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挺与项英频频交恶,新四军军长、副军长无法相处,触怒毛主席
叶挺与项英频频交恶,新四军军长、副军长无法相处,触怒毛主席
在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军长叶挺与副军长项英之间的关系一直备受关注。两人在战略思想、性格经历以及日常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差异,导致了他们之间的摩擦和冲突。本文将详细探讨这段历史,揭示两位军事领袖之间的复杂关系。
叶挺,生于1896年9月10日,卒于1946年4月8日,广东归善(今惠阳区)客家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始人之一,中共两次武装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后任新四军军长;
项英,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东南局分局书记、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新四军副军长。
两人同为新四军的军政首脑,过去一个是江南红军游击队的负责人,一个是中共两次武装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彼时一个是新四军的军长,一个是副军长。
以常理而论,在行政上叶挺应领导项英。可新四军是中共的武装序列,以项英中共东南分局书记与中央军委分会主席的身份,以“党指挥枪”的原则,又理应领导暂时身在党组织外的叶挺。
一山难容二虎,一层微妙的关系,加上二人性格经历的差异,叶挺性格刚毅,眼里容不得沙子、项英刚愎自用,独断专行,两位领导人共事其间磕碰摩擦不断,直至叶挺两次出走,四次递交辞呈,项英也向党中央三次提出罢官走人。
二人的矛盾,一开始是体现在战略思想上。
叶挺认为中共东进北上的战略思想是正确而先进的。
挺进敌后可以脱离国民党军与阎锡山部队所在的正面战场,避其锋芒、独立自主发展游击战争,同时招兵买马迅速壮大我方力量,锐评其为极具战略胆识与可行性的优秀决策,应当尽快执行。
对于此番思考,项英无法认同,他认为新四军应当坚持固守皖南山区,不应主动深入敌后,否则缺乏山地依托的我军必难以在日寇的重重包围切割中维持最起码的生存。
另一方面,东进北上的战略布局确实会导致新四军打破国民党的限制,却同时也更加深了蒋介石对中共武装力量的猜忌。
这样的思想蒙蔽了项英的政治直觉,直接导致他对蒋介石种种破坏抗日力量、节制新四军武装战斗力的行为与阴谋毫无察觉,即便察觉以后依然一再让步。
许多坚守革命一线的同志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自筹武器经费迅速发展抗日力量的做法,在这种思想的驱动下也被项英说成是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人、枪、款的军阀主义”。
但即便如此,叶挺也无力节制项英的错误思想。由于组织形式上的问题,叶挺并非党员,更不是党委领导成员,党的重要文件未经许可不得查看,党内重要报告与集会无权参与,重要军事会议不能参加。
另一方面项英是新四军的党政书记,根据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原则,在新四军的一切军事行动与行政决策上,项英这个副军长与袁国平、周子昆,都有绝对高于军长叶挺的决策权。
在这样的关系下,项英极少向干部战士宣传叶挺的先进思想与决策,更是极少向基层官兵传达党中央、毛泽东对叶挺的信任,将党内对叶挺同志的信任完全不放在眼里。
还有一方面,行军打仗,朝夕相处,也会放大日常生活中的许多问题。而这二人在生活习惯上竟然也是矛盾重重。
叶挺出过国留过洋,在国民革命军中威名远扬,担任新四军军长之后,自然注重仪表与军容军纪,即便不穿军装的时候也是西装革履,仪表堂堂,手拿文明棍头戴礼帽,高头大马玉树临风。
叶挺
而项英在大山里打了很多年游击,长期物资供应不足的艰苦革命条件使他对叶挺的穿着打扮颇有微词。
以艰苦奋斗者形象自居的项英,常常挂在嘴边一句话就是,“现在比油山那时候强多了。”
此外叶挺还爱好摄影,私下里还喜欢在不涉及军政机密的情况下,主动邀请国内外各界人士畅谈天下大事,这在“土豹子”项英的眼里更是没有一点干革命的样子。
曾经1928年,一向眼里容不得沙子的叶挺在第二次抵达莫斯科接受错误批斗时大为恼火,在没有经过任何手续程序的情况下退党,离开了革命队伍,自此一走,便游离在党外足足十年。
根据党的革命斗争哲学与机关条例,退党、出逃是绝对不允许且不可饶恕的大事。出任新四军军长时,这一重大问题几乎淹没了他过去一切的光荣与贡献,党内党外许多人看到他都不由自主戴上一副有色眼镜。
项英也曾一而再再而三地质问叶挺:“你对党对革命忠诚吗?”“他能接受党的领导吗?”
而事实上,毛泽东领导的党中央一开始对叶挺确实并不信任,可是经过面谈与长时间的观察,在毛泽东眼里,叶挺是才华绝世的军事家,是具有丰富作战经验的优秀将领,对叶挺早已完全信任。
项英明知这一切,却一直把叶挺当作统战对象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