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外交的信息传递：从外交日记到电报通讯
晚清外交的信息传递：从外交日记到电报通讯
晚清时期，随着电报技术的引入和普及，外交信息传递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从传统的外交日记到现代的电报通讯，这一转变不仅改变了外交官的工作方式，也对晚清外交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通过分析郭嵩焘、曾纪泽等晚清外交官的活动，探讨了这一转变的具体过程及其历史意义。
读过郭嵩焘传者，难免移情，甚至发出“如果郭嵩焘的主张成主流，近代化转型将更顺利”之类的声音。如此兴叹者，实已堕入肤浅的二分法——将人物硬性划归保守”与“开放”的阵营中，善言“开放”者被贴上“时代先驱”“救世者”“明智”之类标签。但事实上，与林则徐、魏源、薛福成、曾纪泽、徐继畲等人一样，郭嵩焘既“开放”也“保守”，他们发出的“开放”之论，往往包含了具体的、情境性的含义，乃至个人误解。
比如郭嵩焘，雅爱明末清初思想家王船山，承其文野论，痛于清政府存在种种问题，误将西洋文明视为三代之风，这其实是一种基于保守思想而产生的误会，并未超越泛伦理主义的窠臼，难怪时人称郭嵩焘人格甚高，但识人不明。至于曾纪泽，作为外交官，在欧洲口碑甚佳，卸任时，竟撰《中国先睡后醒论》，成为笑谈，被划入“似开放实保守”序列，但事实上，曾纪泽谙熟洋务，他并未将《中国先睡后醒论》收入文集，甚至没在中文世界中发表，其主旨在吓阻，他清醒地意识到，当时欧洲人充满歧视和野心，不得不用“盘外招”对冲，这就落入“谈原则都是开放派，谈现实都是保守派”的窘境，理想与现实、战略与战术无法统一，实弱势者的无奈。
重勘晚清外交人物，多在此两难中挣扎，完全无法用保守、开放来简单概括。只有了解这些细节的折冲，才能对近代化的历程有更深入的思考。事实是，即令郭嵩焘独揽大权，大清依然会亡——几代人困于形格势禁，只能想象西方，而无深入了解的可能，粗线条的认知加上匆忙的实践，必致高风险，屡断屡错，终于颠覆。本书作者视角独特，呈现了专业学者的史观与史识，对于动辄感慨系之的粉丝而言，有开眼界、增思考之功。
文 / 皇甫峥峥
直至1880年，使者和外交官均采用旅行叙述为主要方式来报告活动与见闻。正如在本书第四章所见，其中最受关注与诟病的是郭嵩焘的《使西纪程》。该日记对西方毫无保留的认可激怒了与郭嵩焘同时代的许多人，所以该书几乎一出版就被取缔了。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官方禁令被置若罔闻，政府也无法阻止该日记被广泛传阅和公开讨论。短短数年之后，这本书的风评随着时移而势迁。清朝外交官纷纷为郭嵩焘的正直忠义辩护，并将他的日记作为写作的标准参考。曾纪泽肯定了郭嵩焘对香港的描述“无一字不符者”。1889年，薛福成甚至向光绪皇帝呈递了一部该日记的钞本。薛福成在日记中回忆，他自己也曾站在郭嵩焘的批判方，并认为郭的话语有不当之处。但当他亲自前往欧洲时，却与曾纪泽一样，认同郭嵩焘写作的准确性。
然而，人们对郭嵩焘日记的接受程度仅限于他对欧洲制度的事实性描述，而并非他的写作风格或笼统的结论。似乎在一种共同的默契下，下一个十年的外交官都避免提及有关西方道德、礼仪和政治制度的话题，同时他们也不将西方崛起与中国长期的动荡相提并论。1870—1880年代的清朝驻欧公使，如李凤苞、许景澄、洪钧以及刘瑞芬，均未将外交日记作为传递信息的主要手段。曾纪泽仅向总理衙门上交了他出使海外的头七个月的日记，即从1878年9月26日到1879年4月17日。上呈的版本是基于他的私人日记修订的。
与他的父亲一样，曾纪泽毕生都有写日记的习惯，但他对上呈的日记进行了精心编辑，删减无关紧要的琐事，并添加了与外交有关的注释说明。当《申报》的创办者美查（Ernest Major）在朋友的书桌上发现了这本上呈的日记，未经曾纪泽授权就将其公开发行，称其“于外国之政教风俗尤为留意”时，曾纪泽立即要求总理衙门彻查刊印的内容，并在必要时予以禁刊。除了由其使馆随员所编写的关于他与俄国谈判的报告之外，曾纪泽再也没有提交过任何他的私人日记。在自我审查和信息安全的双重压力下，外交官们避免采用旅行叙事的方式来记录他们的见闻和活动。总理衙门也悄悄放宽了有关呈递外交日记的规定。
