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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研究法国革命历史的动因透析:庸人及其国家,历史参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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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研究法国革命历史的动因透析:庸人及其国家,历史参照物

引用
网易
1.
https://m.163.com/dy/article/J2JJ7A0905567HB0.html

导读:1848年欧洲革命时期,马克思为何对法国革命史表现出特别的兴趣?本文从马克思个人的情感偏好、法国革命的世界影响力和历史典型性等角度,深入分析了马克思研究法国革命历史的动因。

当1848年欧洲多国都深陷革命之时,马克思却对1848年至1851年间法国各场革命的原因、过程、经过和结果作了最为详细、系统的叙述与分析。

马克思缘何对法国革命史特别感兴趣,究其原因,既有马克思自身的感情偏好,亦离不开法国革命自身的世界影响力与历史典型性。

19世纪40年代的德国在经济上工业发展落后,政治上仍然饱受封建反动统治的折磨,德法之间有着巨大落差。但是,德国的理论变革又走在欧洲的前列,当时黑格尔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标志着德国理论方面的发展,已经远远超过欧洲革命的水平。

德国落后的政治与深刻的哲学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使得整个德国早现出理论和实践上脱节、错位的情形,“我们是当代的哲学同时代人,而不是当代的历史同时代人”。

一方面,在理论上,德国是其他民族理论上的良心。另一方面,在实践上,由于缺乏“彻底的革命”所需要的前提和基础,德国没能发生实际的政治解放运动。

这样的脱节和错位所带来的结果是,德国不仅不能像法国一样享受政治革命带来的胜利果实,而且由于理论与实践的错位,还不得不以抽象活动的方式来承担其他各国发展的痛苦,使德国深陷于旧制度的泥潭。

生长于此的马克思常常痛心于德国的腐朽与落后,由此,“德国的落后观念”以及“未来德国将往何处去”成为马克思自少年时代便一直思考的主题。

马克思认为想要使德国摆脱现在的落后局面,必须站在德国以外的立场并且探索源自过去的奥秘的历史领域,以此汲取历史的成功经验。

法国大革命的世界影响性,使其成为当之无愧的首选目标。从法、德两国历史与现实的对比中寻求德国现代化的进步,是马克思很长一段时间典型的思维方式。

与此同时,马克思注意到,法国的思想家们在促成1789年大革命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大革命前夕法国的思想家们看到了思想变革对于一场革命的重要性,他们为迎接革命到来所作的思想准备和理论斗争,是与青年马克思的精神追求和现实目标相一致的。

马克思也希望能够通过思想变革找到使德国摆脱封建专制统治的正确道路,这愈益激发了马克思对法国的崇拜之情。马克思立志于到巴黎这个“新世界的新首府”。

在他看来,巴黎将是“真正独立思考的人们”的一个适合的“新的集合地点”。这次是一场属于德国的革命,在历史作用上,这场革命将会超越并且完成法国的解放。

1843年5月,深受法国大革命政治实践和理想鼓舞的马克思,在给卢格的信中表明自己希望德国能够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政治理想。同年10月,离开普鲁士前往法国的马克思曾计划与卢格合作一起创办《德法年鉴》,为此他们二人进行了大量通信。

然而令他痛心的是,大多数同胞并不具有这种耻辱心。在德国空洞的爱国主义教育下,德国普通民众既没有民族自尊心,也没有耻辱感,整个国家仍在炫耀着爱国主义的胜利。

但对于法国人民来说,羞耻已经是一种革命。马克思以法国大革命及其后的社会状况为参照物,描绘出德国社会的现状,指出与致力于重新恢复人权的法国革命相比,德国追求的还是将人变为“政治动物”的庸人制度的完善。

马克思的过人之处在于,他正是在德国落后的各种缺陷中看到了能够进行一场比法国革命更加激进、更加彻底的革命条件,即虽然德国的历史仍在步法国的后尘,但德国的哲学却已经超越法国。

但马克思把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提高到了对“真正的人的问题”进行批判的水平,这场革命因此而与德国哲学处于同一水平。马克思提出,这场针对德国现状的斗争是具有历史启示意义的。

法国大革命开辟人类历史的新时代

马克思认为,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是沿着上升的路线行进的。它达到了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最高点。首先,法国大革命带来国家与宗教的分离,实现宗教信仰自由。

政治解放是对旧制度的一种改善,旧制度的特征之一是国家与宗教统一以及国王为上帝的代表,这种制度的根基是不存在作为至上存在的人,它所承认的只是臣民,在那里人把他的人性投射到虚幻的宗教领域。

对马克思来说,法国革命意味着现代国家的产生,法国革命的意义就在于它发明了现代社会的政治形式。马克思认为,法国革命史体现出新型国家的一系列政体:君主立宪制,雅各宾恐怖政体,议会共和制,波拿巴专政。

再者,法国大革命实现了法权对人权的替代。在马克思看来,18世纪法国革命的大扫帚,把所有这些过去时代的残余都扫除干净。

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国革命时期提出的人权观念具有历史进步性。除了肯定法国大革命在确立资产阶级政治统治和人权观念的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马克思还在《神圣家族》一文中,肯定了法国革命对于促进现代法律秩序的建立所具有的积极意义。

面对埃德加·鲍威尔将法国革命的精神视为矛盾的精神,马克思借引普鲁东的观点指出:“法国革命对全部封建制法的否定,导致了更广泛的现代法律秩序的建立。除了上述三个方面,马克思认为,法国大革命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法国的工业发展和土地结构的变革。

恩格斯同样对法国大革命的积极意义加以赞扬,认为这场革命影响了整个欧洲乃至整个世界,提出“法国大革命是民主制在欧洲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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