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可平：韩非与《韩非子》|《韩非子》专题系列一·《政治通鉴》
俞可平：韩非与《韩非子》|《韩非子》专题系列一·《政治通鉴》
韩非子是中国古代法家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其著作《韩非子》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本文将为您详细介绍韩非的生平、思想及其著作《韩非子》的内容和影响。
韩非与《韩非子》
俞可平
北京大学讲席教授
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
《韩非子》是中国传统法家思想的代表性著作，其作者韩非（约公元前281年-公元前233年）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关于韩非的生平，主要来源于《史记》的记载。从《史记》的记载看，韩非是战国时韩国人，出身韩国贵族家庭，是王朝的宗室成员。韩非的生卒年月并不清楚，但经后人的考证，其死亡日期相对明确。秦王攻灭韩国的时间为韩王安五年，即公元前234年，这一年韩非被迫入秦，第二年即公元前233年他即在狱中被李斯毒杀。对其出生年月，则有多种说法，从最早的公元前298年，到较晚的公元前280年。钱穆认为韩非与李斯同是荀子门生，其年龄应不相上下。“其使秦在韩王安五年。翌年见杀，时斯在秦已十五年。若韩、李年略相当，则非寿在四十至五十之间”。照此推算，韩非的寿命还不到50岁。若按照公元前298年来计算，则韩非活了60多岁。任继愈即持此说，认为韩非大约活了60岁，“假定他的年龄和李斯不相上下，他大约活了六十岁左右”。
虽然韩非毕生从事刑名法术的研究，但早先却深受黄老之学的影响，并且与李斯一起曾是儒家重要代表人物荀子的学生。据司马迁记载，“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与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同学李斯是秦国的重臣，曾出任秦朝丞相，为秦国的崛起和秦始皇统一中国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李斯却自认为其才华和学识不及韩非，从而直接导致了韩非死于非命。《史记》记载，当秦王读到韩非的《孤愤》《五蠹》之书后，感叹道：“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于是便发兵攻打韩国索要韩非，韩王不得已只好遣韩非入秦为使。不幸的是，韩非入秦后旋即遭到其同学李斯的排挤和陷害。李斯伙同秦的另一位权臣姚贾，“毁之曰：‘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秦王以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韩非欲自陈，不得见。秦王后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李斯对秦王谗言道，韩非是韩国宗室之人，他的计谋献策必定是为韩国的利益着想的，这是人之常情。因此，对韩非不但不能信用，而且留着他还是个祸患。秦王听信了李斯之言，将韩非投入监狱。李斯乘机将毒药送进监狱，让韩非饮服。当秦王忽然反悔，欲释放并启用韩非时，一代思想领袖已命丧黄泉。
与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绝大多数政治思想家一样，韩非也希望成为一名帝王师，通过自己对君主的建言献策，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他首先试图说服韩国的君主，能够听从他的建议，从而振兴韩国。然而韩王并没有重视他的意见，也没有给韩非任何重要的职务，使其能够辅佐王朝的政务。晚年他的学说虽然打动了秦王，并被秦王收罗，但最终秦王也未听信他的建言，他反而遭人陷害死于非命。虽然韩非一生没有感受到君王的知遇之恩，却屡遭人主的轻视和同事的谗言，但这不仅没有磨损韩非努力探寻王国统治之道的毅力，反而促使他更加发愤于王道霸业的思考。司马迁评论说，“非见韩之削弱，数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于是韩非疾治国不务脩明其法制，执势以御其臣下，富国强兵而以求人任贤，反举浮淫之蠹而加之于功实之上。以为儒者用文乱法，而侠者以武犯禁。宽则宠名誉之人，急则用介胄之士。今者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观往者得失之变，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所有古典思想家中，韩非的著述不仅文字篇幅最为丰富，而且对劝说和辅佐君王之难的体会也最为深切。
