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帝国的梦魇：安禄山起兵反叛
大唐帝国的梦魇：安禄山起兵反叛
唐玄宗时期李林甫从开元二十二年当上宰相，到天宝十一载（752 ）死去，在宰相位置上干了19年。李林甫嫉贤妒能，设法除去所有可能威胁到自己地位的有才能的人。李林甫害怕汉人大将在战场上立功而入朝为相，影响自己的地位，极力促使唐玄宗重用胡人将领。在唐玄宗看来，胡人骁勇善战，没有心计，和朝士也没有太多深厚的联系，既能为自己保全边疆，又不至于对自己的皇位构成威胁，因此欣然接受了李林甫的建议。唐玄宗先后给安禄山、哥舒翰等胡人封王赐爵，并收安禄山为养子，给予安禄山各种无以伦比的恩宠，从而为安禄山的崛起乃至反叛埋下了伏笔。
李林甫死后，杨国忠依靠堂妹杨玉环的关系当上了宰相。杨国忠和李林甫一样，很善于迎合唐玄宗的心意，并且还有另外一个“特长”，即善于搜刮民财，从而更加受玄宗信任。天宝八载，杨国忠令地方郡县将征调的丁租和地税折变成布帛，运送长安，储于左藏国库。唐玄宗看到库里堆积如山的财货，愈加“视金帛如粪壤，赏赐贵宠之家，无有极限”。朝政日益黑暗，人民的负担也越来越重。玄宗后期的政治越来越腐败，唐朝的军事体制和边疆形势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开元末年，唐朝的府兵制已经完全破坏，开始实行募兵制。府兵除了士兵的身分外，还有农民身分。府兵轮流上番，平时务农，兵无常将，将无常兵。招募而来的士兵则不同，这些士兵由于常年驻守边疆，与边将的关系极其密切，已有成为边将私兵的趋势。另一方面，此时的唐朝却正在增加边将的权力。景云二年（711），唐朝开始在边地设节度使，以后逐渐推广。节度使在当时被称为“藩镇” 或“方镇”。至天宝元年，唐朝在边地共设置了九个节度使和一个经略使。节度使类似于今天的大军区司令员，后来则发展成为拥有军事、行政、财政大权的军政合一的独立政治实体，他们“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富” ，逐渐发展成强大的地方割据势力。以十镇兵力共计49万人，而当时全国的总兵力才约为57万人。
也就是说，当时中央和内地直接掌握的军队只有8万人左右，仅及边镇兵力的六分之一。至此，“猛将精兵，皆聚于西、北，中国无武备”。中央政府已经不能随时调集重兵。唐初府兵制下“内重外轻” 的军事格局至此已被“内轻外重”所替代，唐王朝失去了拥重兵居关中以驭天下的军事优势。安禄山是营州柳城“杂胡”，曾经是幽州节度使张守珪的捉生将，由于在对契丹、奚的战争中立有战功，屡获提拔。至天宝十载，安禄山已经兼领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共拥有士兵183500人左右，占全部边镇兵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除此之外，天宝九载，安禄山还兼任河北道采访处置使。采访处置使是开元二十一年朝廷设立的一个重要使职，权力很大，有权罢免属地州的刺史。除了改变旧有的制度需要事先向中央请示外，其余事项都可以自行处理，先处理后上奏。安禄山因此得到了整个河北地区的军政大权。
随着实力的上升，安禄山的野心也开始膨胀。经过几次入朝，安禄山看清了内地的虚实，更加坚定了谋反的野心。杨国忠为了邀功，不讲究策略地到处收集安禄山的罪状，不断向唐玄宗扬言安禄山要造反，促使安禄山加快了反叛的步伐。安禄山蓄养同罗、奚、契丹死士八千人，谓之“曳落河”，作为自己的亲兵。天宝十三载，安禄山奏请兼领闲厩、群牧使，又奏请对所属部将封官进爵，收买人心。天宝十四载二月，安禄山又奏请以蕃将32人代汉将。并任用不得志的汉族士人严庄、高尚等为谋主，积极策划反叛。
安禄山的同伙史思明，原名史窣干，也是杂胡出身，曾经多次到京师奏事，博得了玄宗的喜欢，赐名思明。范阳起兵前夕，史思明已官至平卢兵马使，此时也积极帮助安禄山谋反。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初九，安禄山以奉密诏讨杨国忠为名发所部兵及同罗、奚、契丹、室韦等部共15万人于蓟城南郊誓师，挥师南下。此时，天下太平日久，百姓100多年没有见过战争，地方武备防卫松懈不修，忽然听到范阳起兵，远近震动，群情鼎沸。叛军一路经过的州县，望风瓦解，守令或开门迎降，或弃城逃跑，或者被叛军捉住杀害，没有敢抗拒的人。
本文原文来自网易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