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迷恋诗词，到处炫耀，恩师：做大事者不会把精力浪费在诗词上

曾国藩迷恋诗词，到处炫耀，恩师：做大事者不会把精力浪费在诗词上

曾国藩，这位晚清重臣、湘军统帅，以其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务实的处事风格闻名于世。然而，在他年轻时，却是一个迷恋诗词、抽水烟、好美色的文人。是什么让他完成了从放纵到务实的转变？本文将为您讲述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1840年是中国近代史苦难的开始，这一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而对于曾国藩个人来说，这一年却是福年，27岁的曾国藩考中进士。被授予庶吉士。
所谓的庶吉士是进士在被授予实际官职前的闲职，职责是跟着编编国史写写文章，实际上大部分时间还是无事可做，又有一项不菲的收入。这时候的曾国藩是最潇洒自在的了。
当时文人都会时常搞个聚会，作诗喝花酒。虽然这时候的曾国藩已经娶了欧阳夫人，且长子已经出生。但也不妨碍大才子曾国藩寻花问柳。虽然爱记日记爱总结的曾国藩一次次在日记本上记上“真禽兽也”的字句。但第二天依然还是做那“禽兽”的行为。
不但如此，曾国藩在朋友圈中以善写艳诗出名。所谓的艳诗就是在与女子风花雪月时描写的诗句。而且曾国藩自己也颇为自豪，经常拿出新作在朋友面前朗读，并伴有动作。这些事渐渐被他的老师知道了

这个人叫唐鉴，湖南长沙人。比曾国藩大三十三岁，是曾国藩的前辈也是同乡。当时唐鉴有许多人跟随他学习，曾国藩也是其中之一。
虽然中了进士之后的曾国藩添了很多恶习。但也使他开阔了眼界，在曾国藩一生中，唐鉴对曾国藩的影响非常大。尤其是对曾国藩治学方法以及“读史”习惯得肯定。唐鉴对曾国藩说:
为学只有三门:义理、考核、文章。……文章之学，非精于义理者不能至。经济之学，即在义理之内。
曾国藩对经济之学有兴趣，就追问经济之学怎么才能实际发力学习？唐鉴的回答很确切:
“经济之学不外看史，古人已然之迹，法戒昭然，历代典章，不外乎此”
其实所谓的经济之学，就是经世济民之学，从明末王夫之的船山学派发展成湘学，这是湖南人在近代出人才的一大原因，湘学注重实用和经世济民。发扬光大正是从曾国藩开始。
曾国藩表现出了对事功的兴趣，唐鉴也发现了曾国藩的潜力。但对曾国藩近来的表现，很有意见

唐鉴派人从风月场所找来正在侃侃奇谈的曾国藩，曾国藩一见是老师找，赶快放下酒杯一溜烟的跑到老师家里。
唐鉴对曾国藩没有发火而是告诉曾国藩:
“若要成大事必定要读史，而诗、文、词、曲皆可不必用功，诚能用力于义理之学，彼小技亦非所难”
言外之意是，你曾国藩不是有大抱负吗？要成大事还得读圣贤书、读史。喝酒玩女人作诗填词可没有前途。
曾国藩听后立刻涨红了脸。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
那么唐鉴的话对曾国藩有没有用呢？当然有用，唐鉴随即给曾国藩推荐了另一个老师，倭仁。
这个倭仁是个实干家，别人把朱熹的理学当嘴上功夫，而倭仁真的付诸实践。每天从早到晚，一行一动，一思一念都要认真反省并记在本子上。曾国藩决定学习倭仁。而他坚持一生的写日记总结的习惯，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不但如此，曾国藩在受唐鉴和倭仁影响下，已经从一个只知道死读书和写诗作词的文人成为侧重经世致用之学的实干家。

曾国藩在1842年写给弟弟的信中说:
“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则读书何用？虽使能文能诗，博雅自诩，亦只算识字之牧猪奴，岂能谓明理有用之人乎？”
用大白话说，读书不能用到生活中的人就算能写诗写文，也不过是一头笨猪。
这形容真是够狠的，总之，受了唐鉴和倭仁的影响，曾国藩脱离了不切实际的书生气，专找能长本事的学问来学。
总结:曾国藩建立湘军是有一本教科书的，这本书就是明朝大将戚继光写的《纪效新书》。这本书其实曾国藩早已经在要建立湘军之前就读了许多遍。这就是曾国藩为做事积累的经世致用的知识。
曾国藩的诗并不出名，但不能说明曾国藩没有作诗的才气，只能说他不在意这些细枝末节的技能。
曾国藩的成功自有他成功的道理，学习实用知识，放弃无用知识占了很大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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