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公岂易贵，不足易其介：秦代中央官制简论
三公岂易贵，不足易其介：秦代中央官制简论
秦代是中国古代社会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在中央和地方层面进行了一些大刀阔斧的改革，使得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彻底的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并且成为延续中国封建社会始终的基础政治制度。
秦代君主专制制度的建立，很大程度上依靠秦代官僚制度的改革。秦代采用官僚政治取代先秦时期的血缘政治，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发展进程，同时为中国古代官僚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长期以来，秦代的官僚制度一直被笼统地称呼为“三公九卿”制度，即在中央设置丞相、御史大夫和太尉，以此作为国家政权的核心架构。但是纵观秦代十四年的统治时期，真正满足“三公九卿”制度的时间寥寥无几。
一、十授丞相印，五建大将旗
作为中国古代社会官僚所能够达到的最高政治地位，丞相在中国古代官僚制度当中可谓是举足轻重，具有“百官之首”的特殊政治意义。
秦代丞相制度的建立，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根据《史记·秦本纪》的相关记载，秦武王二年“初置丞相”，标志丞相作为固定的官职正式获得了认可。事实上，在秦武王正式创设丞相制度以前，秦代的相关典籍当中已经出现诸如“相”的记载，但是并不能够作为丞相制度出现的证据，考虑到实际并没有授予“丞相”的官职，仅为“大庶长”、“大良造”等职权近似的官职。
《汉书》：“商鞅相秦”
丞相制度出现之后，逐渐成为秦代中央官僚制度的核心。丞相被赋予了极高的政治权利，其职权范围包括军事、官僚的人事任用等方面，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对君主的威胁态势。比较典型的案例为秦庄襄王和秦始皇前期的吕不韦，其能力几乎可以达到在君主不问朝政的情况下，国家机器仍然可以正常运转的水准。
丞相的权力过高，使得秦代的君主在设立官职之初，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对其进行限制，以此维护皇权的至高无上性。秦武王最初设立丞相制度的同时，已经明确丞相官职分为左右二人，通过相互制衡以规避一家独大的情况。
尽管已经分割了丞相的权利，皇帝仍然对于丞相制度存在非常强的提防心理。秦始皇正式确立皇帝制度之后，曾经明确“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通过将全国的主要政治事务严格控制在皇帝手中，尽可能削弱相权对皇权的干涉。
同时，秦始皇采取了一系列手段，通过制度化的手段削弱丞相的权力。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前，秦代的丞相不仅作为全国最高的政治长官，同时兼任全国最高的军事长官。为削弱丞相的权力，秦始皇额外设立太尉以分割相权。
相权和皇权的斗争自秦代设置丞相，到明代废除丞相，基本贯穿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始终。秦代对相权的削弱措施，极大地启发了后来的皇帝，成为以后皇权削弱相权的一贯操作。
二、将军发白马，旌节度黄河
秦代的“三公九卿“制度当中，太尉官职的重要性在书面是不容置疑的。按照《汉书》对秦代法律制度的记载，太尉应当为秦代掌管军事的最高长官。对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中国古代社会，能够掌握军事力量已经基本等同于掌握政权的基础，使得太尉的政治地位相当尊崇。
