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Stat-中国的住房限购政策提高了（假）离婚率

REStat-中国的住房限购政策提高了（假）离婚率

2010年后中国在一些城市实施了住房限购政策，旨在直接干预房地产交易，通过规定家庭可以购买的房屋数量来限制购房需求，给过热的房地产市场降温。然而，家庭战略性地通过假离婚来规避限购政策。这项研究显示，实施限购政策的城市每千人离婚率和复婚率都有所上升。相对于控制组，处理组每千人离婚人数高出0.436，复婚人数高出0.195。这一变化解释了全国离婚率整体上升的19.9%，其中至少45%可以归因于假离婚。

此外，研究还发现限购政策降低了家庭内部的财富不平等，但扩大了家庭间的财富不平等。

住房限购政策的出台

由于早期的市场调控政策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国务院在2010年4月17日发布了限购政策，要求房价过高且上涨迅速的城市对家庭购房数量设限，并将户籍作为购房资格的条件。

为了落实这一政策，地方政府被要求迅速行动，特别是在房价快速上涨的城市。如果某些城市未能及时响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将对相关市领导进行约谈。这标志着通过行政手段大力收紧房地产市场的开始。

住房限购政策的具体内容

限购政策的核心内容是将已婚夫妇视为一个家庭单位，并规定每个家庭最多可购买两套房产。这一规定促使一些家庭为了规避限购，通过“假离婚”来获得额外的购房资格。

谁在假离婚

表2展示了分样本回归的结果，发现40岁以上、没有孩子、缺乏大学教育、财富水平较高的群体，更有可能采取假离婚措施。

福利与更多的政策影响

效率影响

住房限购政策是一种数量控制政策，通过限制购房资格来干预房地产市场，必然会降低市场效率。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点，作者使用了一个简化的部分均衡模型，假设短期内住房供给是完全无弹性的。

初始情况下（HBR政策实施前），市场在点E0达到均衡，住房价格为p0，住房数量为Q^{noHBR}。HBR政策实施后，住房需求被强制减少到Q^{HBR}，供给保持不变，这导致住房价格从p0上升到p1。政策所造成的总效率损失（Deadweight Loss, DWL）可以用A和B两个区域表示。

假离婚行为允许一些家庭规避政策限制，相当于增加了市场的住房配额\Delta Q，使实际的均衡数量从Q^{HBR}移动到Q^，实际均衡价格为p^。由于假离婚的存在，政策引发的市场效率损失减少到区域A，而区域B可以视为假离婚行为所带来的福利增益。

通过估算住房需求曲线及相关参数，作者量化了这些福利效应。研究发现，平均而言，每个实施HBR政策的城市每年大约有298.1亿人民币的总效率损失，而假离婚行为每年可以减少552.6百万人民币的损失，相当于总效率损失的3.711%。

财富不平等的影响

假离婚行为的一个关键步骤是将现有房产的所有权转移给夫妻中的一方。这引发了家庭内部（尤其是性别方面的）财富不平等问题。如果在假离婚过程中，男性通常是房产的主要受益者，那么这一行为可能会加剧家庭内部的性别不平等。

使用CFPS中关于住房产权所有人是男方还是女方的相关记录，本文发现在实施限购政策后，女性拥有现有房屋的概率显着增加，而男性拥有现有房屋的概率显着下降。这表明女性保留现有房屋，以补偿假离婚活动所涉及的高风险和家庭内部财富不平等的潜在减少。

假离婚行为主要在较富裕的家庭中发生，因为这些家庭更有能力支付多余的购房首付款，并且能够通过增加房产数量来进一步积累财富。较贫穷的家庭由于资源有限，往往无法通过这种策略性行为获益，这使得家庭之间的财富不平等加剧。

利用CHFS的数据，研究发现家庭财富基尼系数从 2011 年的 0.735 增加到 2015 年的 0.887，不平等加剧。

对离婚纠纷和婚姻信任的影响

限购政策实施后，处理组城市的离婚纠纷数量显著增加。结果如下图所示：

上文表明限购政策增加了离婚纠纷，紧接着，一个自然的猜想是，限购政策破坏了人们对婚姻亲密和家庭和谐的信念。

利用CFPS的相关数据，表D3的结果显示，限购政策确实降低了人们对婚姻亲密和家庭和谐的重要性的信念。

结论

• 相对于对照城市而言，限购使得实施政策城市的离婚率（复婚率）平均每千人增加了0.436（0.195）。基于政策实施前的样本平均值，限购政策可以解释全国离婚率总体上升的19.9%，其中至少45%可以解释为假离婚；
• 老年人、无子女者、受教育程度较低者和较富有者是对政策实施作出主要响应的人群；
• 假离婚似乎恢复了一部分（大约3.711%）由于限购政策引起的效率损失；
• 假离婚引发了显著的家庭内和家庭间财富再分配。尽管家庭内部的不平等有所减少，因为女性在完成假离婚时往往会保留原有房产的产权，但家庭间的不平等可能会增加，因为政策的主要响应者往往是那些通过欺诈行为使其资产增值并积累更多财富的富裕家庭；
• 最后，限购政策诱导的假离婚行为可能会侵蚀传统的中国家庭价值观，并减少人们对婚姻的信任。

本文原文来自《经济统计评论》(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