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和疾病如何为罗马帝国衰亡助一臂之力
气候变化和疾病如何为罗马帝国衰亡助一臂之力
罗马帝国的兴衰是人类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历史事件之一。它不仅是一个政治实体的消长，更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缩影。本文从气候变化和疾病两个角度，深入探讨了自然环境因素如何影响了这个伟大帝国的命运。
在公元2世纪中期，罗马帝国控制着地球上具有地理多样性的一个巨大部分——从北部的不列颠到撒哈拉沙漠的边缘，从大西洋到美索不达米亚。总体繁荣的人口达到了7500万的峰值。最后，帝国所有的自由民都开始享受罗马市民的权利。毫不奇怪地，18世纪的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基本将这个时代视为人类历史上“最幸福”的时代。然而，我们现在更有可能看到罗马文明的进步在不知不觉中为自己的灭亡埋下了种子。
五个世纪之后，罗马帝国成为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的一个拜占庭残余国家。它的近东行省被伊斯兰教入侵，西部土地被多个日耳曼人的王国覆盖。贸易退缩、城市缩减、技术进步停止。尽管文化在这些世纪中仍有活力且还有精神财富，但这一时期的特点是人口下降、政治分裂、物质复杂性水平更低。当斯坦福大学的历史学家伊恩·莫里斯创造了一个普遍的社会发展指数时，罗马帝国的陨落成为人类文明史上最大的挫折。
对于体量如此巨大的现象的解释层出不穷：1984年，德国古典学者亚历山大·德曼特对200多种假说进行了分类。绝大多数学者关注帝制的内部政治动态、或罗马帝国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背景，其中它的邻国逐渐赶上它的复杂军事和政治技术。但是，新的证据已经开始揭开自然环境变化在其中所起的关键作用。社会发展的悖论，再加上大自然固有的不可预测性，共同导致了罗马帝国的灭亡。
气候变化并非由于工业化的尾气排放而启动，而是人类存在的一个永久特征。轨道力学（地球轨道的倾斜、旋转和偏心率的微小变化）和太阳周期改变地球从太阳接收的能量的数量和分布。且火山喷发向大气中喷射反射性硫酸盐，它们有时会产生长期的影响。现代人类起源的气候变化是如此危险，是因为它发生得很快，并与地球生物圈中许多其他不可逆转的变化相辅相成。而气候变化本身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理解现代气候变化的自然背景的需求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优势。地球学家在在地球上搜寻古气候指标，即过去环境的自然档案。将气候变化置于罗马帝国历史前景的努力既得到大量新数据的推动，又出于对自然环境重要性的高度敏感。结果发现：气候在罗马文明的兴衰中发挥主要作用。罗马帝国的缔造者得益于无懈可击的完美时机：温暖、湿润、稳定的气候有利于农业社会的经济生产力。经济增长的好处支持罗马帝国控制其辽阔疆域的政治和社会交易。有利的气候以微妙和深远的方式烙进了罗马帝国的最内部的结构。
这一幸运的气候变化格局终结并未立即、或在任何简单的决定论意义上宣告了罗马帝国的末日，而是当它受到外部更危险的敌人——日耳曼、波斯的威胁时，不利的气候削弱了它的力量。气候不稳定在6世纪查士丁尼统治时期达到巅峰。树木年代学家和冰芯专家的工作指出：公元530年代和540年代火山活动剧烈爆发，这一现象在过去几千年中从未有过。这一系列猛烈的火山喷发引发了现在被称为的“古典末期小冰河期”。当时更冷的气温持续了至少150年。这一气候恶化时期对罗马帝国的解体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另一个密切相关的更大灾难是：黑死病大流行的第一次爆发。
