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亮剑”韩略村！一代战将王近山当机立断，全歼日军120人观战团
“亮剑”韩略村！一代战将王近山当机立断，全歼日军120人观战团
王近山将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著名将领，以敢打硬仗恶仗而著称。他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指挥的多个战例，展现了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指挥艺术。本文将通过三个经典战例，展现王近山将军的军事风采。
王近山，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人。1930年参加工农红军，1932年入党。他在近20年的民族解放斗争中，浴血沙场，身经百战，从一名红军战士，成长为师长、纵队司令员、兵团副司令员；建国后，又历任兵团副司令员、山东军区司令员、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公安部副部长、南京军区副参谋长、军区顾问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在由数百名将军组成的我军将星方阵中，王近山向以敢打硬仗恶仗而著称。这里记录的是他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指挥进行的三个战例，他的作战指挥风格由此可见一斑。
当机立断，伏击“观战团”
1943年夏秋，侵华日军对我太岳区发动了规模最大、最为残暴的“铁滚扫荡”，亦称“铁滚式三层阵地新战法”。日军调集了16个大队，连同伪军共2万余人，梯次配备，分三线从东起白晋线、西至霍山的一线上向南推进。日军南北滚碾推进，东西严密封锁，妄想彻底消灭我有生力量，摧毁和掠夺我物质资源，以达到它建立所谓“山岳剿共实验区”的目的。
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亲自策划部署了这次扫荡，并向其东京参谋本部夸下海口：“通过这次‘铁滚扫荡’，迫使共军在黄河岸边背水作战，不降即亡”。为了推广这次扫荡的经验，以供各地效法，日军华北方面军特从各地抽调100多名军官，组成“战地观战团”，在一名少将旅团长率领下，赴太岳区前线“观战”。
恰在这时，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将进攻矛头直指我党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为粉碎敌人的企图，中央调太岳军区第二分区司令员王近山率第16团赶赴延安，以保卫中央。王近山接到任务后，认真分析了敌我态势，并设想了冲出日军包围圈的行动方案。太岳纵队司令员陈赓在既是送别又是动员的会议上指示：“战斗时要力求速战、速决、速离”。
王近山率领第16团并掩护一批负责干部从山西长子县东南峪地区出发，向西南方向开进。10月18日冲出日军重重封锁，逼近日军前敌指挥所所在地临汾，在临汾东南的岗头村宿营。19日黄昏，尾追的敌人赶来。王近山率部又掉头回转，迎敌北上，神出鬼没地绕到了敌人背后，于22日进至韩略村。
此时，王近山得知，日军每天上午都有若干车辆，满载物资，在少数部队的掩护下，由临汾出发，经过这里东去，支援对我根据地进行扫荡的日伪军，下午又满载从根据地抢掠的财物，经此返回临汾。在分析了敌情之后，王近山想，此时敌主力正在我腹地扫荡，已无机动兵力可资调动，正是打击敌人的良机。
韩略村在临汾东北、洪洞东南，距临汾约50华里，是临（汾）屯（留）公路上日军的一个据点。敌碉堡在村东南，有40余名日伪军驻守，公路通过韩略村内。该村西南地形险要，公路两侧多为两丈多高的陡壁，便于设伏。因此，王近山决定抓住有利战机，在这里伏击敌人，速战速决速撤。
