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显微镜之以大同巡抚浅析明朝监察制
大明显微镜之以大同巡抚浅析明朝监察制
明朝的监察制度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巡抚制度的设立和发展尤为引人注目。本文以大同巡抚为例，深入分析了明朝监察制度的演变过程及其历史意义。
纵观历史上制度的产生与完善皆与一国的实际情况相挂钩，对国家而言，制度对中央集权制的统治和国运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以明代的监察制为例。监察制最早在秦代就已经初具雏形，它能在时代的洪流下保留与发展，说明了它存在的必要性。但国与国之间的国情终究不同，明代的监察制究竟如何因地制宜？
大同作为明朝九边重镇之首的要地，在监察制的演变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明朝监察制的前因后世
皇帝赋予官员权力是为了能够让他更好的管理，是治理的手段之一。腐败、渎职、滥用职权等现象随着官员掌握权力后不断出现，为了维护统治，国家的管理急需一套有效防治的制度出台。
监察制，为监督官员而催生的制度，它的应运而生很好地解决了朝廷的一大弊病。尤其是对地方官员的加强监管下，监督和制约效果显著，中央集权制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地巩固。
明朝建立初期，最快稳定社会、完善一国之治的手段就是沿用前朝的制度，它的监察制就很明显地借鉴了宋、元两代遗留下来的管理模式。
原先，明朝对于各地方的管理实行的是中书省制度。渐渐地，明太祖朱元璋发现了一个重大的问题：这样做不但没有将各地的权力笼在自己手心，相反，该制度却养肥了手下官员的权力。
公元1380年，左丞相胡惟庸试图谋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胡惟庸是较早跟随朱元璋的朝臣，凭借其手段使得他的官途一路绿灯直升。职位越升越高，他的独权手段愈发大胆，不仅暗杀刘基，还背着皇帝行事，逐渐生出逆谋之心。亏是有人告发了胡惟庸，不然蒙在鼓里的朱元璋可能就丢了天下。
自胡惟庸案以后，朱元璋一直在思考究竟如何改制，方能以绝后患。
公元1376年，朱元璋在一番权衡后宣布废除丞相制，设立三司：承宣布政使掌管民政，提刑按察使司掌管刑法，都指挥使司掌管军事。将地方权力分解到三个使司上，形成各司其职、相互制约的局面。
办法虽然看起来奏效，但施行下去后，还是出现了一些弊端。
各自管理职责范围内的事务还好，但难免会出现事务重叠的部分。对于这部分事务，心怀鬼胎的官员们自然不想往自己身上揽，毕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因此某些事务在管理上就出现了怠慢、推诿等现象。
对于一国之君来说，出现以上的情况定是不愿乐见的。怎样处理是好呢？巡抚制度出现了。
巡抚的先例最早出现在公元1391年。
当时朱标（朱元璋的长子）领命巡抚陕西，一方面令他考察西安是否作为都城，另一方面是让他协同三司调查秦王朱樉。
此后，虽然朝廷还会偶尔派人行使巡抚，但都是有具体的事由方才派遣的，比如监督税粮的征收、安抚军民等问题。
尽管巡抚并不是正式职位，但对于地方的协调作用贡献巨大是不可否认的。要让朝廷重视起来，它需要一个合适的时机。
英宗即位后，由于社会矛盾日益突出，各地急需向中央求助，很多朝中官员被派去巡抚，有的官员在地方巡抚的时间能长达多年，以至于出现了官员携带家属赴任的局面。
巡抚的重要性和设立的必要性得到突显，“临时工”逐渐变成了“正式工”。
一个职位诞生后，围绕它的一系列规定就有待规范和完善。在这其中，大同巡抚的存在对巡抚职能的完善起到了添砖加瓦的作用。
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和地方事务的有效处理，明朝设置了巡抚制度，并逐步演化成为明朝重要的监察制度。
存在即重要的大同巡抚
巡抚的职责一般有以下工作内容：
一、协调处理税收、徭役等要务；
二、监察地方官员有无贪赃枉法等违法情况；
