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包：华人传统习俗的演变与传承

红包：华人传统习俗的演变与传承

红包是一种将钱装入红色封套的礼金形式。派红包是华人的传统习俗，在节日如农历新年、特殊日子如添丁、庆生、婚礼等喜庆场合，以及乔迁、创业等人生重要时刻，人们通过派红包传递祝福和美好期许。

在新加坡，华人对红包有多种称呼。最常见的有福建话的“angbao”（有时也写成“angpow”）、广东话的“利是”，以及压岁钱。

牛车水售卖新春装饰和红包封的摊位，1983年。（新加坡新闻及艺术部藏品，新加坡国家档案馆提供）

以鞭炮和红包为造型的花车在“妆艺大游行”中登场，1986年。（新加坡新闻及艺术部藏品，新加坡国家档案馆提供）

“祟”的传说

红包的起源可追溯至中国汉朝（公元前202–220）。当时，铜钱有镇恶避邪的作用，人们将铜钱用红绳串起，或用红纸包裹，因为红色在中国文化中象征吉祥与好运。关于这一习俗的起源，最广为人知的传说是“祟”的故事，这也是“压岁钱”的由来。

相传“祟”是一种妖怪，每年除夕夜都会潜入村庄，摸熟睡孩子的头三下。被“祟”触碰的孩子会发烧，因此父母都会彻夜不眠守护孩子，免受“祟”的侵扰。

有一户姓管的人家，老来得子，十分担心“祟”会伤害他们的儿子。夫妻俩用红纸装了八枚铜钱给孩子当玩具。孩子拿着铜钱入睡，铜钱落在枕边。当“祟”到来并伸手摸向孩子时，枕边的铜钱突然发出耀眼的光芒，吓得“祟”落荒而逃。

这件事很快传遍村庄，人们纷纷效仿，用红纸包裹铜钱放在孩子枕头下。从此，“祟”不曾再出现。这些用红纸包裹的铜钱被称为“压祟钱”。

后来，“祟”被同音字“岁”取代，“压岁钱”也逐渐演变为父母在农历新年赠送给孩子的美好祝福。

习俗与禁忌

在农历新年、婚礼和生日等重要场合，派发和接收红包是意义深远的华人传统习俗。为了确保这一传统以吉利的方式传承下去，华人通常会遵循特定的习俗和禁忌。

与红包金额相关的习俗与禁忌

• 红包金额通常为双数，因为华人相信“好事成双”。
• 红包金额应避开“四”，因为“四”与“死”谐音，被认为不吉利。
• “八”与“发”谐音，象征财富和繁荣，被视为吉利数字，因此带“八”的金额广受欢迎。
• “九”虽是奇数，但寓意长长久久、福寿绵长，因此红包也常见带“九”的金额。

与派发和接收红包相关的习俗与禁忌

• 个人可以开始在农历新年派红包的起始点，没有明确的规定。普遍上从领到第一份薪水或婚后的第二年开始，个人就被赋予了派红包的权力。新婚夫妻在婚后第一个农历新年可以不用派红包。
• 一般上，只有已婚人士会在农历新年派红包给孩子和长辈。不过，一些收入稳定的成年人也会给父母和祖父母压岁钱，以表达孝心。
• 在公司，有些老板会派红包给员工，以示友好和激励。
• 包红包时，最好使用全新的钞票，显得整洁而有诚意。
• 派发和接收红包时，双方通常会互道祝福。
• 收到红包后，切忌当面打开，因为这被视为不礼貌的行为。
• 接收红包时，应双手接过，以示尊重。有些家庭要求孩子或孙子跪下接过红包，以表达敬意。