破坏生物环境对罗马帝国命运的影响更大。尽管帝国的发展迅速，但人均寿命仅为25岁左右，传染病是主要死因。但困扰罗马人的一系列疾病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这一点上，新的敏感性和技术也在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理解进化史动态的方式——无论是对我们自己，还是对我们的微生物盟友和敌人。
高度城市化、高度相互联系的罗马帝国是微生物的温床。志贺氏菌病和副伤寒等不起眼的消化道疾病通过食物和水的污染传播，并在人口稠密的城市中盛行。在沼泽被抽干、公路被铺设的地方，疟疾最严重的形式——恶性疟原虫——一种致命的蚊子传播的原生动物——的潜力被释放了。罗马帝国还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通过陆地和海洋把社会连接起来，这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即病菌也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移动。在罗马帝国发展所催生的相互联系的城市网络中，肺结核和麻风病等慢性病达到鼎盛时期。
然而，罗马生物史上的决定性因素是能够引起大瘟疫事件的新病菌的到来。罗马帝国被三次这种洲际瘟疫事件所动摇。安东尼大瘟疫爆发恰逢最佳气候情况的结束，且它可能是天花病毒在全球的首次流行。罗马帝国在天花瘟疫后恢复了元气，但它再也没能重新获得之前的主导地位。接着，在3世纪中期，一种名为塞浦路斯瘟疫的神秘疾病使罗马帝国陷入混乱。尽管它最终复原了，但是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有了新的皇帝、新的货币、新的社会，并很快又有了新的宗教——基督教。最引人注目的是在6世纪，查士丁尼治下复兴的帝国面临着腺鼠疫的大流行，那是中世纪黑死病的前奏。其代价难以估量——也许一半人口丧生。
查士丁尼瘟疫是研究人类与自然系统之间异常复杂关系的一个案例。罪魁祸首——鼠疫杆菌并不是人类特别古老的宿敌。它在4000年前进化而来。几乎可以肯定当它在中亚引起第一次瘟疫大流行时，它还是一个进化的新生儿。鼠疫在土拨鼠或沙鼠等群居穴居啮齿动物群体中永久存在。然而，历史上的鼠疫大流行都是巨大的意外，涉及至少五种不同物种的溢出事件：细菌、宿主啮齿动物、扩增宿主（在人类附近生活的黑鼠）、传播细菌的跳蚤和人类。
遗传学证据表明：造成查士丁尼瘟疫的鼠疫杆菌起源于中国西部附近的一个地方。它最初在地中海南岸出现，并极有可能与丝绸和香料一起，通过向罗马消费者运送丝绸和香料的南部海上贸易网络进入罗马帝国。那是早期全球化的一个意外。鼠疫杆菌一旦感染靠帝国巨大的粮食储备为生的老鼠，其造成的死亡就势不可挡。
鼠疫大流行是生态复杂性的惊人事件。这需要纯粹的偶然性联合，特别是如果中亚宿主啮齿动物以外的疫情最初爆发是由之前几年的大规模火山爆发所引发的。它还涉及人造人类环境的意外后果——例如将鼠疫杆菌在罗马帝国的海岸穿梭运输的全球贸易网络，或帝国内部老鼠数量的激增。鼠疫疫情使我们难以区分结构和概率、模式与偶然性。这就是罗马帝国的教训之一。人类塑造大自然，最重要的是塑造了进化结果的生态条件。但是大自然对我们的意图是目盲的，且其他生物和生态系统并不遵守我们的规则。气候变化和疾病进化已经成为人类历史的未知因素。
我们现在的世界与古老的罗马帝国完全不同。我们有公共卫生、病菌理论和抗生素药物。如果我们足以睿智地意识到严重的威胁正向我们逼近，我们不会像罗马人那样茫然无助，且我们会用手头的工具化解它们。但是，大自然在罗马灭亡中的中心地位让我们有理由重新考虑物理和生物环境对人类社会命运的影响。也许我们可以把罗马人看作是当今世界的创造者，而不是一个古老的文明，与我们的现代社会之间隔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他们建立了一种文明，其中的全球网络、新兴传染病和生态不稳定性是决定人类社会命运的决定性力量。罗马人同样认为他们面对自然环境的变幻无常和狂暴的力量时占据上风。历史警告我们：他们大错特错。
（注：图片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