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评｜规则，以及规则之外：从《雄狮少年2》到其它
长评｜规则，以及规则之外：从《雄狮少年2》到其它
《雄狮少年2》延续了前作的舞狮主题，但将故事背景从广东乡下搬到了上海，主角阿娟也从一个留守少年变成了农民工。影片通过对比舞狮和格斗两种截然不同的运动形式，展现了梦想与现实、奇迹与规则之间的张力。同时，影片还通过与其他华语电影的互文关系，探讨了男性气概、父权制等社会议题。
舞狮和格斗的区别是什么？孙海鹏用两部系列动画电影，两部看似换汤不换药、实则主题有着显著区别的首作和续集，回答了这个问题。
在《雄狮少年》（2021）中，对于广东乡下的留守少年阿娟来说，同名但不同命的女孩随手相赠的那颗狮头，就像飘落的木棉花或者树林深处的大佛一样，是对另一个世界、另一种命运的向往和祈愿。在这里，作为一种表演艺术的舞狮，无疑代表着身处底层之人对“变身”的强烈渴望：戴上狮头，就可以“病猫变雄狮”，就可以不再是昔日软弱无能的自己，而能在飘逸威风的舞姿中成为神兽的化身，哪怕只是转瞬即逝的片刻。
但到了《雄狮少年2》（2024）里，当如今已是上海万千农民工一员的阿娟，迫于生计而参加格斗比赛时，不再有任何幻想的面具可供他躲藏，而且不仅如此，他必须比平常更加赤裸，将脆弱的肉体暴露在对手的拳脚和观众的目光中。与舞狮不同的是，格斗并不与现实成对立之势，相反，不妨说它正是现实的最残酷、最鲜血淋漓的一面的缩影。在舞狮表演的高桩上，阿娟得以从生活的压抑中短暂地出逃，而在格斗的擂台上，他却要加倍地承受击打，以另一种更直接、更具象化的方式迎接生活的重拳。
舞狮=梦想=奇迹
回看《雄狮少年》的前半部分，香港喜剧片式的浮夸是显而易见的：阿娟阿猫阿狗主角三人一个弱，一个丑，一个胖，曾经技艺高超的舞狮师傅现在成了怕老婆的咸鱼铺老板，还有肌肉男村霸和奸诈眼镜弟之类的配角——所有这些所谓的“小人物”，与其说再现了现实世界里的弱者和边缘人形象，不如说是从周星驰电影中走出来的脸谱化的谐星。“去广州参加舞狮大赛”这桩全然不切实际的梦想，正是在荒诞喜剧的语境下才能成立为一个激励事件，驱动起类同于《少林足球》（2001）或《新喜剧之王》（2019）的小人物追梦神话。
从这个角度，倒可以将影片的后半部分视为对前半部分的一次反写：父亲遭遇工地事故后，阿娟不得不进城务工以负担家中的开支，原本天真的喜剧进程被突降的困境所中断，而这一困境之沉重和普遍，不再是人们凭着一股无厘头的乐观劲就能对抗的。用不着村霸来踩坏狮头，“山路望不到头”的阶级现实就足以将阿娟彻底压垮，以至于忙里偷闲的练习都已是不能承受的奢侈，只能趁着高楼间一抹朝阳的时间向梦想作别。
当然，影片没有《百万美元宝贝》（Million Dollar Baby, 2004）那般残忍，没有结束于阿娟丢下狮头、走入晨起劳碌的众生的那一刻，而是为观众们准备了一个重燃斗志、扬眉吐气的第三幕，甚至让阿娟向那号称不可越过的擎天柱发起挑战：“你相信奇迹吗？”在为这种非凡的孤勇而动容之余，我们不能忽视的是，阿娟的真实身体仍旧跌入了水中，跌入了现实的无底深渊之中，而被送上高处的，唯有那被寄托了奇迹的夙愿的狮头而已。那么到头来，这一切都只是身处命运洪流之中的渺小之人，所做出的螳臂当车一般的倔强之姿吗？创作者深知，舞狮的“变身”无论让人感觉多么振奋和鼓舞，终归也只是象征而非现实，它所能留下的最好的结果，不过是定格为工人宿舍墙壁上的几张旧照片。
格斗=现实=规则
如果说《雄狮少年》的现实主义在于对神话的拆穿，在于书写一个奇迹的同时又揭示出奇迹的虚妄，那么作为其接续者，《雄狮少年2》的现实基调却是贯彻性的，从一开始就放弃了浪漫幻想的可能。不同于讲求写意的观赏性的舞狮或武术，格斗是一项实打实的竞技，一切均从击倒对手的实用主义出发，其所仰仗的优胜劣汰、以力服人的丛林法则，恐怕正与相互戕害的底层现实如出一辙。