其他与红包相关的习俗与禁忌

• 长辈常会问适婚年龄的成年人：“我什么时候可以不用再给你红包？”或“我什么时候可以收你的红包？”实则是在间接询问对方何时结婚。
• 有些人认为压岁钱应该保留起来，不该太快花掉，以保存他人对自己的祝福。
• 红包也被认为具有驱散厄运的作用。例如，广东人会在住院期间派红包给探病的亲友。
• 在新加坡，有将彩票（万字票）装入红包封的习惯。如果接收红包的人中奖，应象征性地回赠部分奖金，以分享吉利与好运。

红包封的演变

如今人们熟知的红包封形式，其起源可追溯至唐朝（618–807）。当时，显贵阶层将礼金装入手工编织的小袋子，而普通百姓则以折红纸的方式效仿。这种用红纸包裹钱币的做法逐渐演变为红包的标准形式。这些红包大多没有图案，但有些人会在正面以书法写上祝语。

手写祝语的红包封，用于一户土生华人家庭的“送日”仪式——男女双方在婚礼前选定吉日互赠礼品的传统习俗，1930年。（Roberta Pang为纪念父母冯俊仁和周德娘而捐赠，新加坡土生文化馆馆藏，新加坡国家文物局提供）

缀有金粉的红包封，20世纪初，1930年代。（新加坡国家博物馆馆藏，新加坡国家文物局提供）

进入20世纪，随着出版业的突破进展，新加坡首次出现了大规模生产的红包封。这些早期的红包封设计简洁，通常印有花卉图案，并以黄色油墨印上缀有金粉的吉祥字句。

1930年代，红包封的设计迈入新阶段，变得更加精美。企业也开始印制专属红包封派送给客户，作为一种营销手段。这个时期的红包封通常以中国传统图案为主，例如年柑、牡丹，并印上“福”字等寓意祝福和好运的文字。

喜庆图案的红包封，20世纪初。（王积文提供）

在1970年代至1980年代，印制和派送红包封成为许多大企业（尤其是银行和百货公司）的农历新年惯例。随着印刷技术进步，烫金、熏香等创意元素的融入，使红包封的设计更加精致且华丽。由于礼金从钱币转变为纸钞，红包封的尺寸也相应增大。

在1980年代，本地银行也在哈芝节和开斋节前后开始派发“青包”，因为青色是伊斯兰教的传统颜色。这些“青包”印有花卉、民族图案和《可兰经》经文。印度教徒在屠妖节期间也使用类似的封套赠送礼金，封套上通常印有印度教神像、孔雀、大象和油灯图案。

进入21世纪，本地红包市场蓬勃发展，单单银行每年印制与派送的红包封就达数千万个。红包封不仅成为企业在农历新年期间的重要生意来源，也成为收藏家的竞相获取的藏品。

与传统红纸封套相比，现代红包封在材质、颜色和主题上不断推陈出新。随着科技发展，21世纪的红包也与时俱进，人们可通过数码支付平台或二维码发送数码红包。然而，与数码红包相比，大多数本地华人仍喜欢传统红包。

从简单的折红纸到如今丰富的样式，红包随着消费者喜好、社会趋势和科技发展而不断演变。但无论红包的形状或形式如何转变，派发和接收红包的意义始终如一，象征着祝福、感恩和善意，继续成为华人社群不可或缺的传统习俗。

编按 :本文由晚晴园策展助理研究员何诗敏撰写，内容取自晚晴园——孙中山南洋纪念馆策划的2020年春到河畔展览《红彤彤的祝福：华人的红包文化》。

本文原文为 Red packets (Hongbao)，此为编辑和翻译后的版本。点击此处查看原文。

延伸资料
陈绛雪，<收的是礼藏的是乐>。《南洋商报》，2016年2月16日。
Tan, Judy. “More than just a little red packet”。The Straits Times, 18 January 1987。
Yap, Evelyn. “Hongbaomean big bucks”。The Straits Times, 29 January 1989。
“A stamp of gold”。The Straits Times, 29 January 1989。
“Bank adaptshongbaofor Hari Raya”。The Straits Times, 19 June 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