这一战斗决策突出地表现了王近山胆大心细、敢作敢为的战斗作风。说敢作敢为，是因为他在没有上级命令、没有友邻部队支援的情况下，竟大胆地在敌人的心脏地区进行这场战斗；说心细，是因为刘伯承司令员曾作过这样的比方：你只要在敌人胳膊肘的麻筋上弹他一下，敌人的胳膊自然会马上收回去。如今王近山在这里开刀，就会牵制和调动敌人的兵力，配合根据地的反扫荡作战。而往往这种地区，正是敌人防御松懈的盲点和要害关节的“麻筋”。
在考虑了敌我力量对比后，王近山只抽调4个连遂行战斗任务，其余部队掩护随军干部和其他人员转移到安全地带。王近山亲率团、营、连干部化装到韩略村西南详细侦察地形。他布置1个连在村头堵住敌人的“头”，使敌不能前进，并由这个连派出1个排，由民兵配合，监视和阻截韩略村据点的敌人；两个连分别埋伏在公路两侧的坡坎后面，打敌人的“腰”；另一个连负责堵住敌人的“屁股”，待其进入伏击圈后，立即扎紧口袋。
10月24日凌晨4时，参加战斗的4个连队全部进入伏击阵地。9时许，临汾方向公路上尘土飞扬，俄见10辆卡车和3辆小汽车载着日军飞驰而来。日军自认为在这一带可以横冲直闯，因而毫无警惕。突然间，手榴弹、枪榴弹、炸药包铺天盖地倾泻而下，日军车队顿时炸营。然而，前路堵死，后退不能，日军只好钻到车下抵抗。王近山抓住战机，衣服一脱，高喊：“跟我来，冲呀！”只见指战员猛虎般冲下坡坎，扑向敌人，与敌肉搏。
激战中，一位班长举枪击毙了一个正在指挥的日本军官，缴获了他的“天皇赐予”的战刀。整个伏击战前后约3个小时，除钻进山洞的3名日军外，120多名日军全部被歼，缴获92式重机枪1挺，歪把子轻机枪2挺，掷弹筒3具，步枪80多支，击毁汽车13辆。我军仅伤亡50余人。
战后，从缴获的日军文件中查明，这次伏击战歼灭的日军，正是日军的“战地观战团”。其成员来自“支那派遣军步兵学校”第5、6两中队及其他军官，包括少将旅团长1名、大佐联队长6名，其余均为中队长以上军官。被我打死并获其战刀的少将旅团长，正是“观战团”领队。
战斗结束后的当天下午，日军纠集3000余人，在10多架飞机掩护下，前来增援。冈村宁次叫嚷着：“再牺牲两个联队，也要吃掉这股共军”。可是，王近山和他率领的第16团早已无影无踪了。冈村宁次怒气冲天，无处发泄，便将驻临汾的一位中将师团长撤职，并将韩略村据点日军中队长枪毙，该据点的其余日伪军每人都被打了耳光，个个被打得鼻青脸肿。
韩略村战斗打乱了日军“铁滚扫荡”计划，对配合根据地军民粉碎日军的大扫荡起了重要作用。
毛泽东在延安接见王近山时，表扬了韩略村一战的战斗作风，说这是一场硬仗，打得很好，很灵活。
王近山在战后对周围的部属说：
“我们的任务本来是行军，可是碰到了歼灭敌人的机会，在不违背上级意图，不影响完成上级赋予的任务，情况又有利的前提下，我们就应该机断行事，积极歼敌。战争，永远是手快打手慢，有备打无备。革命军人任何时候都要记住，敌人就在我们面前，党和人民就在我们身后。”
勇挑重担，浴血大杨湖
1946年8月至9月的定陶战役中，刘伯承、邓小平召集各纵队领导开会，研究重点歼灭国民党军嫡系整编第3师问题。当时几个纵队刚打完出击陇海路战役，急需休整，而敌整3师又很凶顽，要吃掉它，困难很多，任务艰巨。邓小平政委为了激励大家，在讲话中提问：我们是坚决消灭敌人，还是背起背包回太行山？
王近山忽地一下站起来，急切而激动地说：
“一号（指刘伯承司令员）、二号（指邓小平政委），我王近山今天立下军令状，不消灭赵锡田（第3师中将师长），我就不回来见你们！我们6纵要求承担最艰巨的任务！坚决打！打得剩下一个旅，我当旅长；剩下一个团，我当团长；剩下一个连，我当连长。全纵队打光，我们对得起党，对得起哺育我们的太行山父老乡亲！”
刘、邓首长当即表扬了王近山勇挑重担的高度责任感，并把攻打整3师主力第59团的任务交给了6纵。
回到部队后，王近山下到距敌人仅300米的旅指挥所，进行战前动员。他说：
“大杨湖是整3师的要害，必须从这里开刀，才能迅速打乱整3师的阵势，从速将其歼灭！这一仗事关全局。我纵必须集中绝对优势兵力，破釜沉舟，不惜任何代价，坚决歼灭大杨湖的敌人！这是关键的一仗！打赢了，叫敌人滚出解放区，要是我们打败了，就得打起背包再上太行山。我们要用‘烧床铺草’（意思是义无反顾，准备为革命牺牲）的精神和敌人拼！我就不相信敌人有三头六臂，我们的子弹、手榴弹、刺刀也不是吃素的！”