因此，虽然影片和前作一样遵循“训练－比赛”的体育片类型公式，但人物动机却已大为改变：阿娟一行人抱着蹭吃蹭住的心态答应参赛，王朝雨和张瓦特急需奖金来拯救拳馆，传统武术圈想要在新时代重振荣光，金鑫俱乐部则暗箱操纵比赛以便垄断牟利——对上述所有人来说，格斗都不是作为（幻灭的或实现的）理想，而是作为利益角逐的现实擂台而存在。之于阿娟，舞狮源自“我也想像他们一样”的小人物大梦想，而格斗则是为了生存必须抓住的“最公平的机会”，一如现实之中各种选拔竞争的制度（教育、职场、市场……），尽管残酷，却也是阶层流动的唯一渠道。
从幻想出人头地的中二少年，到背负重担但信念未泯的青年民工，再到如今这个筋骨皮锤炼得愈发结实、心愿却收窄至仅限于生存的格斗选手，阿娟的每一次变化都令观众几乎要认不出他的样子。恍惚间，我们已随着他来到了一个没有梦也没有奇迹、只有输赢与存亡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唯一能做的是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尽最大努力取胜；哪怕是在和前作类似的先抑后扬的第三幕中，角色们“争一口气”的目的也不再是僭越规则，而是要争得规则的公平。
那么，如果实力差距客观存在，如何才能取胜呢？一点点策略，外加超乎寻常的忍耐力。片中着重展现的三场格斗比赛，固然因动作设计和场面调度的高超而十分精彩，但绝不同于前作中舞狮表演那种抒情化的表现性，而是充满了拳拳到肉的疼痛感，引人揪心；但挨打归挨打，痛苦归痛苦，只要不被对方击倒，就有反败为胜的可能——尽管从事实上看，这可能性的存在与否仍属偶然，但在《雄狮少年2》中，偶然并不表现为被祈愿的奇迹，而是以坚持到底的苦熬为筹码换来的机遇，正如在影片高潮处，胜利花苞的开绽所伴随着的竟是近似骨头碎裂的声音。
类似的差异可见于两部电影对关键意象“雄狮”的处理。在前作中，雄狮现身于阿娟跳向擎天柱的一刹那；作为高桩舞狮核心动作的跳跃，在这里既对应鲤鱼跃龙门的奇迹，同时也是一种浪漫化的、自我献祭式的纵身。相反在本片中，雄狮被刻画为潜伏在野草之后伺机而动的捕猎者；而草根翻盘的全部要义便在于，斩不断、烧不尽，能藏能忍，牢牢扎根，如此一来，即便没有制定规则的权力和打破规则的奇迹，只靠一双手臂的肉与骨，滴水穿石的受击与回击，也能最终击碎腐败的石膏。
男性气概≠新规则
“雄狮”这一意象的性别化特征也提醒了我们，整个系列从根本上是围绕男性与男性气概而展开的。《雄狮少年》中所选择的小人物形象，几乎仅限于缺乏男性气概和社会地位的底层男性（屌丝青年和落魄中年男人），与阿娟同名的女角色则被塑造为一个更高阶层的欲望客体，由是，所谓的“病猫变雄狮”除了咸鱼翻身、底层逆袭的含义外，也意指着男性气概的赎回和重建，这两个过程一体两面地构成了角色追梦的动力。
《雄狮少年2》的题材从舞狮转向格斗，只会令这一点表现得更为强烈，因为在众多高危运动之中，综合格斗未必是最危险的（较之于赛车或各类极限运动），但绝对是最暴力的，它直接以身体的对抗和搏杀为核心，是展现男性气概的绝佳舞台。不出所料地，影片开始和结束于两次大男子主义的挑衅与决斗，主角的成败、公义的实现都一目了然地取决于男性气概的比拼。
这样的理念，与当下热映的另一部华语电影《好东西》（2024）中的女性主义精神相比，显然处于水火不容的两极。两部影片之间的比较绝不是毫无缘由的：可以说，从2021年12月，邵艺辉的前作《爱情神话》（2021）与《雄狮少年》的首集接连成为口碑票房上的黑马，到整整三年后的2024年末，它们的续作/平行篇巧合般地再度同期推出，邵艺辉与孙海鹏这两位新锐创作者及其作品，已经构成了20年代华语电影史上的一对现象级的互文。从各自的类型与性别气质的亲缘性出发，《好东西》以游刃有余的喜剧姿态呈现了一种崭新的、包容互助的女性关系和社群，而《雄狮少年2》则借格斗题材重回男性气概的斗兽场，上演一场压抑与热血，受侮与复仇的正邪循环。
