研究者开始尝试解释是什么原因导致公众中的一些成员比其他人更具有好战性。当前最具说服力的证据提供了一种自下而上的解释，即从个人性格与个体层面出发，根据性格论的观点，认为是人们指向忠诚与权威的道德原则指引其走上鹰派的道路。用“五大人格特质”的术语来说，缺乏经验开放性（创新）与充足的外向性（活力）、尽责性（秩序）使得他们倾向于认为世界充满威胁，进而对侵略行为展现出宽容态度。
既有研究忽略了“相对国家权力”这一变量。权力平衡是国际关系理论中威胁和冲突的最基本决定因素，但学者却并未认真研究权力对大众对外政策态度的影响。目前围绕公众对国际安全看法的研究（从威胁感知到支持核武器使用），均没有将个人对相对国家权力的看法直接纳入考量。少数明确测量公众舆论的研究也倾向于将权力理解为一个独立的结构因素——与政权类型或个人性格等因素并列——而不是作为鹰派态度的潜在心理决定因素。
权力心理学与激进态度
从前景理论到道德心理学，行为主义国际关系（Behavior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已经将心理学成果引入国际政治研究中。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人类暴行引发了人们对权力的心理学视角关注，人们开始探究为何“正常”个体会在感受到权力的情况下作出令人难以置信的残忍行动，似乎印证了“权力腐败”的格言。
与国际关系学者一样，社会心理学家将权力定义为“对社会关系中有价值资源的不对称控制”。国际关系学者认为权力来自于相对物质能力，即能够为国家在世界舞台上带来影响力的资源。但社会心理学家强调，客观权力来源的因果效应以主观上的权力感为中介，即个人认为自己拥有控制或影响他人体验、行为和结果的能力的感觉。此外，心理学家进一步强调，除了作为一种能够累积的国家资源外，“拥有权力”也会逐渐改变感知者的感觉与体验。
权力的接近/回避理论（Approach-inhibition theory）代表了关于权力社会认知研究的主流范式，即人类思维与行动可以大致归类为接近与抑制两类，接近即个体表现出自我关注、自利、自信、坚定、风险接受、依赖直觉与先前信念胜过新信息的特点。相反，抑制取向则表现为谨慎、回避、富有同情心与审慎。平均而言，权力感会引发对他人意图的不信任，也会放大个体潜在的性格与特质。表现在对外事务上，“接近”可理解为积极参与世界事务的愿望，在安全领域则倾向于采取制衡、干预与扩张形式。“回避”则表现为势力紧缩或孤立主义姿态。
国家权力的感知会激活人的自信与行动导向倾向，并将其转化为国际关系视域下的“鹰派分子”，原因至少有二。第一是环境原因，即在潜在威胁的情况下，大多数人倾向于回避与撤退到安全之地，但强大的个体反而会倾向于以胁迫、强力、攻击性的姿态回击，这被进化论文献成为“防御性攻击”（defensive aggression）。第二，权力感激活了一系列心理机制，使人展现出与激进国际主义相一致的特征，即进行果断行动与风险接受。同时，权力感还会使个人优先考虑自己的目标，降低对他人的同理心与伤害他人带来的心理负担。
理论依据
本文认为国家权力感会激活鹰派的外交政策立场的原因有二。其一，国家权力感可能会揭露并放大那些已经倾向于鹰派的个体的潜在特质。例如，美国的意识形态保守派往往持激进国际主义立场，而国家强大的感觉可能会使这些鹰派更加“鹰派”。其二，国家权力感的增加可能会使鸽派个体变得更加强硬。
美国公众对国际安全问题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确证了这两个原因。许多学者与评论员都表示，尽管美国在战后时期具有强大的力量与稳定性，但美国人还是能迅速识别国际威胁。本文论述的“权力感”即是认为自己有能力应对这种威胁。但这些事实并不能完全解释该预期，因为在原则上，感觉自己更弱小与脆弱的个体应当更关心威慑与安全。权力的心理效应或许可以解释这一点。
研究设计与结论
为了研究国家权力感与外交政策鹰派化之间的关系，本文对美国、中国与俄罗斯这三个国际安全舞台上最重要的国家进行了五项原始调查，这些调查分别于2020年3月在俄罗斯（样本数量181）、2021年7月在中国（样本数量880）、2022年4月在美国（样本数量393）进行。
为了衡量国家权力感，这些调查借鉴了心理学关于权力研究的问题，以衡量国家间而非个人间的权力感。本文从“「国家」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中…”，“「国家」拥有很大权力”和“「国家」可以让其他国家按照其意愿行事”等问题开始测量，数值较高则表示权力感较强，数值较低则表示无力感较强。同时，本文还将现有研究与当代安全问题相结合，位受访者提供了三个具体场景，俄罗斯受访者为“一艘外国军舰进入俄罗斯水域并威胁要袭击俄罗斯船只”，中国受访者为“美国在中国南海地区制造紧张局势”，美国受访者为“伊朗核问题恶化与伊朗爆发战争”。