部分历史学者认为，太尉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认为是削弱丞相军权的产物。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前，全国军事的控制权一般由丞相负责，进一步加重了相权对皇权的威胁。因此秦始皇建立秦朝以后，设立太尉以此分散丞相的权力。
然而很有意思的一点在于，秦始皇设立太尉来分散丞相的军事权力之后，又需要面临太尉军事权力过大的威胁问题。根据《史记》的有关记述，秦始皇本人的性格称得上多疑，即使是多年老将王翦仍然需要自毁以免猜忌，可见对于这样一位独断专行的皇帝而言，很难将军事权利完全地委托他人。
秦代针对太尉的限制措施相当简单，即实际上不设置太尉官职，仅在书面保留太尉作为最高军事长官的职权。目前秦代出土的原始文献当中，没有明确出现过“太尉”的职务称呼，可以认为秦代的太尉大部分时候应当为虚职。
根据秦代的相关文献记录，全国的最高军事权力完全由秦始皇本人掌握。虽然秦代没有设置太尉的实职，但是具有类似军事职权的“尉”的职位却很常见。
根据秦代的出土文献记载，秦代县一级设立了县尉，在郡一级设立了郡尉，另外在中央额外设置了中尉、都尉、廷尉等官职，分别掌管不同的军事力量。这部分尉视其所掌管的武装力量的强弱，在地位和待遇上有所不同，但是就整体而言，其在秦代的官僚制度的重要性仍然是相当突出的。
在秦代的尉当中，廷尉的地位尤其突出。根据秦代的法律记载，廷尉享有“掌刑辟”的特殊权利，在同级别的官员当中具有突出的地位。对于崇尚法家的秦代而言，作为全国最高司法权力掌握者的廷尉，其政治地位不言而喻。
比较典型的案例为秦始皇二十六年，作为廷尉的李斯可以和御史大夫冯劫、丞相王绾一起向秦始皇“上尊号”。可以认为，秦代的廷尉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拥有了近似太尉的地位，但是没有太尉的职权。
就整体而言，秦代的军事权力基本完全由秦始皇本人所垄断，导致太尉及其所代表的军事制度被架空，并且这一传统直至东汉仍在沿用。
三、或望居谏司，有事戡必言
御史大夫的存在，通常容易为研究者所忽视。虽然名义上御史大夫享有和丞相、太尉同等的地位，但是在实际执行过程当中，御史大夫的重要性显然不如前二者。御史大夫官职设置的目的和太尉类似，均为秦始皇为削弱相权增设。
按照秦代的官僚制度建设构想，御史大夫有权利干涉官员的人事任用，其地位基本等同于副丞相。但是根据历史学者的考证，御史大夫的职权范围应当是比较有限的。
根据秦代的出土文献以及后世的相关记载，御史大夫更多时候主要帮助皇帝处理一些细致末节的事务，如处理民间对皇帝的舆情，帮助皇帝处理私人案件等，均由御史大夫而非丞相出面。但是对于国家层面的重大事务，则很少由御史大夫出面；即使有御史大夫参与的事例，其中往往也由丞相牵头。
秦代御史大夫的地位较低，主要源于其职权源流。不同于具有较高现实影响力的丞相和太尉，御史大夫的权力来源脱胎于先秦时期的“史官”。
由于古代的文字记录比较困难，负责记录的史官往往需要随侍在皇帝左右，以此保证历史记载的真实性。因此，秦始皇在考虑限制相权的过程当中，自然而然地将自己亲近的史官纳入了考量范围。
但是先天地位的低下，使得御史始终难以取得和丞相相等的地位。按照秦代出土文献的相关记录，御史大夫在印、绶等方面均明显逊色于丞相，导致其副相之名根本无法实现。在官僚座次的排序当中，御史大夫一般也需要列于丞相之后。
然而有意义的地方在于，御史大夫官位的低下，恰恰成为其政治地位突出的佐证。由于御史大夫的地位依靠于皇帝，使得其对于君权的威胁性明显低于丞相和太尉，可以和皇帝进行更加密切的接触。其对于官员的监督过程当中，可能的利益纠葛也更加少。这种传统在秦以后得到延续，使得以低位官员检查高位官员成为中国古代官僚制度的一大特色。
结语
“三公九卿”制度当中，除却主要的太尉、丞相和御史大夫之外，还有典客、宗正、郎中令等多个职务。数量众多的官僚群体，共同构建了秦代完善的官僚体制，辅助秦代在较短时间内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备的政治体制。
秦代的中央官制建设之完善，在汉承秦制方面得到了尤其突出的体现。可以认为，汉代的官僚制度基本是以秦代的中央官制为模板建立的，二者共同影响了中国古代的官僚制度发展方向，成为中国古代官僚制度的基石。
参考文献
《史记》
《后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