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六经》到《二十一经》：儒家经典的历史演变

从《六经》到《二十一经》：儒家经典的历史演变

儒家经典从最初的《六经》发展到《二十一经》，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这一过程中，不仅反映了儒家思想的传承和发展，也折射出中国古代文化经典的形成和演变历程。

春秋时期，孔子整理并向门人传授了六部先秦古籍，即所谓的“六经”，包括《诗》《书》《礼》《乐》《易》《春秋》。虽然孔子的“删书”行为多有被时人和后人诟病，但《六经》却成为了儒家乃至古代中国最重要、最主要的典籍。值得注意的是，《六经》均非孔子所著，而是早就存在，孔子所作的，就是整理和推广《六经》而已。

战国时期，儒学之诗书礼乐等，乃是儒家递相传习的典籍。但儒家之外，战国各家也多有传习《六经》。例如，战国《荀子》之《劝学》中，写道：“故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兮，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

战国之乱世，最终被秦始皇所统领的秦朝所终结。彼时，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秦始皇施行了“焚书坑儒”之政策，收去儒家等百家之语以愚百姓。这一政策，使得儒家《六经》的流传，受到巨大的冲击。不过，虽然“焚书坑儒”很强势，却也无法禁绝《六经》在民间流传。故而，秦朝时期，《六经》在各地，是以一种地下的方式，进行口耳相传。直至汉代武帝，这一局面才大有改观。对此，东汉郑玄所著，唐代贾公彦注疏的《周礼注疏》中，写道：“故始皇禁挟书，特疾恶，欲绝灭之，搜求焚烧之独悉，是以隐藏百年。孝武帝始除挟书之律，开献书之路，既出于山岩屋壁，复入于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见焉。”注意，其中的五家是指五经，孝武帝即汉武帝。

很显然，在西汉汉武帝时期，儒家《六经》之经典，仅剩下《五经》。换言之，据信，孔子之后，大致是在秦朝的“焚书坑儒”中，《乐经》失传。不过，这一说法，却也有争议。一说《乐经》消失于秦始皇焚书时，一说《乐经》就是《周礼·春官宗伯章》之《大司乐》，一说没有《乐经》此书。总之，孔子之后，到了汉朝时期，《乐经》被搬离出了《六经》。最终，在西汉时期，孔子所删定的《诗》、《书》、《礼》、《乐》、《易》、《春秋》之《六经》，缩减成了《五经》。自此以后，经历几千年的历史演变，《五经》一直流传至今。继而成为了，我国现存最古老的，儒家最核心的传统文献。

不过，虽然西汉时期，《六经》缩减为了《五经》。但是，还是多有人记述或描述《六经》，乃至六艺。例如，西汉礼学家——戴圣，在《礼记》之《王制》中写道：“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西汉司马迁，在《史记》之《滑稽列传》中，写道：“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

又例如，西汉礼学家戴圣在《礼记》中，可谓详细介绍了《六经》。只见，该书写道： “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矣；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矣；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矣；洁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矣；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矣；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矣。”

再例如，西汉杨雄，在《法言·寡见》中，写道： “说天者莫辩乎《易》，说事者莫辩乎《书》，说体者莫辩乎《礼》，说志者莫辩乎《诗》，说理者莫辩乎《春秋》。”当然了，需要注意的是，在汉代，《五经》中的《礼经》，其实不是指孔子时代的《周礼》，而是指春秋战国时代的礼制汇编典籍——《仪礼》。换言之，在西汉时期，《周礼》是被《仪礼》取代了。彼时，后世所说的“三礼”，已经出现了两位，即《周礼》、《仪礼》。

等到了东汉时期，西汉形成的《五经》，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即在东汉时期，儒家学者们在《五经》的基础上，再加上《论语》、《孝经》两经，继而形成儒家《七经》。《七经》即《诗经》、《尚书》、《仪礼》、《易经》、《春秋》、《论语》、《孝经》。不过，虽然东汉时期，儒家《七经》正式形成。但是，依然有一部分学者，会对之前的《五经》进行记述或是描述。例如，在东汉班固等编撰的《白虎通义·五经》中，无论是标题，还是内容就均有提及五经。即：“以为孔子居周之末世，王道陵迟，礼乐废坏，强凌弱，众暴寡，天子不敢诛，方伯不敢伐。闵道德之不行，故周流应聘，冀行其圣德。自卫反鲁，自知不用，故追定五经以行其道。”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大致就是在东汉时期。相传为西汉礼学家——戴圣，所编的《礼记》，又名《小戴礼记》、《小戴记》，开始愈发受到儒者们的重视。最终，这种趋势，造成了《礼记》，大有超越并取代《仪礼》之势。显然，这为后世《礼记》取代《仪礼》埋下了伏笔。毫无疑问，在东汉时期，随着“三礼”中的最后一位，也就是《礼记》正式形成，“三礼”的概念也愈发成熟。

