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马文化何以数千年奔腾不息？
中华马文化何以数千年奔腾不息？
马在中华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中国的马文化源远流长。从殷商时期的车马到唐代的舞马，从丝绸之路的贸易往来到各少数民族的马背文化，中华马文化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和文化传承。
穿越时空的中华马文化之旅
殷墟考古发掘的殷代车马坑，是华夏考古发现的畜力车最早的实物标本，由此证明，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和使用车的文明古国之一。这些精心打制的马车，可用于日常出行、田猎、礼仪、战争等，代表了中国3000年前的制造业水平。但它更是身份地位的象征，乘坐马车者，通常为王公贵族。这些人死后，将马车作为陪葬品埋于墓内或其附近，马匹和驭手常常被一并埋入。
在殷墟发现的甲骨文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把中华文明史向前推进了1000年，被誉为“中华的文脉”。甲骨文的“马”是象形文字，是一匹以直立姿势站着的马的形状，马头部分有长长的脸和大大的眼睛，身上的鬃毛竖起，尾巴往后甩。
马政，是我国历代王朝律令的重要组成部分朝廷设置有专门的马业管理机构，制定颁布有一系列发展马业、改良马种、开展交易、壮大骑兵的政策法令、旨要规章。如周代有车驾制度、马匹买卖规定，秦代有厩苑令、卤簿制度，汉代有禁马出关查验制度，唐代有马匹管理机构，宋代有牲畜注籍制度、“马”制度，西夏有马匹校检制度，辽代有群牧使司制度，明代有俵马制度和清代有牧场考成制度等。
从几千年前的象形文字，到游牧与农耕文明的共同孕育；从汉朝的蓬勃发展，到舞马盛唐的历史高峰，中华马文化一路奔腾，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也伴随着先祖们从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伊始，始终贯穿传承至今的马精神。
跨越千年的贸易传奇
马兼具速度与力量，被广泛用于信息传递和物资运输，是古代陆上交通的核心。马的运用也拓展了人的活动范围，增进了各种文明之间相互沟通的频率，促进了各民族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的互动、发展和融合。
古代丝绸之路不仅是丝绸交易之路，玉帛交流之路，也是茶叶与马匹的贸易之路。中原政权与周边的文化交流史，也是良马引进交流的历史，其目的在于改良中原的军马品质，增加军马的数量，提升军马的战斗力。不同国家民族之间，通过马的引进、改良和贸易，通过战争对马的掠夺、俘获，朝贡等形式，促进优良马种的交流，提高中原马的品质。
茶马古道是以畜力和人力为主要交通工具，以茶叶、盐和药材为主要商品的贸易通道，始于唐宋，盛于明清，是一个由主线、支线、附线构成的贯通亚欧大陆的世界上地势最高的交通网络，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达到鼎盛并有部分路段赓续运营至今。
茶马古道不仅是一条商贸通道，更是一条文化之脉。在延续千年的时空中，多维度的商品、知识、思想和价值观持续不断地交往交流与互惠滋养，孕育出茶马古道沿线丰富的文化遗产。
宋代，战争频繁，战马是稀缺的军事物资，茶马互市逐渐发展，当时的朝廷还设立了茶马司专门管理茶马交易。此后，茶马互市一直受到朝廷重视，明清时期在多个地方设立茶马司。
茶马古道的生生不息连接和激活了局域盐运古道及部分丝绸之路，它们之间相互促进，融合共生，成为亚欧大陆文化传播的命脉。独特的文化多元性。历史上，山高路险的阻隔，限制了民族文化的开放与同化，使得该地区文化多元性的特点非常突出。茶马古道所辐射区域有汉、藏、傣、彝、纳西等20多个民族聚集栖息，荟萃着中原文化、藏族传统文化、贝叶文化、火文化、东巴文化等多种文化形态，藏传佛教、禅宗、上座部佛教等也都留下不同程度的影响。
各民族马文化的多彩画卷
我国广袤的疆域、复杂的自然环境条件、悠久的养畜历史和灿烂多彩的民族文化造就了丰富的马遗传资源。根据《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品种名录（2021年版）》，中国马包括了29个地方马种、13个培育马种、16个引入马种。
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化缤纷多彩，在那片可以纵情放马的草原上，各种与马有关的活动不胜枚举，他们在长久的生活劳动中与马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崇尚马，爱护马，在各种的仪式、节日以及庆典中，都离不开马的身影。
在广袤丰腴的内蒙古大地上，有着蒙古、鄂温克、达斡尔等众多的族人，世代繁衍生息在草原，在马背上沉醉于那份悠然怡情的生活。生产劳动、行军作战、社会生活、祭祀习俗和文学艺术等方方面面，都渗透着关于马的灵性。于是，矫健的蒙古马登上了民族成长发展的历史舞台，续写着一幕幕少数民族的马文化传奇。蒙古马是世界上较古老的马品种之一，在蒙古高原的不同地区，品种亦有区分。在锡林郭勒草原上有著名的乌珠穆沁马、阿巴嘎马、皇家马的后代上都河马；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有白岔铁蹄马；在鄂尔多斯高原有善走沙漠、清秀机敏的乌审马；其中，以乌珠穆沁马和上都河马为蒙古马的代表品种。而蒙古草原民族对马的博大情怀，在传统节日那达慕大会中可见一斑。