《韩非子》其书
韩非的所有著述被汇编成《韩非子》一书。一般认为，《韩非子》成书于汉代，最初收录于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法家”著作目录名下，初以“《韩子》五十五篇”见称。《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均以“《韩子》二十卷”收录，其内文五十五篇的目录与今本相同。唐时因尊称韩愈为“韩子”，便将《韩子》书名改为《韩非子》。现在流传的《韩非子》版本，最早均源于南宋乾道元年的刻本。宋刻本原版已佚失，但有明清时期的复刻本和影钞本传世。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清光绪年间的王先慎在乾道本的基础上，参考其他版本，编纂成《韩非子集解》一书，成为近代以来流行最广泛的版本之一。民国时期的大型国学丛书《万有文库》和《诸子集成》均选用此版本，20世纪50年代香港的《国学丛刊》和台北的《世界文库·四部丛刊》亦选用此书。中华书局在改革开放后编印的《新编诸子集成》同样也选用此书。
在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著作中，《韩非子》一书相对说来传承比较完整，脉络非常清晰。在先秦诸子的文献中，《韩非子》一书无论是篇目的名称，还是篇目的数量，都是保存最为完整的典籍之一。从《汉书·艺文志》辑录《韩子》一书篇目始，《韩非子》的内容均为传世的五十五篇，洋洋十余万言。然而，由于司马迁在《史记》中列举的韩非著作仅为《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和《说难》等数篇，这些内容无可争议为韩非所作之外，其他的一些篇目也一直遭人怀疑为后人所编。例如，今人比较一致的意见是，“《初见秦》是上秦王书，但并不是韩非所作；第二篇《存韩》前面是韩非的上秦王书，后面则是李斯的驳议及李斯的上韩王书。其余《问田》中称韩非为‘韩子’，应是韩非后学所记；《饬令》属节录《商君书·靳令》而成，说明该篇的思想虽为韩非所认可，但文字也不是韩非的原创”。
对于《韩非子》一书各篇的真伪，容肇祖、陈千钧、陈启天、胡适、郭沫若、蔡尚思等近代学者有过多角度的辨析，提出了各种质疑。特别是容肇祖的《韩非的著作考》（此书收录于罗根泽编《古史辨》第四册），对《韩非子》进行了10个方面的系统辨伪：1）确为韩非所作；2）从学说上推证为韩非所作；3）黄老或道家言混入于韩非子书中；4）纵横或游说家言混入于韩非子书中；5）他家言法可确定为不是韩非所作；6）与韩非子有关系的记载因而混入韩非子书中；7）司马迁指为韩非所作而未可遽信；8）文著（韩）非名似尚有可疑；9）似是韩非所作而后段掺杂他人之文；10）是否韩非之文疑未能定而又无充分证据。综合容肇祖及其他学者的考证辨析，《韩非子》中大体有四类篇章受到较为集中的质疑。第一类是观点明显与韩非主张相反，甚至是韩非所批判否定的。这一类包括《初见秦》《存韩》《难言》《爱臣》等，它们疑为战国的纵横家和游说人士所作。第二类是后来的法家所作，被编入韩非的著作之中，包括《忠孝》《人主》《饬令》《心度》《制分》等。第三类是宣扬消极无为的黄老思想，与积极进取的韩非观点格格不入，包括《解老》《喻老》《主道》《扬权》等。最后一类是与历史事实明显不符合的，如《有度》篇中有“庄王之氓社稷也，而荆以亡”，“桓公之氓社稷也，而齐以亡”，“昭王之氓社稷也，而燕以亡”等，这里提及的楚、齐、燕诸国，都是在韩非去世后才灭亡的，明显与史实不符，应属伪作。
