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历史主义的阐释
新历史主义的阐释
新历史主义的出现为历史学研究开辟了新的视角，它强调文学与历史的相互作用，主张通过文化诗学来解读历史文本。这种理论不仅改变了我们对历史的理解方式，也为我们提供了重新审视文学作品中历史叙事的新途径。
新历史主义出现之后，似乎出现了重新解读历史的思路和角度，历史学变得丰富多彩起来。但新历史主义研究的是不是纯正的历史，似乎不是那么清楚。
新历史主义指出，历史充满断层。历史由种种论述构成，人们应该透过各种论述还原历史，而这种种论述是根据当时的时间、地点、观念构成的。换句话说，历史并不是对史实单一的记载，也不是对过去的事件单纯的记录。语言本身就是一种结构，人们可以透过这种结构理解历史，理解整个世界。新历史主义是由美国加州柏克莱分校英语系教授史蒂芬·格雷布拉特提出来的，在1982年的《文类》杂志第一期专刊打出这个旗号，形容当前的文艺动向。他使用了另一个词叫做“文化诗学”，是一种对历史文本加以解释释义的、政治解读的新的语言系统。新历史主义主张将历史考察带入文学研究，文学和历史之间不存在所谓的“前景”和“背景”关系，而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它强调文学和文化之间的联系，认为文学隶属于大的文化网络。它还着重考察文学与权力政治的复杂关系，认为文学是意识形态作用的结果，同时参加意识形态的塑造。
文学很容易成为体现新历史主义的艺术手段。作家们努力构筑自己的文学殿堂，不管是写古典小说还是写现代小说，都要营造小说的历史环境，而这样的历史环境并不一定真实可靠，很可能是小说虚构的艺术手法的体现。他们用自己的眼光重新解构历史，重新传播历史，却并不一定和正史一致。甚至读者认为作家结构的历史是真实的历史，作家塑造的人物形象是真实的人物形象。无论是孟姜女还是西施，无论是七仙女还是白素贞，无论是程咬金还是罗成，无论是穆桂英还是呼延庆，都被认为是真实的历史人物，人们还能够对这些历史人物发生的事件如数家珍。难道真的有假？
当然有假。历史似乎并非那么真实可靠，即便是正史也只是帝王将相的家史，而不是老百姓的历史。一些野史、笔记小说等对正史进行了补充，却也不能被当成真实的历史来看。毕竟，当时无论是正史还是野史、笔记小说都接受了权力系统的审核，接受了意识形态的改造，也就无法直接叙事了。史学家会用“春秋笔法”，文学家会用虚构手法，让历史人物以及事件出现很大的偏差。新历史主义认为，这样的偏差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历史本身并不可靠。每个人都可以建构自己的文化诗学，可以对历史进行一番解读，当然不可能人云亦云，需要建立在一定的史料基础之上，而且要不断研究，不断挑战自己的认知。
不能说小说家写的作品里的历史就不是历史，只能说是小说家眼中的历史，也是个人解读的历史。无论是《红高粱》还是《历史的天空》，都有对战争的描述，却都带了作家个人的观点，似乎成了作家个人解读的历史。就像金庸的武侠小说，历史背景是对的，人物和事件是虚构的，让人觉得真，其实历史背景起到了很大的衬托作用。作家对历史进行了新的解读和阐释，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某个角度的解读。虚构的小说情节不是历史，但透露了历史信息，或者说在历史背景上出现了小说情节。如此一来，小说情节就不是那么简单了，而是变成了历史背景上的情节，变成了负载特定历史信息的东西，也造就了一定的语言环境、文化环境、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等。人们看得入迷了，就觉得作家写得太真实了，其实作家写的都是虚构的人物和情节。所谓的真实，就是情感逻辑的真实，人物性格发展的真实，却并不等于生活真实。
文化、艺术展现的历史也是一种历史，只不过从文化角度、艺术角度来展现，让人看到历史的侧面，看到艺术化的历史，或许能透露出一定的真实信息。只是一部马王堆汉姆出土的帛书《老子》，就可以推翻很多流传版本的《老子》，体现当时的哲人思想，也体现一定的社会风貌。只是一张《清明上河图》就可以折射北宋时期的社会风貌，让人们看到正史缺乏的东西。正史毕竟是官修史书，有着诸多难言之隐。而从文化、艺术等角度出发，解读历史，或许能看清历史的真面目。于是，新历史主义阐释才有了可能。
历史充满断层，往往并不连贯，缺少细节。而缺少细节的叙事本身疑点重重，让人只能看个大概，却并不能显出庐山真面目。野史、小说充满了细节，不一定违背正史的记录，但很多细节都是虚构的，是符合人们想象逻辑的，而不是真实的记录。或许，真实的记录已经消失不见了，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更不是官修史书那样的记录。
语言本身会产生畸变，即便有史官认为忠实记录了，也不一定能准确无误传达，更何况史书流传几百年甚至上千年，语言环境早就变了，也就产生一定的误解误读，歪批乱批。历史成了某些人理解的历史，尤其是经过意识形态干预之后，历史已经变了样子。或许，历史从被记录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变了样子。从语言的畸变倒推，就像精神病学家分析精神病人一样，可以分析出一些内在的隐情。分析记载历史的语言畸变，可以看到历史隐藏的太多细节和难言之隐，看到更多新鲜的东西。当然，也可以产生更多个人化的解读。
历史本来就是个谜，谁来解谁就成了新历史学的阐释者。而保持多元解读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开放的态度，也是一种历史研究的趣味所在。倘若只是推崇一家之言，就未免过于偏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