事实上，《礼记》的主要内容，描述的就是先秦的礼制，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资料汇编。该书很好的体现出了，先秦儒家的哲学思想，诸如天道观、宇宙观、人生观；教育思想，诸如个人修身、教育制度、教学方法、学校管理；政治思想，诸如以教化政、大同社会、礼制与刑律；美学思想，诸如物动心感说、礼乐中和说，等等。总体而言，《礼记》章法谨严，映带生姿，文辞婉转，前后呼应，语言整饬而多变，很受汉代的儒者喜爱。特别是自东汉郑玄作“注”后，《礼记》地位，更加受到了儒者们的重视。

有鉴于《礼记》的成熟、广博，与相对完善。最终，在唐代时期，《礼记》被尊为“经”，正式取代《仪礼》，入选儒家经书。即唐朝时候，将《礼经》分为三部，即《周礼》、《仪礼》、《礼记》。此外，唐朝时期，还将《春秋》也分为三部，即《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不过，此时，又把《论语》、《孝经》排除在经书外。最终，唐朝时期，形成了这《九经》，即《诗经》、《尚书》、《周礼》、《仪礼》、《礼记》、《易经》、《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

受《九经》影响，唐朝，孔颖达编《五经正义》时，《礼记》第一次取代《仪礼》，成为五经之《礼》。至此，《礼记》在“三礼”之中，正式冲到了首位。唐朝后期，也就是唐文宗时期，官方在《九经》的基础上，又重视起《论语》、《孝经》，并把《尔雅》也提高到，经书的地位。最终，原先的《九经》加上《论语》、《孝经》、《尔雅》，形成了唐朝时期的，儒家《十二经》。而且，为了彰显大唐对《十二经》的重视，《十二经》还被刻成石经，放置于太学之内，史称“开成石经”或“开成十二经”。

值得注意的是，从唐朝起，之前未受重视的，孟子及《孟子》一书，地位开始稳步升高。换言之，随着《孟子》一书，地位的提高。这基本预示着，儒家经书的内容，必将再一次得到扩容。受此影响，最终，在宋朝时期，《孟子》被列入经学。如此一来，以唐朝的《十二经》为基准，加上《孟子》这一儒家经典，宋朝时期，形成了儒家《十三经》。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受唐朝非常重视《礼记》之影响，宋代也非常重视《礼记》。也就是说，宋朝时期，《礼记》作为“三礼”之首的地位，不仅愈加稳固了，而且还有提高之势。最终，也是在宋朝时期，大儒、礼学家——朱熹，将原本属于《礼记》中的《大学》、《中庸》摘出成书，继而与《论语》、《孟子》两书，组成《四书》。从宋朝起，《四书》说法，逐渐得到认可。简言之，《礼记》在儒家经典中的地位，愈加强化了！

应该说，宋代以后，位居“三礼”之首的《礼记》，一直在古代乃至现代中国，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即《礼记》所记载的，古代文化史知识，以及思想学说。对古今儒家文化之传承，当代文化教育和德性教养之养成，乃至和谐社会主义的建设等，均发挥着重要影响。

从最初孔子删定的，儒家《六经》之《诗经》、《尚书》、《礼记》、《乐经》、《周易》、《春秋》起。至秦朝时期，儒家经典——《六经》，遇到大挫折。到汉代儒家重新崛起，并形成儒家《五经》、《七经》。再到唐朝时期，儒家形成《九经》、《十二经》。再到宋朝时期，儒家形成《十三经》。

很显然，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历史上儒家经典的范畴，是在不断地变化和发展的。哪怕是，经历唐宋文明之高峰后，这一趋势也是不会改变的。也因此，在清朝时期，儒家学者又在宋朝《十三经》的基础上，加上《国语》、《大戴礼》、《史记》、《汉书》、《资治通鉴》《说文解字》、《九章算术》、《周髀算经》，形成儒家《二十一经》。只不过，清人的这种加法，稍微有些牵强附会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