出使日记的衰落与另一种远程通讯技术的采用是相辅相成的。从1878年起，清朝在欧美和日本的驻外使馆定期使用电报交流通信。津沪之间电报线路的修建（1881年）及其向北京的延伸（1884年）使得总理衙门能够与地方政府、海外使馆共同协调对外政策。总理衙门凭借对北京电报终端的掌控，成了“接收、处理和传播战略知识的中心”。到1884年，电报线将总理衙门与南北洋大臣（分别由李鸿章和曾纪泽的叔父曾国荃担任），以及沿海省份的巡抚都紧密连接起来。清朝驻日本、英国、法国、德国、俄国和美国的公使馆、领事馆也成为这一网络中的重要节点。在1884—1885年的中法战争期间，总理衙门接收和传送了超过2000封电报。
在1879年崇厚与俄国协商收复伊犁的谈判失败后，李鸿章意识到北京与海外官员之间的电报通信对于国家防卫十分必要，由此产生了电报通信的提议。作为崇厚的继任者，曾纪泽在其任职之初就优先使用电报，并在启程赴英之前，与李鸿章交换了电密码本。为了降低通讯成本，他还设计了一个将长句转换为数个单字的分类表格。
通过采用电报通讯，外交官能够及时传递军事情报和政治要闻，从国内当局获取对外交谈判的反馈意见，并及时就外交政策提供咨询。1879—1885年间，曾纪泽的电报为总理衙门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外交活动消息以及他与各国外交部往来的细节。1881年，曾纪泽通常能在电报发出后的两周内得到总理衙门的答复，若是紧要事件，则最快能在五天内收到答复。以当时的标准衡量，这已是一个令人艳羡的速度。1882年5月5日，作为对法国进犯河内的回应，他向总理衙门建议，将天津的电报线延伸至北京或邻近的通州，以获得更快速与更便宜的情报。他收到的最初回应是犹豫不决的，但通州至天津的线路于1883年建成，京津线路也于1884年建成。在曾纪泽的请求下，他的密电码本于1882年为两广总督所共享，这使他得以和南部沿海以及与越南接壤的省份建立直接的联系。
为了加快与各国外交部的重要外交联络，曾纪泽养成了习惯，在起草正式外交信函之后，将摘要电告总理衙门，并在获得总理衙门回复后立即将正式函件发送各国外交部。在此期间，他继续遵循向总理衙门和国内其他机构通信的传统惯例。尽管早已通过电报进行过交流，这些信函（通常在两个月内送达）极少是为了获得上级的指示，而是旨在为他的建议提供详尽的情报与周密的解释。换言之，曾纪泽利用电报使得通信时差最小化，使得总理衙门与他所驻国的外交部之间的理解差异最小化,更进一步让总理衙门的外交政策与使馆协调一致。传统的邮寄信函，则在阐明他的立场和巩固他与国内当局的关系上起着更重要作用。
随着电报的广泛应用，使馆成为集新闻、报告、提议、奏折的发起者与储存者为一体的综合机构，这也使其需要更多的文书管理人员。总理衙门将驻伦敦使馆视作向其他海外使馆传达和散播指令的终端。曾纪泽很快发现，手工抄录成本太高且效率太低，无法满足使馆的需要。1879年，曾纪泽购买了一套复写机（Eugenio Zuccatos Papyrograph），这是一种新发明的誊写油印机，它号称能以“微乎其微”的成本简便地实现快速复印。这套复写机包括一台印刷机、若干经过预处理的复写纸和一瓶用于制作文字模板的墨水。
制作一张模板的费用（成本主要是预处理过的复写纸和墨水）为“便笺尺寸4美分，信件尺寸8美分，大页纸尺寸12美分，邮政用对开本尺寸16美分”。复写纸和墨水用完后，使馆开始发明自己的胶板复写之配方。使馆翻译官张德彝将使馆自制方法记录如下：本公署由倭特鲁行买用。问其法，秘而不宣。后经曾袭候与王、谢二君思之数日，竟得其妙。法虽不同，尤觉简便。其造胶板法有二：一用牛蹄熬胶一斤、蜜糖半斤合成；一用杏仁粉四分、白糖二分、牛皮胶少许合成。其造墨法亦有二：一用洋红少许，醋强熔化，酒醋调和；一用洋蓝少许，强水熔化，酒醋调和。
以这种早期的“专利侵权”的方式，使馆利用日常生活中的原料制造了复印机的原材料，并将其称为“糖印”。这一插曲反映出清朝驻外使馆的经营预算十分微薄，但同样可以说明他们每天所需复写材料的数量之大。
