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地用血难何解？

异地用血难何解？

近年来，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和医疗需求增长，血液供需矛盾日益突出。特别是在异地用血方面，许多献血者在急需用血时却面临重重困难。本文通过多个真实案例，揭示了异地用血难的问题，并探讨了可能的解决方案。

真实案例：献血者异地用血遭遇困境

陈浩今年25岁，是广东省某高校一名研二的学生。从2020年开始，他基本每年都会无偿献血1～2次，迄今已先后献过5次血，每次400毫升，累计2000毫升。然而，当他的奶奶在老家江门市某县城因摔倒导致大出血需要输血时，却遇到了难题。

2022年8月，青年志愿者和爱心人士积极参与武汉“热血百团季·互助英雄城”大型公益献血活动。图/视觉中国

陈浩的家人被告知，因为没有在当地献过血，无法使用医院的血液。无奈之下，陈浩只能让当地朋友无偿献血400毫升，才能为奶奶输血。这种经历让他感到非常困惑和不满。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林悦身上。林悦从2007年起就开始无偿献血，2010年后基本每年都在苏州市下辖的两个县级市献血。然而，当他的女儿因腹部疾病需要在苏州市一家公立儿童医院进行微创手术时，医生却要求他提前备400毫升血液，否则手术时间可能延后。

血液供需紧平衡是根本矛盾

国内一位从事临床输血和血液安全研究的权威专家指出，异地用血存在“堵点”，背后更根本的矛盾是血液供需紧平衡。目前，国家的法律中，并未有任何针对异地用血的限制性条款。血液供应跟不上血液需求，因此，会出现异地献血者难以优先用血的问题。

江西省宜春市上高县人民医院输血科主任袁志军表示，其所在医院近两年临床用血有所增加，血液供应处于紧平衡状态。每年寒暑假期间，缺血问题就比较凸显。袁志军所在县城有献血屋，当患者需要用血时，一般医生会动员家属献血。“大部分家属同意。”他说，在上高县献血的大多是本地人，如果在异地献过血，本人及直系家属、配偶到上高县治疗时需要输血，医院也会优先保证病人能用上血。“对危重症患者，可启用紧急绿色通道，采取县市联动方式与血站沟通解决。”他说。

北京中医药大学医药卫生法学教授邓勇表示，血液调配难的原因在于，一是血液资源分配不均，各地献血率和用血需求不平衡；二是各地血液中心信息未能共享，导致调配效率低；三是缺乏全国统一的血液调配机制。

不同区域的血液调剂，并不容易。天津市血液中心的工作人员表示，比如想在天津和河北石家庄之间调剂血液，需通过两地省、市卫健委审批，还要在国家卫健委备案。袁志军表示，上高县只有一家中心血站，中心血站有应急用血的调配机制。如果上高县血站血液库存量不够，就需要从宜春市调剂血液。如果需要调剂的血液超过1600毫升，还需要经过宜春市卫健委的同意，这种调度实际发生的概率并不高。

献血量增长但仍供不应求

2023年，全国有1699.2万人次无偿献血，献血量达2892.1万单位，较2022年分别增长5.9％和4.8％，献血人次和献血量均创历史新高。然而，为何献血量和献血人次都在增长，但血量还是不够用？

专家认为，导致血液供给紧平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各地医疗机构的扩张，导致血液需求量不断上升；医疗技术水平的提高，使得原来一些无法手术的病人可以进行手术治疗，病人用血量随之增加。

武汉市某三甲医院的一名重症科医生表示，他在临床上遇到不少需要输血的患者，比如那些因为大面积创伤而大出血的患者、凝血功能差的患者，或者需要做血浆置换的病人。血浆置换的病人，一般一次手术至少需要输血2000毫升。其所在科室，血液供应很难百分百满足。临床上给患者输血时，一般要先和医院输血科打报告，报告能否通过也有一定限制。

武汉市某三甲医院一名急诊科医生表示，医院对输血的限制是动态变化的，医生给病人输血，需要和医院的输血科沟通。该急诊科医生表示，血液有保质期，如果存量充足，也要尽快用掉，血量储备不足时，则需限制用量。比如，当地血站血量紧张时，医院会给出“输血者本人或直系亲属、配偶近期有献血经历”等限制，血量没那么紧张时，这些限制条件会被取消。

近年来，18～60岁的人群占比是在降低的。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使得适龄献血人群数量减少，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血液供给紧平衡的问题。虽然整体献血量在增加，但血液供给跟不上需求增速。

河北廊坊市中心血站红细胞库。图/视觉中国

建立血液调配新机制

2020年6月14日起，全国电子无偿献血证正式“上线”，实现了全国452家血站的信息互联互通。通过电子无偿献血证，献血者可以更便捷地查询献血记录，实现用血费用减免。但现实中，多地献血者异地用血的报销，仍需回到献血地。

《中国新闻周刊》以咨询用血为由联系北京、上海、天津等多地的血液中心，相关工作人员均表示，异地献血者在当地产生用血费用，需返回献血地报销。全国各地报销政策不一样，以献血地为准。