三、与军务相关的事务也可进行参与，包括屯粮。
明朝监察制溯巡抚制，巡抚制首看大同巡抚。
大同巡抚除了以上职责，还肩负着其他责任，并在巡抚制完善的过程中有多次演变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大同的巡抚之所以如此重要，还需要从它特殊的地理位置开始说起。
朱元璋覆灭元朝后，血气方刚的蒙古人一直恨得牙痒痒，明蒙发生的冲突不在少数。
大同，一面紧连黄河，一面与山脉相挨，又位于明蒙边界，是蒙古进攻入侵明朝的重要关口，用其藩篱之效，以护京师之安。
每当蒙古有所动作，远在北京的皇帝都会心有余悸，毕竟金朝就曾因为大同失守导致最终灭国了。因此，大同是九大边防重镇里（辽东、延绥、宁夏、宣府、大同、太原、固原、甘肃、蓟州）中为首的重镇。
既是重镇，那么大同的防御工事必会相对完善，中央还特意在此地设立了总兵以抵御外敌，总兵官主要负责训练士兵、稳固城池、抚恤士兵等事务。
然而却因此导致总兵出现权力过大的弊病。
公元1436年，为了制约总兵，中央派都御史巡抚宣大李仪前去牵制总兵的权力。李仪一人管辖宣大和大同两地，渐渐地他发现由于地域受限的缘故心有余而力不足，故提出两地各设一名巡抚。
公元1474年，大同巡抚正是独立而成，在职能上增加了赞理军务职衔，史书《明史·职官志》中有所提到。
一开始，大同巡抚的职位并不在总兵之上，所以它的职能大多体现在管理粮草等事务，相当于保障军中后勤。
当然巡抚一职并不好干，由于利益冲突等原因，地方的官员（如总兵官、镇守内官等）与巡抚会产生摩擦。
公元1488年，大同巡抚许进在上任三年后就因与当地官员的矛盾冲突导致离任。
在之后的发展中，由于业务管理范围的重合度增多，导致巡抚进一步加大了对总兵权力的制约能力，它的职能也进一步扩大，包括督理军务。
公元1451年，大同后卫军吴淮因刚上任的大同巡抚年富与并坐总兵官并坐心生不满，因此上奏弹劾年富越权。朝廷则以年富受命提督军务是常理之中，对妄言的吴淮交由督察院究治。
至此，巡抚的地位再也不似从前，甚至超越了总兵。
虽然巡抚官职大了，但它并不能独大，还需要受到总督的制约，总兵虽也受总督约束，但见到巡抚时，还得屈身下跪，地位一落千丈。
自穆宗登位后，明蒙冲突逐渐成为了过去式，双方出现和谐相处的局面。这时候巡抚的职责主要是管理兵、马、粮等事务。再随着时间的推移，
明蒙出现了贸易往来，大同巡抚的职责范围再次扩大。
马市，明朝与其边界民族往来贸易的重要场所，不仅有利于双方稳定的文化交流，还能促进经济的发展。在大同设立马市早有范例，公元1406年，辽东马市就相继出现。
马市的出现虽好处多多，但受政治因素影响显著。
公元1438年，大同首开马市，蒙古人带来的一些动物毛皮可以与丝绸、布匹等商品交换。几年后，由于“土木之变”导致马市中断。
公元1551年，马市重开用以接待鞑靼，仅一年就被明廷关闭。直至公元1571年鞑靼的俺答汗接受了明朝的册封后，马市才再次出现转机，面向百姓。
马市一开，管理的职责的就落在了巡抚头上。
因此，大同巡抚在忙于其他政务之事时，还要操心如何令马市井然有序地运行、如何妥帖地接待蒙古贡使。
巡抚职能渐宽、督抚（巡抚和总督的总称）权力会不会在地方的权力过大呢？答案是否定的。
其一、督抚是没有决策权的，督抚的官员有事只能上奏，这样极大地削弱了权力的强度。再者，督抚能处理的政务非常有限，大多只是监督的作用，因此督抚很大程度上不会造成在地方立于万人之上的局面。
其二、虽然督抚是地方监察官员，但他们也会受到监察御史分道巡按的监察。公元1382年，朱元璋专门设立了负责监察、弹劾事务的都察院，同时又在都察院下设监察御史，彼此互相监督。监察御史如果在巡查的过程中发现巡抚官员不作为，一纸弹劾就能令他吃不消。
其三、巡抚如对总督在行使职权上有所异议，可以提出弹劾。同样的，如果地方官员察觉督抚有违法之处，同样可以上奏弹劾。可以说几个机构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的关系。
从以上来看，明朝的监察制属于环环相扣、相互制约型的完善状态，极大程度上避免了权力舞弊的产生。巡抚制作为中央加强地方治理和管理的手段，保障了中央的绝对统治地位，也影响了清朝的统治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