在接下来的数十年中，这种自制方法一直被清朝使馆用来制作内部流通的文件。这一廉价高效的文件复印方式提高了使馆收集、翻译和传播信息的能力。译员从抄写文件中解放出来的时间可以用于更有效率的活动，如翻译新闻文章和收集外交情报。包罗万象而条理清晰的档案材料使后任外交官能准确全面地了解前任的工作（详见第六章）。曾纪泽使用此法，在国内出版发行薛福成的改革提议《筹洋刍议》之前，就将其复印出来，供内部流通参考。薛福成担任公使之时，也用这种方法复印了他撰写的六册大部头日记，并发送至国内各衙门。直至1914年，中华民国驻比利时公使王广圻仍在使用曾纪泽的“糖印法”复印文件。尽管规模不大，清朝驻外使馆由专属的外交人员、学生译员和信息线人组成，在建立帝国的世界知识档案方面，发挥着与英国驻华使馆相似的作用。
电报技术在近代外交史上发挥了重大作用。当时就有人指出，电报不但加强了中央集权，还将原本举足轻重的外交官和西方帝国派向世界各地熟悉本地状况的代理人的角色弱化至“更像一名通讯者，一名阐述其上层观点的传达者，一名中间人，或是一个工具”。近年来，历史学家尼克莱斯（David Paull Nickles）对这种技术决定论的观点进行了更复杂化的分析。他认为，电报增加了外交自主性，但快捷的通信有时也会阻碍国际冲突的理性解决，因为来自四面八方的大量外交信息极容易给予国内舆论以压倒性的冲击，使其无法有效地做出政治决策。
同样地，电报对清朝外交的影响也是复杂而矛盾的：它既增加了中央政府获取信息的能力，同时也削弱了中央在决策上的集权性。外交官员在其他通讯方式均缓慢、低效且不稳定的情况下，率先采用电报作为例行通讯方式，开了清政府正式使用电报的先河。因此，其最初的影响是让使馆在整个信息秩序中的地位骤然提升。由于朝廷和总理衙门都依靠使馆进行谈判并提供值得信赖的情报，外交官可以在一定程度内运用他们的自主权，以电报来传播有利于他们海外的事业的信息。由电报传递的信息，无论在频率还是数量上都远远超过外交日记所能承载的容量。外交官们不再对自己的见闻与活动进行事后的静态描述，而是越来越将自己视为政策制定的积极参与者，他们以电报为主的交流通信篇幅渐渐变长且更加频繁，更富有战略意义。
（本文摘自皇甫峥峥所著《远西旅人：晚清外交与信息秩序》，上海人民出版社授权发布）
翻译 | 人文社科 | 历史
《远西旅人：晚清外交与信息秩序》
皇甫峥峥 著
汪林峰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4年6月
皇甫峥峥(Jenny Huangfu Day)，美国华盛顿大学东亚研究系学士，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历史学博士，现任纽约州斯基德莫尔学院(Skidmore College)历史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近代中外关系史、外交史、国际法学史。
本书深入探讨了晚清时期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与外交信息体系的构建过程。作者通过考察六位出使欧美的使臣的书写模式，揭示了从1860年代初到1895年间清朝如何逐步重建与西方列强交涉所需的外交信息体系。本书突破了传统学科界限，结合外交史、文学史、思想史与信息史，详细解读了晚清外交官如何书写“西方”，并分析了这一过程中信息秩序的演变。
书中不仅结合了传媒学理论，剖析了使臣们如何运用不同体裁和传递方式构建西方叙事，还探讨了信息在阅读集团中的演变和重新利用。同时，本书将宏观叙事与微观历史相结合，展示了晚清士人信息采集的多元性、内外张力，以及使臣自身文化、思想、社会关系对其信息整理方式的影响。
全书分为八章，从清朝政府对国外信息采集的局限开始，逐步展现了出使大臣的身份转变、驻外使臣的制度化、文书流通的电信化以及江南私人出版业对清政府信息掌控的颠覆性。最终，在甲午战争前夕，晚清士人对于西方形成了与官方意识形态相交错的共识与话语，这一观念变革与使臣们构建的信息秩序紧密相连。本书为理解晚清时期的中西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深刻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