稀见科举文献序跋：刷新对中国科举史的认识
稀见科举文献序跋：刷新对中国科举史的认识
【导读】科举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年，其文献资料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近年来，随着对稀见科举文献序跋研究的深入，人们对中国科举史的认知不断刷新。本文通过具体案例展示了序跋在科举制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揭示了其在文化生态意义上呈现科举史原貌的独特价值。
沪上学坛
序跋具有记事和议论两大功能，古籍文献的序跋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观念信息。国家社科基金优秀项目“稀见元明清科举文献序跋辑释”（21AZW013）指出，稀见科举文献序跋可以提供科举制度形态及其演变的信息，改变人们对科举史的一些成见，刷新人们对科举理论史的认知，帮助我们解决科举文献学上的问题。
原文 ：《稀见科举文献序跋：刷新对科举史的认识》
作者 | 复旦大学教授 陈维昭
图片 | 网络
在文化生态意义上呈现科举史原貌
科举制度在中国延续了1300年，于1905年被废除。在被废除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人们对这一制度几乎是抱着一种弃之如敝履的态度，以致科举文献大量散佚，人们对中国科举制度历史的认知也越来越模糊。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有学者撰写论著去记录这段历史。其中，章中如的《清代科举制度》（1943）、齐如山的《中国的科名》（1956）和商衍鎏的《清代科举考试述录》（1958）等是最具规模的学术专著，它们为时人重新认识科举制度提供了比较可靠的知识。但相对于科举制度本身的真实性、丰富性与复杂性，这些专著尚停留于常识介绍的阶段，而且这些学者关于科举史的知识主要集中于清代，甚至主要是清代后期。中国科举史从隋朝至清末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变化，这些书显然不能反映中国科举史的发展全貌。
到了20世纪后期，中国科举史研究渐渐受到重视。到了新世纪，更是出现了张希清等人主编的《中国科举制度通史》和刘海峰主编的《中国科举通史》。这两部通史都以其完整性和贯通性呈现了中国科举制度的总体面貌。随着研究的逐步推进，我们更想进一步地在文化生态的意义上去呈现科举史的真实且细致的历史原貌，而充分掌握科举文献，是这种历史呈现的前提。
20世纪后期，科举文献的搜集整理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出现了一系列重要成果。每一次科举文献面世，都对科举学的研究产生直接的推动作用，而稀见科举文献的序跋，更是可以提供一些难得一见的科举史信息，从而加深甚至改变我们对科举史的认识。序跋包括正文前面的序、引言、弁言、凡例和正文之后的跋语。下面我们略举数例，以见稀见科举文献的序跋对于刷新我们的科举史认知的重要作用。
序跋是考察科举制度的窗口
在近年日本静嘉堂文库的《类编历举三场文选》公开之前，学界对元代科举考场条例的具体情形了解得并不多，《续修四库全书》（2002）收入了金代王文郁的《新刊韵略》的元刻本，其卷首有许古所作序文，此序作于金哀宗正大六年（1229），序文后面还有一篇《圣朝颁降贡举三试程式》，由“御名、庙讳”“考试程式”“试期”“章表回避字样”四则组成。这篇《圣朝颁降贡举三试程式》是元朝延祐元年推行科举制度的程式，与金朝无涉。这是《新刊韵略》的元刻者加进去的。其“御名”部分提及的“今上皇帝”是元英宗硕德八剌，可知王文郁《新刊韵略》元刻本的刊刻时间是元英宗至治年间（1321—1322），此时离元代推行科举制度的延祐元年还不到十个年头。
日本内阁文库所藏《文场备用排字礼部韵注》一书即以王文郁的《新刊韵略》为祖本，但卷首并没有许古的序文，而是直接以《圣朝颁降贡举三试程式》为卷首。其《圣朝颁降贡举三试程式》在硕德八剌之后列“今上皇帝”，可知此书成于泰定帝年间（1324—1328）。而此书的刊刻时间则是元惠帝元统乙亥（1335），由吕氏会文堂刊刻。
比较一下《新刊韵略》和《文场备用排字礼部韵注》卷首的《圣朝颁降贡举三试程式》，仍可发现一些不同。《新刊韵略》有“章表回避字样”，列有160余字。《文场备用排字礼部韵注》无此条，但有“回避讳字例”，称“延祐元年，中书省咨陕西省咨禀科举事件送礼部约会翰林院官议得拟作，称贺表章元禁字样太繁，今拟除全用”，反映了科举改制后的新规。在“试期”部分，《新刊韵略》只列了乡试、会试、殿试的具体日期，而《文场备用排字礼部韵注》以下内容则是《新刊韵略》所没有的。《文场备用排字礼部韵注》于会试、殿试考试日期之后，分别还有中书礼部印卷、榜示、入院搜检、投卷等环节的具体日期。《文场备用排字礼部韵注》于“乡试”条下还有“家状式”和“考试式”，前者是应试士子填写家状的统一格式，后者是三场各体应试文字的统一格式。《文场备用排字礼部韵注》卷首的《圣朝颁降贡举三试程式》，使我们了解到元代科举条例的更多更具体的细则。
序跋不仅涉及文献的内容，而且往往透露出序跋作者所处时代的科举史信息。