2019年，发表在《中国输血杂志》的一项研究曾提到，近年来，出现了大量献血者献血和用血不在同一个城市的现象，使异地报销用血费用的问题愈发棘手。同时，由于异地报销用血费用流程烦琐、投入时间太长、精力太多，会导致献血者的再次献血积极性降低。尽管目前血费异地报销工作已在各地初步开展，而且开展了很多方向性探索工作，但由于全国献血信息未能完全实现联网，大多献血者仍未能完成用血费用异地报销。

北京市社科院副研究员王鹏建议，在某地短期血液需求增加的背景下，能否探索形成一套总的联动机制；针对无偿献血者，能否设计一套献血积分机制，在外地如果出现突发情况，自己或者直系亲属急需用血时，可以从相应积分中扣除。

据媒体报道，2007年，安徽省建立了全省联网的血液管理信息系统。安徽省血液管理中心主任范文安表示，各地市血站向省会用血量大的血站调配血液，每个季度有一定血液往合肥调，这也解决了合肥市血液供应紧张的矛盾。王鹏建议，未来各地可以考虑以区域为核心，建立一套对应动态信息系统，以实现血液供需的动态平衡。这一区域应覆盖临近省、市，比如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区域。从长期来看，解决血液供需紧张的办法仍是鼓励更多人无偿献血。

“联网与否，血液供需问题都存在。互联网只能解决从1到2的问题，并不是0到1的解决方案。”前述从事临床输血和血液安全研究的专家称，异地用血存在的问题，会加剧血液供应不足，形成恶性循环。

邓勇表示，国内献血率在全世界排名较低，且由于对献血的误解和恐惧，愿意无偿献血的人相对较少。在前述专家看来，国家无偿献血实施以来，整体发展不错。但如今，已到了探索新机制的节点。在血液调配方面，英国、加拿大、日本等国家从原来的“块块”模式，改为如今的“条条”模式。国内要解决血液供需矛盾，可参考这种做法。

该专家进一步解释，这两种模式的差异，在于内部管理方式不同。“块块”模式，即每个省份的血液归各自管理，效率相对比较低，会产生各个省份“分灶吃饭”的弊端。一些省内的血液中心和地市级血液中心也是“分灶吃饭”，省内互认并不完全。“条条”模式，相当于建立一个自上而下的管理体系，比如设置国家血液中心，国家血液中心在各个省设置分支机构，各省血液中心再向下级城市设置分支机构。“这种模式下，很方便对血液进行集中化检测和不同区域调剂，可以降低政府部门的实际投入成本，从而改善‘分灶吃饭’问题。”刘忠说。

该专家表示，如今，每个血站都有自己的实验室，如果考虑集中化检测，可以大大降低在实验室方面的投入成本。刘忠团队今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发现如果对血液样本进行集中化检测，大约能减少30％的资金投入。而节约下来的资金投入，可以投入到激励更多人无偿献血的鼓励措施上。

该专家介绍，在应用“条条”模式方面，目前大陆地区只有海南省在尝试。推行“条条”模式后，海南的血液供给问题有了一定缓解。其他省份如果想进行这方面的改革，需要多个部门的配合以及顶层设计。

据《海南日报》2022年报道，该省2016～2021年，全省采供血量实现连续6年增长。海南省血液中心主要负责人介绍，该省建立“政府主导、多部门协作、全社会参与”的无偿献血长效机制，在全省建设“中心辐射型”采供血网络，以海口为中心，向全省各市县辐射，设立三亚、儋州、琼海三个分中心及文昌、屯昌、五指山等六个供血库，逐步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覆盖城乡”的血站服务体系。

如何长期解决血液供应紧张问题？邓勇表示，要提高公众对献血的认识和参与度，培养献血文化；其次，建立健全血液管理机制，通过对献血、保存、运输、使用、废弃等各环节的具体规范，提高血液使用效率；再次，完善血液调配机制。原则上确保各地各节点常态化存有各基本血型的血源，以省级的血液中心或中心血站负责统筹调配运输。

中国医学科学院输血研究所副所长刘忠表示，现在国内很多省份在探索鼓励无偿献血的新机制。比如“三免”政策，即荣获无偿献血奉献奖、无偿捐献造血干细胞奖的献血者，可按照当地政策享受免费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免费游览政府投资主办的公园和免交公立医院普通门诊诊察费。

“在呼吁开源的同时，也要注意节流。”刘忠表示，节流包括两种模式，一是通过新技术减少手术出血量，比如需要手术时，考虑微创手术，或通过药物治疗替代手术治疗；二是让患者考虑自体输血，即采集患者自身血液，经过储存及处理，在术中或术后需要时再回输给患者。

不过，西安交大一附院肝胆外科主任仵正分析说，术前患者自体备血、术中自体输血这两种办法在临床上实施起来比较难，因为现在术前住院日都较短，病人储血机会在降低。术中自体输血也因为费用、耗材等因素受到一定限制。

在刘忠看来，血液工作的社会属性很强，需多部门合作、全社会参与，同时对参与的工作人员的责任心、能力等方面的要求较高。现在需要新的运行机制，更好应对新时期医疗健康对血液的需求。