9月5日夜，6纵对大杨湖发起总攻。部队奋勇突入村内，国民党军拼命抵抗，并在村外的敌坦克接应下，疯狂突围。6纵及时以一部兵力击退敌援兵，阻过了敌突围企图。打到6日拂晓，全纵队已有6个团攻进了大杨湖村，将59团团部和残军压缩在村内一片院落间。王近山要求各部队寸土不让，与敌人展开逐屋逐墙的争夺战。战斗呈白热化，我军伤亡也很大，弹药快打光了。
正在这时，我电台截收到敌59团代团长吴耀东用明语气急败坏地向上级呼叫救命：“我们已经顶不住了！最多还能坚持一刻钟！再不来援兵，我就自杀了！”刘伯承司令员立即将此情况打电话告诉王近山，并鼓励说：这说明敌人指挥官已失去坚持战斗的决心，他们崩溃的时刻到了，这也是我们最后胜利的时刻！我们困难，敌人更困难；敌人顽固，我们要更顽强！同志们要咬紧牙关，用上最后一把力，一定能彻底消灭敌人！
王近山在电话里向刘司令员作了战斗到底的保证。随后，他将纵队唯一的兵力不多的预备队和机关干部、勤杂人员组织起来，全部投入了拼死决战，终于将整3师最强的主力59团彻底歼灭，敌团长吴耀东也被活捉。
59团的被歼灭，加之我军其他纵队予敌以有力打击，使整3师阵势大乱。敌师长赵锡田率残部逃跑。我各纵部队乘胜围追堵截，终于全歼整3师，活捉了赵锡田。
整3师被歼后，毛主席亲自拟稿，致电刘、邓，祝贺胜利。蒋介石在懊恼之余，将郑州绥署主任刘峙、参谋长赵子立撤职。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蒋军必败》的社论，其中指出：定陶战役的胜利，是继中原我军突围与苏中大捷后又一次大胜利。这三个胜利，对整个解放区南方战线，起了扭转局面的重要作用。
定陶战役大杨湖战斗之后，王近山舍生忘死、敢打恶仗、敢啃“硬骨头”的顽强战斗作风，越来越为同志们所钦佩。在作战中，他身先士卒、指挥靠前、不惧险境恶境、压倒一切敌人，好像发疯的猛虎一般。因此，同志们给他取了个绰号，叫“王疯子”，以此形容他在战斗中的勇猛无畏，这实际上是对他英雄气概的褒奖和敬佩。
战无定法，攻克襄阳城
1948年7月，王近山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6纵队、桐柏军区第28旅、桐柏3分区部队和陕南军区第12旅，进行襄樊战役。此战，他打破了历代兵家打襄阳先夺南山、后攻城的惯例，大胆采用“撇山攻城、猛虎掏心”的战法。
他在召集各旅领导研究作战方案时说：
“敌人南山碉堡这样多，我们一个一个去敲打，要打多长时间才能打下来？我们不能中康泽（国民党军第15绥靖区司令官）的诡计，把我军的有生力量消耗在攻打南山上，等到攻城时反而没有力量了。再说，旷日持久地屯兵在敌坚城之下，一旦敌援兵来临，我们的全部计划也就告吹了。我的意见，要大胆改变自古兵家攻打襄阳必先夺南山的老一套办法，采取撒山攻城、猛虎掏心的战法，出奇制胜，直捣康泽的老巢！”
他指示以地方兵团继续佯攻南山，迷惑与牵制敌人；以一部兵力首先开辟城西走廊，尔后集中主力从西门实施主要突击；另以一部兵力插入东关，配合城西主攻，钳击敌人。
7月9日、10日，6纵17旅49团3营、2营先后攻占了城西敌两个防御支撑点琵琶山和真武山，歼灭守敌两个加强连。其后，我军相继攻占了西关铁佛寺、同济医院。至此，控制了城西外围阵地，开通了城西走廊，建立了城西攻城出发阵地。10日夜，6纵18旅袭占了东关护城堤，建立了东关攻城出发阵地。14日，城南诸山的守军在空军的掩护下撤入襄阳城内加强守备。这样，我军不战而取得城南诸山，完成了对襄阳城的包围，部队随即转入总攻准备。
7月15日黄昏，在我猛烈炮火掩护下，17旅49团1营首先登城，突破西门，连续打退敌人数次反扑。其他攻城部队也相继突入城内。王近山又适时将第二梯队各团投入纵深战斗。经过激烈的巷战，于16日下午全歼襄阳守敌，活捉敌第15绥区司令、特务头子康泽和副司令郭勋祺。
襄樊战役歼敌2万多人，是当时闻名全国的五路大捷之一。朱德总司令在评价襄樊战役时，说它是“小型模范战役”。刘伯承在《襄樊战役总结》中说：这一战役的胜利，在攻城阶段，王近山的指挥和6纵队起了主导作用。中共中央在襄樊战役胜利的贺电中指出：“这一汉水中游的胜利，紧接着开封、睢杞两大胜利之后，对中原战局的开展帮助甚大。尤其是活捉康泽，更给全国青年受三青团特务迫害者以极大的兴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