结果表明，在不同国家背景下，国家权力感的增强与激进国际主义呈现正相关。通过对受访者基于国家物质实力的国家权力感判断，能够发现权力这一国际关系中概念能够带来心理上的效果。同时，通过建设具体场景的调查，研究者认为，国家权力感也是导致国家具有侵略、干预或强硬性倾向的重要解释因素。通过对中国受访者的调查，研究发现中国对南海问题的重视与威胁感知并非由日益增强的美国力量导致，而是源自于中国实力的增强。在俄罗斯受访者中，他们被要求从“漠视挑衅”、“第三国斡旋”、“两国直接谈判”、“发出威胁”与“直接袭击入侵船只”五个选项中选择。结果表明，权力感使得受访者更倾向于采取单边主义行动，而不是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为什么权力感能够为鹰派提供解释？
上述证据表明，国家权力感与国家背景下的鹰派态度呈正相关，无论是作为总体取向还是与具体安全问题相关。这就引出了为什么，或者更具体地说是“谁”的问题。权力心理学倾向于将权力的影响概念化为两种方式：权力感倾向于以可预测的方式改变个人，并放大其潜在的倾向。那么，在国际关系的背景下，国家权力感是否会放大那些已经倾向于鹰派的个人的倾向？或者，权力感会改变那些通常倾向于鸽派的人的和平倾向吗？
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性格观点认为，个体会根据其稳定状态下的水平特征采取不同程度的鹰派态度。例如，美国的自由主义者们可能表现出较低的强硬水平，因为自由主义者有更强的同情心与利他主义价值观，因此也不太可能支持鹰派外交政策。权力的心理学研究却认为权力可以改变最平和的人的态度，而本研究也的确显示，权力感的获得既使揭露了隐藏在人身上的鹰派倾向，也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其鸽派倾向。同时，研究也表明，一个对他人怀有关心的人会因为国家权力感的改变而变得与强硬派一样好斗。综上，本研究的跨国证据证明国家权力感与鹰派外交政策呈现正相关。但是，本文面对的另一个问题是，鹰派个体可能会自我激励并对国家权力进行积极评价，那上述结果就会被归结为鹰派的动机性偏见。为解决此问题，研究者在2023年再次对美国公众进行调查，通过将美国权力假设为“上升”、“下降”、“未知”三种情况，来探究此问题。研究结果表明，崛起的美国权力启发了更大程度的鹰派，下降的权力则催生了鸽派情绪。但需要指出，在“美国权力增加”与“美国权力状况未知”情况下美国公众对国家战斗力与权力感的判断差异不大，这意味着美国民众普遍默认美国相当强大。
国际关系中的前景理论认为，国家在权力下降时会呈现出风险接受特点，追求重新获得权力以保障自身安全，这意味着权力下降应当激活国内的鹰派势力，但本研究并未反映这一点。
美国如何看待衰落
本研究表明，国家权力感能够解释美国、中国与俄罗斯公众在外交政策中呈现的激进国际主义观点。同时，本文发现并不存在一种与生俱来的权力欲望自下而上地激励个人，而是权力存在与感知本身会改变公众态度。现有研究认为，国内的安全神话会引发国家走上扩张主义道路。本研究则认为，国家对权力提升的确信引发了国内的鹰派态度，从而使国家走向扩张主义道路。
国际关系中的兴衰理论认为，衰落的大国领导人与公众会感到更大恐惧，处于衰退中的美国公众也更可能更关注国内事务，正如一个“疲惫的巨人回家”一般。但当前美国的对外政策却并非如此，尤其是在中美关系方面，美国反击中国的每一个倡议、项目。美国决策者似乎正在追求一种新首要地位的战略，试图恢复美国在后冷战时期在世界政治中的领导地位。但本文认为，单纯强调美国权力的扩大不能解决美国民众对中国的不安全感，甚至可能加剧中美紧张关系。对权力的过度鼓吹会让公众看到一个危险的国际环境，认为国家必须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才能生存与发展。换句话说，对权力的强调使美国公众愈发觉得美国需要威慑侵略者，而不是增进同理心。因此，本文认为，美国对衰落的恐惧可能比衰落本身要更加危险。
评述《权力感与好战的外交政策态度》——使民意趋于强硬的真正原因
乔治城大学国际事务教授查尔斯·A·卡普坎（Charles A. Kupchan）对该文进行了点评，同载于《安全研究》（Security Studies）期刊。卡普坎认为本文作者波默罗伊（Caleb Pomeroy）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贡献，其“反转的第一意象”框架认为，对相对国家权力的感知在公众中产生了鹰派态度的心理效应。通过揭示国际力量分配与国内大战略的联系，其研究可能对战争的原因、战略过度扩张的来源等学者与政策制定者关心的核心议题提供重要启示。
然而，虽然对国家权力的感知能够产生心理效应，但历史证据往往与预期的激进国际主义增加不符。对波默罗伊观点持批评态度的人认为，精英说服、威胁感知与意识形态动员在塑造公众态度方面起到比简单的国家权力感知具有更重要的作用。这种批评突显了理论预测与实证观察之间的差距，表明除了感知到的权力动态外，其他因素可能对公众态度和政策结果产生更强烈的影响。
这一辩论凸显了理解国际关系中公众意见与政策决策之间的复杂性，在其中，心理因素、精英叙事和更广泛的社会影响交互作用。尽管波默罗伊的框架提供了宝贵的见解，但仍需要进行持续的实证检验和细致分析，以充分理解公众对国际关系与冲突态度的多面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