在晚清戊戌变法运动中，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力倡改制变法，八股文成为众矢之的，“废八股之科，兴格致之学”成为变法运动中普遍的呼声。光绪二十四年（1898）五月，光绪帝下诏废八股之制，深柳堂主人于七月编成《四书论义》，行素生为此书作序时说：“有明制义之弊至今日而极矣，我皇上圣明洞烛，乾纲独断，毅然改弦，废时文而为策论，深识之士或虑其空言无补，策论时文同出一辙，是固然矣。然时文之法拘挛束缚，弊不胜言，而策论则可以直抒所见，纵笔所之，虽亦不免空言之弊，而其人志趣识见可以于此觇焉。即使言与行违，其所陈主说茍可节取，亦足收集思广益之功，何必以人而废言哉？”
但至八月，西太后政变，又恢复八股取士之制。就在此年秋天，文汇局主人编成《四书经义》一书，蔡启盛在为此书所作的序文中说：“以言取人，君子所戒。策、论、诗、赋、经义、八股，皆言也。然则唐何必废策、论？宋何必废诗、赋？明何必废经义？国家改制何必废八股、复经义哉？”显然与数月前的《四书论义》唱对台戏。而这两书的共同点是紧跟时势，这两篇序文成为我们考察晚清科举制度剧变的窗口。
序跋改变对科举史的一些成见
科举文献的序跋还可以改变我们对科举史的一些成见。
在科举考试的延伸类用书中，有一类是专门诠解四书五经的，这类书被称为讲章。一说起讲章，人们往往冠以“高头”二字，并且以鄙夷的态度进行贬斥。然而，什么是“高头讲章”？我们应该如何认识、评价“高头讲章”？实际上，讲章可分三类：内廷的侍讲讲义、一般性的讲义（如书院讲义）和直接服务于科举的讲章。这三者的分类依据主要不在于其是否“高头”，一些明确为科举而编的讲章并不采用分栏的版式，如明代王家栋的《新刊理学心传章句讲意大小题旨〈易经〉圣朝正达》一书，就不采用上下分栏版式，而是每卦由句讲、节讲和节意三部分组成。一些卦文在破题范例之后还标以“科场题”“小考题”，表现出明显的举业目的。
叶向高的《新锲尊朱〈诗经〉讲义举业便读》，采用典型的上下分栏的高头讲章版式，每页自上而下分四栏。编者在凡例中说明：上层录破，二层讲旨，三层摘旨，四层集注。全书编排以朱熹的《诗集传》为主体（即第四层），然后于第一层录入“名家入彀者”的破题，第二层辑入前辈茅坤等名家的解释，第三层属于主旨串讲，仍是录入名家相关论述，此层更多地关注作法。凡例中所介绍的这个四层结构正是科举文化中经学的常见结构。其经学观点因讲章作者的水平而各不相同，但讲章文体本身是科举制度下的经学文体，并没有高低优劣之分。
又如对于八股文的评价，梁启超说：“八股取士，为中国锢蔽文明之一大根源，行之千年，使学者坠聪塞明，不识古今，不知五洲，其弊皆由于此。”由于清嘉庆间《科场条例》有禁用后世人名和书名之条，给今人的印象是，明清时代的举子是不读秦汉以后书籍的，因而思想苍白，知识贫乏，行政能力低下。
事实上，真正能在科举中名列前茅的，大多是能够镕液经史，有很好的文史修养的。明代吴默在其所编《芳润左传》的序文中说：“自古纪传文章有裨举子业者，无轶于《左》《国》《史》《汉》矣。”《史记》《汉书》为孔、孟之后的书籍，但它们是最有益于“举子业”的。朝廷的科举思想是要厘正文体，力辟异端，《左传》等书是端正士子文风的修辞指南。吴默在序文中指出，士子能够从这些史书中传其藻绘，得一字一句，即可以使自己的文章“彝鼎尊琭，陈斗室中，古色苍苍，袭人甚也”，这实际上就是嘉靖以来“以古文为时文”学风的具体实施。再结合顾炎武所说的士子“非下帷十年，读书千卷，不能有此三场也”（《日知录》卷十六），我们对明清科举制度的认识就不会停留在个别现象上，而是可以把制度设计与具体实施两者区分开来，我们对戊戌维新派的盛世危言也就能够保持冷静客观的态度。
序跋有助于更接近科举史的真相
稀见科举文献序跋的发现可以刷新我们对一些科举文体学的认知。比如对于元代的策学理论发展史，我们都知道祝尧是元代著名的策体创作和策体理论的代表性人物，但他的《策学提纲》在国内已经失传，其策学理论的具体内容无从得知，这对于我们了解元代策学理论来说，无疑是一种欠缺。在越南则有此书的翻刻本，其卷首保留了原书的题跋和越南书坊主所撰的凡例。其原书题跋称祝尧“幼警敏能文，举延祐进士第，累官无锡同知。所著有《大易演义》及是书传于世”，这是对祝尧生平的简单记述。跋文又说，祝尧此书“为策学之宗，流衍四布，匪朝伊夕矣”，可见此书在元代流传之广。将越南书坊主所撰凡例与祝尧此书的内容相对照，我们对元代策学的具体形态就可以有更加直观的认知了。
稀见科举文献的序跋还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一些文献学上的问题。在一些稀见文献被发现之前，一些通行印本由于印制质量上的问题而字迹难辨，导致了一些错误判断的出现。比如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文场备用排字礼部韵注》，其《正误字样》末尾有书坊主跋语：“圣朝科试举子所将一《礼韵》耳。然惟张礼部敬夫定本最善，今复以诸韵参校，每一韵为增数字，凡增三千余字，释焉而详，择焉而精，敬用梓行，为文场寸晷之助云。”《续修四库全书》本此段文字中，“张”“夫”“诸”等字漫漶不清，结果有人把“张礼部敬夫定本”误读成“□礼部敬大定本”，并怀疑此书有“大定本”的存在（见宁忌浮《汉语韵书史·金元卷》第76页），但是，据日本内阁文库藏本《文场备用排字礼部韵注》和上海图书馆藏本《迻写元本韵略》，则可知此跋语中所说的定本是“张礼部敬夫定本”。
总之，透过稀见科举文献序跋，我们对中国科举史的认知会更加接近历史的真相。
本文原文来自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