新疆是多民族聚集之地，各民族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节日习俗、神话传说、名人轶事、文学艺术、音乐舞蹈等透射出灿烂的文化，马文化也融入其中，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至今大部分生活在新疆牧区的哈萨克、蒙古、柯尔克孜、塔吉克等少数民族被称为“马背民族”，马既是他们放牧生产、生活的主要工具和来源，又在民族文化、绘画、音乐、舞蹈、艺术中占有重要地位。例如，哈萨克人的阿肯弹唱会、柯尔克孜人的玛纳斯和阿肯弹唱会、维吾尔族人的以十二木卡姆为代表的音乐歌舞等已经传承了上千年，在这些节日般的庆祝活动上都可以看到马的身影——赛马、走马赛、叼羊、姑娘追（哈萨克族广泛流行的一种草原游戏）、追姑娘（与前者游戏形式相反，柯尔克孜族特有的游戏）、马上角力、飞马拾银、高原马球、马上射箭等，不一而足。
藏族的马文化，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自古以来,马在藏民族的生产和生活中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放牧远行马是重要的交通工具;嫁娶新人以骏马为坐骑;在宗教世界中，马是神的代言者;草原盛会赛马是必不可少的内容;在藏族民间传说和歌谣中对马的赞颂更是俯拾皆是。藏族对马有一种热烈而深厚的感情，马是藏族人民日常生活中最亲密的伙伴。
娱乐、民俗与生活的交融
中国古人在长期实践中，逐渐升华了对马的控驭。马的聪慧驯良、疾驰善奔使之在古代人们的娱乐游戏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许多相关的体育竞技活动都延续至今，成为现代世界各地广受喜爱的活动。史书中“田忌赛马”所描述的就是战国时期贵族的赛马活动，而“博戏驰逐”则指的是赛马博彩在汉代的盛况。随着社会发展，人们的骑术不再只是军旅搏杀之技，马球、赛马、马戏等体育竞技和活动应运而生。
狩猎就是一种与马关系密切的娱乐活动。自周代以来，骑马出游、狩猎一直是帝王贵族喜爱的休闲娱乐活动，反映狩猎场景的造型与装饰亦十分常见。唐代统治者对狩猎活动极度重视，唐太宗李世民更是把狩猎放在与国家统一，国泰民安同等重要地位。狩猎也是唐俑中常见的题材，这件彩绘陶胡人骑马斗豹俑，生动地刻画了猎骑出发在即，豹子野性发作、胡人怒视断喝的情景，形象地再现了唐代皇室贵族外出狩猎的浩荡气势，唐朝上流社会喜好狩猎的风尚也使狩猎成了风靡皇室贵族的休闲娱乐活动。
在古代，皇公贵族死了以后，怕自己在地下太孤独没有人服侍，于是就会制作 “俑”模仿活人陪葬。乐俑是我国古代墓葬中替代活人陪葬且表现音乐内容的偶人，按照质地可分为陶俑、木俑、瓷俑、铜俑等，其中陶俑最多。按照用途可分为乐舞俑、奏乐俑、戏弄俑、说唱俑等。将鼓吹仪仗俑随葬到墓葬中，这样的风俗可追溯至汉代。上层统治阶级出行仪仗中的鼓吹乐，最早是西汉初由北部少数游牧民族传入内地的，最初只作为军旅之乐，一般来说军乐队由鼓、长角、萧、笛等组成。到唐代，鼓吹仪仗俑陪葬便十分盛行，唐代国家安定、政治开明、经济繁荣的基础为乐俑文化艺术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物质环境。加上我国古代“灵魂不灭”和“视死如生”的厚葬之风盛行，使得这一时期的乐俑数量众多、绚丽多姿、形象各异。
舞马是指骏马经过长期训练后随着音乐起舞的表演，这种能跳舞的马被当作贡品用于权贵享乐。据记载，唐代舞马演出规模庞大，唐玄宗曾设专人训练良马以庆祝自己的生辰“千秋节”，骏马灵敏聪慧，能随着音乐跳跃旋转，甚至还能以口衔杯，敬酒献寿，使人赏心悦目。在安史之乱后，随唐王朝的衰落，舞马的命运也走向凋零。这件精美的白陶舞马充分印证了“屈膝衔杯赴节，倾心献寿无疆”的舞马形象。
马球是一种骑马飞驰、以球杆击球的竞技项目，又称“波罗球”、“击鞠”等。初唐时期由西域传入中国，最初只用作军中练武，后发展成贵族间的体育活动。唐代时期，上至贵族，下至平民皆为之疯狂，长安城内打马球的球场遍布宫城、禁苑、贵族宅地。唐墓出土马球图壁画及马球俑就生动再现了盛唐打马球的场面，唐大明宫遗址中还有马球场，专门为皇帝和贵族打马球所建。即便是到晚唐时期，国家艰难，皇帝对打马球的喜好依然不减，唐僖宗李儇甚至自诩为打球状元。马球的流行一方面说明了唐朝时期马匹供给较为充足，另一方面也表示皇家贵族的骑乘技术也有着较高水平。展厅中所展出的打马球俑，依稀可见昔日皇家打马球的盛况，生动地再现了唐朝时期，上层贵族对马球这项运动的热爱，堪称瑰宝。
古往今来，王侯将相、文人墨客，爱马之人众多，咏马、画马、写马、雕马、舞马，名马故事流传千古。马不仅是农业生产、交通运输、战争博弈、邮驿传播等活动的主要工具与动力，更丰富着人类的娱乐生活与艺术创作，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奔腾不息的龙马精神更是中华文化积淀中宝贵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