对于容肇祖等人考辨的上述疑似伪作，除了《初见秦》《存韩》《问田》和《饬令》极少数几篇共识较多外，其他的疑似伪作在学界远未达成一致意见。但撇开这些争议不论，可以肯定的是，《韩非子》五十五篇文献内容，绝大多数都为韩非本人所作。在先秦诸子的经典中，《韩非子》一书篇幅最长，远超过其他诸子的代表作品，称得上是真正的鸿篇巨制。《墨子》在先秦诸子的经典中也以篇幅浩繁见称，共计53篇7万多字，亦明显少于《韩非子》的10余万字。《论语》全书共计1600多字，《孙子兵法》6000字左右，《道德经》才5000字左右，其篇幅更是与《韩非子》不可比拟。《韩非子》不仅卷帙浩繁，而且体系庞大，内容极为丰富。既有韩非自己的思想观点，如《五蠹》《六反》《八说》《诡使》《八经》《二柄》《十过》《奸劫弑臣》《亡征》《三守》《备内》《南面》等，也有作者收录的历史典故，如《说林上》《说林下》《内储说上》《内储说下》《外储说左下》《外储说右下》等；既有对法家思想的阐述和辩护，如《显学》《定法》《用人》《功名》《难势》《安危》等，也有对道家、儒家和墨家思想的解说、批驳和非议，如《忠孝》《扬权》《解老》《喻老》《大体》《观行》《主道》等；既有阐述作者理论主张和政治观点的，也有抒发作者内心感慨和切身体会的，如《孤愤》《说难》《难言》《和氏》《问田》等。
《韩非子》不仅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的鸿篇巨制，也是中国语言文学史的不朽名著。《韩非子》书中所使用的典故、寓言和成语，在时隔2000多年后仍脍炙人口，为汉语成语典故最为丰富的先秦典籍。在今天使用频率最高的那些汉语成语典故中，有不少源自《韩非子》。例如，“自相矛盾”（《难一》）、“道不拾遗”（《外储说左上》）、“手足胼胝”（《外储说左上》、“良药苦口”（《外储说左上》）、“买椟还珠”（《外储说左上》）、“郑人买履”（《外储说左上》）、“食不重味”（《外储说左下》）、“视死如归”（《外储说左下》）、“中饱私囊”（《外储说右下》）、“轻举妄动“（《解老》）、“根深蒂固”（《解老》）、“故弄玄虚”（《解老》）、“优柔寡断”（《亡征》）、“佩韦佩弦”（《观行》）、“唇亡齿寒”（《十过》）、“靡靡之音”（《十过》）、“兵不厌诈”（《难一》）、“生杀予夺”（《三守》）、“循名责实”（《定法》）、“事以密成”（《说难》）、“孤掌难鸣”（《功名》）、“唯唯诺诺”（《八奸》）、“法不阿贵”（《有度》）、“负薪救火”（《有度》）、“汗马功劳”（《五蠹》）、“吹毛求疵”（《大体》）、“一鸣惊人”（《喻老》）、“病入骨髓”（《喻老》）、“千秋万岁”（《显学》）、“守株待兔”（《五蠹》）、“长袖善舞”（《五蠹》）、“见微知著”（《说林上》）、“老马识途”（《说林上》）、“论功行赏”（《八说》）、“滥竽充数”（《内储说上》）、“知子莫若父”（《十过》）、“远水不解近渴”（《说林上》）、“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喻老》）、“上不着天，下不着地”（《解老》）等。由于《韩非子》在中国政治法律思想史上的影响太大了，以至其文学影响被人们严重忽视了。
《韩非子》一书的主要内容，是韩非本人的政治思想。韩非所处的战国时期，是中华文明发展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时期。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处于急剧的变动之中，王朝的更替、国家的兴亡、政治的分合，构成了波澜壮阔的现实政治图景；统一的周王朝经过春秋时期的裂变，到了战国时期演变为群雄割据的政治格局。不仅如此，随着文明的进步和社会的转型，华夏民族的思想文化经过春秋时期的演进，在战国时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开创了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百家争鸣”的崭新局面。这是一个需要思想巨人，也必然会产生思想巨人的时代。在群星璀璨的诸子百家思想巨人队伍中，韩非无疑是其中独具特色的一位。他不仅传承了早期法家思想的精髓，而且广泛地受到了儒、道、墨诸家思想的熏陶，无论是就其政治思想的广度还是深度来说，韩非都达到了他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最高限度。
本文节选自《政治通鉴》第五卷。北大政治学（微信号：PKURCCP）为方便阅读，略去全部注释，并有删节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