考虑到影片中有关传统武术的情节线，《雄狮少年2》延续的也许是华语电影里的一条功夫片脉络，《黄飞鸿》（1991）和《叶问》（2008）的类型谱系，用拳头打出公义，用武力赢回尊严。然而，这种叙事逻辑也默许了弱肉强食、强权即公理的规则，而这种规则正是阶级命运表象之下的父权制的核心意识形态，它规定了“病猫”与“雄狮”之间的区隔，规定了弱者只有蜕变为强者才能在这个社会生存。与之相反的是，《好东西》尝试质疑并解构这种规则：在塑造了王铁梅这样一个榜样式的单亲妈妈的同时，影片也反思了女强人形象的内在规训，并将希望寄托于一个“新的游戏规则”取代旧有父权制铁律的未来，在这样的未来中，登台演出与台下鼓掌将被赋予以平等的价值，才华与勇气得到嘉奖，但脆弱和无能也同样能得到宽容。
受制于规则，还是超越规则？
站在女性主义的角度看，两部电影在意识形态“进步性”上的差距当然是悬殊的。但另一方面，《雄狮少年2》无法跳脱父权制规则，可能不只是影片层面的缺陷，而是折射出了现实本身就已然受困的桎梏。除了性别气质及其意识形态之外，《好东西》和《雄狮少年2》的语境之间还相隔着另一重难以弥合的巨大裂隙，即中产知识分子与底层体力劳动者之间的视差，就像两部影片都将故事背景设定为上海（又一个巧合），但却围绕两个群体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城市风貌，一者由邻近的Livehouse、酒吧、艺术展和老洋房组成，另一者则分散于狭窄的亭子间、夜市摊位、建筑工地与等待拆迁的地块之间。
归根结底，就当前的社会形势而言，从父权制中抽身离开也是一种有门槛的自由，一种只属于少数人的“好东西”：“小叶们”、“茉莉们”可以搞砸、可以放弃，是因为总会有朋友和亲人支持她们、替她们兜底，而“阿娟们”一旦在男性气概的厮杀中失败，就没有别的退路。那么，在摩天轮上，那被野草挡住而无法看清也不敢想象的未来，除了房子车子旅游这些物质条件之外，是否也包括了摆脱父权制的“新规则”，包括了那个病猫不必非得成为雄狮也能保有尊严的世界？而反过来，在开放包容、互帮互助的母系乌托邦的光明未来之外，是否也存在着一个更下沉的、更加为命运所缚的现实，在那里，苦难和矛盾已经如此深重剧烈，以至于不再有沟通与调和的余裕，而必须走到头破血流、你死我活的地步？
从《雄狮少年2》的2009年（北京奥运会后一年，上海世博会前一年，集体主义的尾声与全球化的高光）到《好东西》的后疫情时代，我们的世界见证了集体叙事愈发瓦解为若干互不重叠的同温层；在这一意义上，电影之间的对立只是对外部社会的忠实映现。共识屈指可数，争议成为常态，空气中弥漫着暴力的氛围，斗争与倾轧随处可见——两部包含网络暴力情节的影片在现实中各自遭遇了不同程度的网暴，足以说明问题。
面对这样的现实，邵艺辉相信流行语和童话的模范作用能带人们脱离旧规则而解放想象力，孙海鹏则在承认规则本身难以撼动的前提下，渲染一出“逆天改命”的戏剧；二者的姿态何者更恰当、更能激励人心，很难简单地判断。《雄狮少年2》在男性化视角下对底层困境相对粗浅的堆叠，有多大代表性值得商榷；而《好东西》也未必就更加悬浮，毕竟比起前作所兜售的全然真空且刻奇的“上海神话”，此片中的诸多写作细节——街头齐唱的人们，王铁梅曾经的记者工作，不能被提及名字的女性——都体现出了创作者对更广阔的社会现实的更为精进的考察。
而这两部影片、两种姿态的坐标中点，或许正是年初春节档的《热辣滚烫》（2024）：带着触达更普遍、更下沉的大众的野心，贾玲不惜以近乎真人秀的笨拙方式呈现瘦身蜕变的奇迹，在拳击场上为那些受尽屈辱和欺凌的老实人“赢一次”，但同时也没有陷入对强弱胜负的过分执着。全片最动人之处莫过于，尽管身材前后大幅变化，有了貌似凶狠的肌肉线条，但贾玲作为演员/角色的声音却依旧未变，带着极具特色的一点软弱和胆怯——我们知道这还是以前的那个她，没有因为变强而成为一头“雄狮”，也不必如此。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